赵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当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播音员这悦耳、动人的声音时，心潮常常激起波澜，不由地回想起自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时的情景。那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那富有陕北地方特色的窑洞，那被视如生命般珍贵的广播机，那通过无线电波穿云破雾几乎传遍整个中国的革命的强音，都使我深深缅怀，终生难忘。
1941年初夏，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又掀起反共高潮。我当时正在八路军通信兵最高学府——通信学校一中队学习报务。一天，校长程明生把我和李义忠、肖林三人找去，对我们说：“组织上决定调你们到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机务调配员工作。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我军新建的唯一的广播电台，是鼓舞人民、团结友军、抗击日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希望你们到那里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听到“新华广播电台”“机务调配员”这陌生的单位、新鲜的工作，我们三人相视而望，心里似乎都没有把握。“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程校长像是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又和蔼地问道。没等我们回答，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又对我们说：“广播电台主要是搞语言和文字的，对你们来说确实比较生疏，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组织上考虑你们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无线电机务又比较熟练，只要下苦工夫学，不怕搞不好。”首长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此时，我们三人又相视而望，彼此的脸色好像都在说：还犹豫什么，该向组织表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一齐起立，向校长报告说：“是！服从组织分配，坚决完成任务！”程校长笑容满面地把我们送到窑洞门外，和我们一一握手，临别又一再嘱咐：“好好干！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当晚，龚队长宣布了我们三人调动的决定，同学们都向我们投以羡慕的目光。第二天，一些要好的男、女同学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离通信学校四五里外的“新华广播电台”。
到广播电台报到后，政委周婉白、台长傅英豪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周政委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总是笑嘻嘻的，一口安徽腔。傅台长中等身材，白白的脸庞，浓眉大眼，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我们一见面，他操着一口京腔说：“热烈欢迎你们，古人言‘后生可畏’，新生力量充满着希望，革命的广播事业就要靠你们发展壮大！”台长的一番话仿佛像一团火，把我们的心烘得热呼呼的，使我们拘谨的心情顿然消失。接着傅台长向我们介绍：新华广播电台是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于1940年10月开始筹建的。据说，周副主席因骑马不慎跌伤，中央送他到苏联治疗和休养，他在苏期间仍然关心着广播电台的筹建问题。经与苏联政府协商，搞到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语言发射机，周副主席养伤结束后亲自护送机器归国。途经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防区和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层层障碍时，正是因为周副主席的威望和机智，得以化险为夷，使机器胜利运回延安。广播电台取名为“新华”是为了与新华通讯社相一致，共同成为党的政治喉舌。它的呼号为CXR，其中C是指英文“中国”的第一个字母，X是英文“新华”的第一个字母，R是英文“电台”的第一个字母。傅台长说：电台经过几个月的筹建，当前正在进行试播。你们来了，要积极学习，迅速掌握技术，争取最近就正式广播，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听了台长的介绍，我们三个人的心情十分激动，进一步认识到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小鬼们，现在日、伪和国民党对我们陕甘宁边区实行疯狂的封锁。蒋介石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天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造谣惑众。他们制造了亘古未有的大冤案——皖南事变，反而混淆是非诬蔑我们。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电台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你们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掌握技术，另一方面也要树立与困难作斗争的思想。”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广播电台来之不易，它凝聚着党中央的心血，是人民广播事业创始的摇篮，咱们要舍命干才行啊！”
领导接见后，我们即被分配到机务调配组，渐渐熟悉了全台的情况。
我们的广播电台设在延安西北30多华里的川口附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沟，当时可以称其为通信沟。因为进山口十多里路就是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枣园；顺山沟再走十多里路到川铺，这里是军委三局（总参通信兵部前身）所在地，靠近三局是通信修配厂，再往里走上五六里路就是通信学校，通信学校对面的山坡下是军委无线总电台，再顺山沟向西北走四五里路就是我们的新华广播电台。山沟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终年不断地流淌着碧清的河水，曲折蜿蜒地与延河相汇合。在这条小河的两岸，有枣园、桃园、梨园，四周的山坡上有一片片、一层层良田菜地。每到春天，两岸花香四溢；秋季，一片丰收景象。新华广播电台在这小河南岸的山坡上。小河对我们电台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的生产地靠它浇灌，夏天洗衣、洗澡、游泳，冬天滑冰都离不开它。每天傍晚，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到河边散步、看书或谈心，随时可欣赏两岸秀丽的景色。
广播电台的建设者们在小河南岸的山地上挖成了三层三排窑洞。第一层是利用地面30多公尺高的山石，挖出了两间大面积的石窑洞。石窑洞既能预防日本鬼子的空袭，又可防止敌特从地面进行破坏。这两间石窑，一间作为电源车间，另一间是广播机房。电源车间的发电机是靠一部汽车引擎带动的，引擎发动的燃料则是靠木炭炉供给的一氧化碳。广播机房的正中安置着10千瓦的语言广播机，看到这庞然大物，就使我们对敬爱的周副主席产生无限崇敬的心情，激发奋进的斗志。一进窑门的左边，安放着一部500瓦的文字广播发射机，它是我们军委三局自己制造的。新华社对国内、国际的电讯就是通过这部机子发射出去的。在这两间石窑的背后和对面，各有一座狭窄而突立的、二三百米高的山峰，我们利用这两座山峰的有利地形架起了两条既隐蔽而发射性能又良好的天线。长长的梯形馈线悬挂在天线上，美似织锦，壮如彩虹。我们广播电台就是通过这两根天线向全中国、全世界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同凶恶的国内外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线发出的电波，恰似五彩缤纷的经纬线，在祖国的上空、在人民心中绘织出抗日战争定将胜利的宏图，绘织出新中国未来美好的前景。第三层窑洞的最西南头的两间土窑洞，是播音室和发报室。为了保证安全，这两间窑洞是用粗硬的木梁支撑着。播音室里还特地挂起了边区自己生产的灰色棉毯作为消音装置。新华广播电台设台长、政委各一人，机务调配组四人，播音组二人，报务组三人，电源组三人，文化教员、通信员、收发各一人，警卫排30余人。由于人少，一些文书档案之类的秘书工作都是由台长、政委亲自动手。在专业人员实际只有十多人的情况下，新华广播电台就创办起来了。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当时精兵简政方针的正确。
我们所在的机务调配组的组长名叫唐旦，是一位30岁出头、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干净整洁军装的女同志，她讲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待人热情大方。她和丈夫傅英豪同是30年代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的高才生，在技术上很有一套。唐大姐看见我们因业务生疏而流露出急躁情绪时，便安慰我们不要着急，同时热情地指导、帮助我们，有时甚至是手把手地讲解、辅导。在唐组长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的学习兴趣愈来愈浓，常常为钻研技术难题而废寝忘食，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通过这样持续不断的勤奋学习，我们很快掌握了初步的机务调配技术和广播机的机务原理，以及一些机务装配技术，这对我以后参加组建我军第一支无线电话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试播筹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报请军委三局批准，决定了正式播音的方案。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为CXR，每周广播三次，每次广播是在当日的下午和晚上，同时用国语和日语各广播一次。在语言广播的同时，用国际通码向世界各国播发新华通讯社电讯。国语和日语播音均由女播音员担任，国语播音员肖同志是新华通讯社吴冷西同志的未婚妻，日语播音员是一位日本籍女同志，据说是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也是我们通信学校程校长的妻子。这两位女播音员的音质都很好，吐字清楚，发音准确，善于把思想感情贯穿于播音之中，使人听后爱憎分明，充分体现了语言广播的魅力。新华社电讯稿是由一位报务主任和两名男报务员担任拍发工作。
经过全台同志的共同努力，在我们三人到台工作的一个多月后，新华广播电台就奉命正式播音了。这一天，国语播音员小肖端正地坐在木椅上，面对话筒，满怀激动的心情，扬起脸，用她那甜美而又高昂的嗓音说道：“这里是新华广播电台，CXR，这里是新华广播电台，CXR，现在开始播音！”与此同时，日语播音员也用日语将同样的内容播出。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仿佛看到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革命之音伴随强大的电波，飞向解放区，飞向敌后抗日根据地，飞向敌人巢穴，飞向海外，它像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大显神通：鼓舞了抗日军民，激励了友人，震撼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打击了日、伪汉奸。大家在播音室前高兴得欢呼跳跃！
1941年10月，新华广播电台在山坡下的篮球场上，隆重召开了庆祝建台一周年大会。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刘寅副局长、三局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本台工作人员近百人，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大会。因为我平时爱好文艺，被同志们选为电台俱乐部主任，这次大会就由我担任了司仪。10月的陕北已经寒气逼人，但是与会人员全都精神抖擞地坐在场地上，秩序井然。会上，王诤同志代表三局表示热烈祝贺，本台工作人员代表发了言，最后，我们登台表演了自编的节目。这些节目反映了全台人员的共同心愿，那就是继续奋斗办好广播，让延安的声音不停地传遍全国，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调出新华广播电台，参加了组建第一支无线电话队的工作。新华广播电台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新华广播电台仍在转移途中坚持广播，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新华广播电台的功绩永载史册！
（王德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