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茂清
1947年10月民主同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后，沈钧儒等赴香港恢复民盟总部，而民盟主席张澜则留在上海，筹集资金，接济总部活动，并策动西南军政首脑邓锡侯、刘文辉等伺机脱离国民党政府。由此，引起蒋介石的妒恨。上海解放前夕，恰值张澜、罗隆基因病在虹桥疗养院治疗，蒋介石便指令上海警察局长毛森，严密监视张、罗，必要时加以处决。
中共中央得悉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上海局地下党，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虎联系，设法营救，并称杨虎是靠得住的人，在上海军警部门有熟人。
杨虎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在反袁护国斗争中功绩卓著，曾任大本营海军处长、大元帅府警卫总队长，亦曾与共产党作对。淞沪之战中，任警备司令的杨虎出于爱国良知，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组织所部奋起抗击日军，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不再予以重用，仅委以监察委员的虚职。杨虎由此对蒋介石怨在心头。
抗战期间，周恩来对杨虎作了大量争取工作，杨虎日益趋向进步。内战爆发后，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撤离时，杨虎设宴饯别，周恩来希望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保持联系，共图民主大业。他欣然允诺，发起组织了“兴中学会”，推动沪上的爱国民主运动。
当中共地下党与杨虎联系，请他帮忙营救张、罗时，杨虎慨然应允，把这一任务交予自己的老部下、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大队附阎锦文及队员庄儒伶、潘云龙执行。
1949年5月9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命令三大队拘捕张、罗。阎锦文以张、罗病重，断了针药有生命之危为由，提议就院监守；大队长聂琮（军统）则力主把人抓来，关押司令部看守所。双方各执一词，何龙庆一时拿不定主意，要阎、聂先去疗养院看一看，视情况报请上峰定夺。
至虹桥疗养院门外，聂琮恰遇一位相识的妓女，缠着他要去“白相”。阎锦文顺水推舟，赶忙说：“以后恐怕难有这种机会了，大队长只管去吧，免得辜负了这位小姐。至于那两个人，大队长如果信得过，就交由我去处理，保证他俩插翅难飞。”聂琮本是个好色之徒，便一口同意，随那妓女而去。
阎锦文闯进疗养院，见了副院长郑定竹，声言要把张澜、罗隆基带走。郑定竹倾向革命，不满蒋介石专制独裁，对张、罗两位民主人士的斗争精神深为敬仰，与之交往甚频。他见军警来捕人，认为这一去凶多吉少，必然再现李公朴、闻一多悲剧，于是挺身而出，仗义救助。郑对阎锦文说：“两位先生患的都是重病，入院后一直由我负责治疗，每天要输液，有时还要接氧气，离开医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请准予就院监守，以便继续治疗，对病人负责到底。”此言正中阎锦文下怀，便说：“你能担保两人不会逃走的话，可以考虑。”郑定竹斩钉截铁道：“可以，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当即写了担保书。阎锦文将张、罗安置在206号病房，指令跟随来的王南山等三名队员住在205号，昼夜轮班看守，并将就院监守一事报告了警备副司令周力行，并获准同意。聂琮得知周副司令同意了，自然没有话说。
此后，按杨虎叮嘱，阎锦文以检查监守为名，几乎每日去疗养院，行暗中保护张、罗之实。为掩人耳目，每至疗养院时，阎总是吆五喝六，凶相毕露，吓得医生、护士不敢仰视。
5月12日，解放大军发动对上海蒋军的攻势。杨虎预感到国民党当局撤离上海之前必然要对张、罗下毒手，于是要阎锦文向张、罗言明真情，以便取得他们的配合。不料，阎向张、罗表明营救之意，两人却不屑搭理。阎锦文只得直言相告说这是杨虎交给的任务，并告之自己与杨虎的关系，两人仍不置可否。阎锦文又把杨虎的电话号码交上，要他们直接与杨通话释疑。张、罗恐误入圈套，累及杨虎，拒不通电话。
与此同时，郑定竹也在设法营救张、罗。他先是请老朋友、美国驻沪总领事多次来院探望张、罗，以扩大影响，使国民党当局不敢贸然加害；继而策划避过看守的特务，在夜间从疗养院后边门逃跑。张、罗一则虑及上海已戒严，难以逃出魔掌，更担心一旦事泄，郑定竹一家受株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管郑定竹如何劝说，两人只是不从。
5月14日早上，军统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派下属王新衡至警备三大队，督促人去疗养院暗杀张、罗。聂琮乘阎锦文不在之机，交代上尉刘光祺草拟行动计划，决定在次日晚上动手。只是计划书刚送上去，恰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兴起，国民党当局恐张、罗被刺传扬出去，酿成更大反抗浪潮，故而临时取消了在疗养院行刺的计划。14日下午，王新衡又来三大队，指令阎锦文以转移为名，把张、罗秘密载运至吴淞口外，绑石沉江，但具体执行时间另行下达。
阎锦文赶忙向杨虎报告了这一消息。杨虎分析，军统惯于杀人灭口，阎锦文载运张、罗至江边后，必被一起杀害。事不宜迟，必须尽快作出决断，杨要阎接到执行沉江命令后，在途中将张、罗转移至安全处，转移地点有三：环龙路59号杨虎寓所；西爱威斯路杨虎岳丈家中；贝当路咖啡厂杨虎亲家陈经理宅邸。从杨虎处出来后，阎锦文又约见庄儒伶、潘云龙，敲定了转移计划的每个细节。
四天以后，何龙庆下达上峰命令：“因局势日益不利，做好随时撤离准备。”看守张、罗的王南山等三名特务均是聂琮的亲信，阎锦文决计先设法支走他们，便去疗养院向他们转达随时撤退的命令。不出所料，三人正愁眉苦脸，连称十多天没有回家了，急于要回去安置家小等。阎锦文知他们一是怕解放军打过来逃不及，二是趁撤退前想再捞一票，便说：“你们多日辛苦，不能出疗养院大门一步，是应当回去作点准备。庄儒伶、潘云龙家小都不在上海，说走就走，一无牵挂，就让他俩接班。”三人千恩万谢，兴高采烈而去。
5月23日，人民解放军突破蒋军纵深数十里防线，直逼市区。24日上午，王新衡直达三大队，交代阎锦文：“今晚10点整，将张澜、罗隆基运至十六铺码头，连车带人上一○二号汽艇，我在那里专等。”
待王新衡离去，阎锦文马上驱车赴疗养院，告诉张、罗当晚转移。见两人仍疑虑不信，阎锦文急了，要他们立即与杨虎通电话证实。是时，因蒋介石三令五申逼杨虎去台湾，他已隐藏别处，由夫人田淑君回话说：“阎锦文是啸天（杨虎字）派的，听他的话万无一失。”张、罗这才深信不疑，道歉再三。阎锦文叮嘱他们，从现在起，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不要出病房门一步，隔壁两个新来的看守是自己人。他又严令庄儒伶、潘云龙荷枪实弹守卫在走道上，不许任何人进入206号，如有强行闯入提人者，可格杀勿论。
阎锦文又去疗养院内外转了转，未发现有便衣特务，随即与田淑君联系，告以今晚实施营救，得手后赴环龙路59号，要求接应。
夜间9点刚过，阎锦文全副武装，独自驾驶警车，直驶虹桥疗养院，至病房楼前戛然刹住，快步上楼，冲进206号，拔出手枪，厉声喝道：“张澜、罗隆基快起来，跟我们走！”庄儒伶、潘云龙一人押着一个走出病房。正在这时，郑定竹闻讯赶到，上前拦住说：“我已具结了担保书，为什么还要抓人？”阎锦文调转枪口：“奉命转移，你敢阻拦？要你的命！”将他一把推了个踉跄。
张、罗两个被带下楼，塞进车子，郑定竹满脸怒容紧跟不舍，阎锦文猛然想起担保书还在自己手中，便掏出掷还给郑，以防万一不幸落入他人之手，特务们来找郑的麻烦。随着发动机一阵轰鸣，警车呼啸着驶出疗养院大门。
黑暗中，警车风驰电掣奔向环龙路。当时，各交通要道口都已设有路障，哨兵严加盘查，阎锦文熟记当夜口令，从容应对，所以通行无阻。拐上环龙路时，又遇蒋军巡逻队高喊停车，称夜间往来车辆一律接受检查。阎锦文出示从周力行处搞来的特别通行证，说车上一个是自己父亲，另一个是胞兄，系奉命随军撤退，先送去机场，巡逻队不疑而放行。
警车至环龙路59号，大门缓缓开启，阎锦文将车驶入院内正要下车，猛然见众多便衣在四周，还有一个国民党警官，不禁吃了一惊，摸出手枪准备拼个你死我活。这时田淑君迎了出来，连称这是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此负接应之责；那警官则是与地下党早有联系的代理警察局长（时毛森已逃跑）陆大公派来，意在一旦有军警进来搜查，设法保护。
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进客厅，互相寒暄问候，兴奋之情难以言状。大家在谈笑中迎来了黎明，适时苏州河南岸的市区已为解放军攻占。张澜打电话给郑定竹，告之已安全脱险，要其尽快前来相见。郑定竹急匆匆带着药箱，直奔杨宅，抬眼见到阎锦文，不禁一怔，经张澜介绍，方知都是自己人。郑风趣地说：“阎队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唱得还真像。”在场的人听罢，大笑不已。
蒋介石得悉张澜、罗隆基失踪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军统是一堆饭桶，下令悬赏通缉，又令军统局行动科长朱山猿追捕阎锦文。朱山猿潜伏上海，妄图伺机杀害阎锦文及其家属，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处决，这是后话。
5月29日，张、罗致电毛泽东，庆祝上海解放，并云不久二人将同赴北平聆教。6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张、罗来北平极表欢迎。嗣后不久，张、罗前往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