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元
1945年8月10日，我们从电话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先是觉得来得突然，还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在1943年，重庆曾发生过一次满城传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当时，官方还看不出什么动静，可是社会上已经传说纷纷了，市场也已发生了骚动。最后经查讯证实，才知道是一场空欢喜。原来西方每年4月1日是愚人节，一个英国路透社记者编排了这样一则谎话来愚弄人的。
当8月10日的消息传开后，电话特别繁忙，我们首先开始注意蒋介石、侍从室、军委会、国际宣传处、美军总部、军统局等电话。是戴笠第一个向蒋介石报告了从沦陷区传来的情报，随即又由美军总部证实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重庆立即传开了这一特大喜讯。
蒋纬国正在重庆，他打电话问我：“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是否有其事？”我说：“在这一天中听得到的消息已完全证实无讹。”蒋纬国在电话中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南京度中秋节了。”
整个重庆沸腾了，酒楼饭店满座，到处鞭炮齐鸣。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共乘一辆小轿车，由曾家岩官邸出发，经中一路、中二路、中三路、中四路、通远门、都邮街、小粱子、凯旋门等闹市区兜了一圈，以示庆祝。
蒋介石在这几天中，不打长途电话了，而是不停地用长途专线打市内电话。一次，蒋介石与戴笠通话说：“雨农，你赶快把所有电台都联络上，现在联系上的有哪些？”戴笠回说：“报告委员长，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广州等地一直在联络。”蒋介石又说：“你要把所有电台赶快联络上。”戴笠说：“是啰，我已叫魏大铭立即办理，马上把已联络上的地方名单送来。”
蒋介石在打电话给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时说：“你马上拟一电报发给庞炳勋，用我的名义叫他一定要严守防地听候改编。”在这几天中，蒋介石连续几次分别打电话给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次长刘斐，都提到发给庞炳勋电报事，并和徐永昌商定，要先行发表庞炳勋的名义。对于华中、华南、华北各个敌占区，蒋介石在电话中挨个点名，询问电报发了没有，又强调了能先发表名义的要先发表，动作一定要快，要尽快抢时间。
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话说：“军令部交来的电报，你们一点不能耽误。”戴笠说：“凡是军令部送来的电报，都是随到随发。”戴笠接着又说：“上海、南京的复电委员长看了吗？”蒋说：“知道了，给华中派遣军冈村宁次的电报要派妥当的人送去。”戴笠回说：“据魏大铭报告，是由南京台台长亲手交给冈村宁次的。”
在那一个星期中，蒋介石每天不停地打电话给军令部、军委会办公厅和戴笠等，都是为了打电报给敌占区伪军头目之事，中心内容就是叫所有伪军都要“原地待命，严守防地，听候改编”，而且电报一律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名义发出。蒋介石在每次的电话中，都反复强调要“用我的名义发出”。
关于上海的部署，蒋曾在一个上午和戴笠通了七八次电话。蒋介石要求不仅立即用电报通知，而且要就近（如屯溪等地）派人兼程赴沪进行部署。
蒋介石在打长途电话给昆明的何应钦时说：“立即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推进至湖南芷江，准备进驻南京受降。”又补充说：“全部用空军急速空运。”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还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上海是蒋介石最重视的地区之一，蒋介石特为命令钱大钧把市府各局局长名单拟好送来亲自审核，蒋介石亦亲自划定人选，如宣铁吾被蒋圈为警察局长。
钱大钧把一些很有名望的专家罗致为市府的局长，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原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公路专家）、公用局局长赵曾珏（原交通部邮电司司长）、教育局局长顾毓琇（原教育部次长）、财政局局长俞鸿钧（原财政部次长）、卫生局局长王祖祥（卫生专家）等。
钱大钧为了在上海地区指挥方便，特向蒋介石要求兼管上海地区的所有军权。蒋介石于是照批不误，下令钱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立即保荐他的连襟李及兰为淞沪警备副总司令。
1945年8月21日，侍卫长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我说：“已和交通部商定，你先回南京准备。”第二天上午，电信总局局长朱一成通知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派你随同京沪区电信接收委员安钟瑞、计舜廷、尤箕照等人26日乘飞机先回南京。”8月23日8时许，我赶到范庄附近的钱大钧公馆，向他报告了我26日搭机先行回京之事。他说，日内将率领市府各局局长及接收人员径飞上海。为了今后工作交往，我乘机向他探询继任侍从室主任是何人。他回答说：“恐怕不会另派侍从室主任了，以后统由俞济时侍卫长负责。”
1945年8月26日，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停了十多架“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中央各院部会的第一批复员回京的接收大员，从不同地点汇集到了机场候机室。这一天，所有的人员将分乘客机，飞赴湖南芷江再转赴南京。
我是以协助接收电信业务回南京的，同行的还有电信工程师侯楷，京沪区电信接收委员安钟瑞、尤箕照、计舜廷，还有一名电信总局代表胥惜吾，一共六人。所有回京接收人员，都领到一笔为数不小的复员费。
26日中午，飞机抵达芷江。
到达芷江的，除了各院、部、会之外，还有国家企业机关等部门的接收人员。这些人级别也不低，司、部一级的官员遍地都是。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急待回京的。如果以轻重缓急的次序来安排，或以头衔地位来排队的话，那么我们这一批人起码要到9月初才能挤上飞机。
在芷江，飞机接转的安排，统归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中将会同交通部特派员（技监）韦以黻两人统一调度安排。我们几位电信接收大员就商量着怎样找门道。我说：“要想提前走，就要分头想办法，我去找陆总蔡副参谋长，你们得去找交通部韦特派员才行。”于是我们分头行动，我到“陆总”，见到蔡文治副参谋长，第一句就说：“定公（蔡文治字定武），恭贺你高升了。”蔡说：“没有什么，还差得很。”我又说：“何以见得，已经是中将副座了，还差吗！”闲聊了一番之后，我说：“定公，听说我们要排到下月份的飞机，是否可以提前？”他回说：“你想什么时候走？”我说：“不是我一人，还有交通部电信接收委员，连我六个人。”他犹豫一下说：“等我再和韦技监商议一下。”我说：“那边已经说过了，就请定公一起帮帮忙吧。”这是8月28日的事。
8月29日，我们一行六人就登上了飞机。
一到南京，我们在街头溜达，只见一队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在街上巡逻，驻于李公祠等处的伪军也处于戒备状态，汪伪宪兵也到饭店旅馆等公共场所检查。一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一队日军仍然在雨中迈着正步，看来气氛仍很紧张。这些行动，无非是在“国军”未到前的一种紧急措施罢了。不几日，新六军陆续空运来京。9月9日这一天，新六军将美式装备全部亮出上街游行。
接收中，南京呈现一片“升平”景象，闹市区的酒楼菜馆天天满座。国民党不少中上级军官都混迹于酒楼妓院之中，八年的艰辛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当时南京市内的电话容量是极其有限的，非军政机关或高级官员公馆，一般用户是装不上电话的，而新六军一个师长居然为一名歌女在私宅中装了一部自动电话。
京沪区的电信接收委员未到南京以前，已由上海电信局局长郁秉坚派上海局业务处处长李桐，率领一批人员在南京接收。我们抵达后，他们即交代由我们径向日方“华中电信株式会社”洽商接收事项。接收大员们指挥调度，批批公文，我们则负责具体接收业务和被接收人员的安排。
不久，交通部发表了三个电信接收委员的名义：安钟瑞为交通部第二区电信管理局局长，计舜廷为南京电信局局长，尤箕照为交通部武汉电信局局长。我被任命为交通部南京电信局话务科科长，并暂兼交通部第二区电信管理局话务科科长，管辖苏、浙、皖三省话务。
1945年10月下旬，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廷接重庆交通部发来的电报称：“命王正元克日赴沪待命。”计舜廷立派总务科科长到中航公司挤来一张飞机票。上午接的电报，下午4时搭乘飞机，45分钟后即抵达上海了。计舜廷和我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即将莅沪的信息。
我到上海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及侍从室人员一行，分乘三架飞机到达。他们在沪杭两地视察游览了一周多时间，尽兴之后，才乘一列全部为卧车车厢的专列返回南京。
蒋介石、宋美龄到了南京，首先去谒了中山陵，然后回到了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官邸。这里一共敷设了四条长途电话专线，即蒋介石、宋美龄、俞济时、周宏涛。
蒋介石来南京的数天中，心情一直不好，情绪显得极为焦躁不安，经常发脾气。据蒋恒达说：“委员长来京后曾说，接收搞得太糟了。”蒋恒达还说：“到京后，委员长曾召集在京的高级官员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上，委员长说了一句话，既气愤又沮丧，话是这样的：我已是60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呢？你们这样乱来一气，如何得了……”我自己也遇到过一次。我来南京后，要处理一般性业务，头绪比较纷繁。蒋介石到京后，我立即搬进局内住宿，二楼是长途台，我就睡在三楼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晚间，把蒋介石的长途专线接到我的睡处。有一天的午夜1时许，蒋介石叫接长途专线电话，岂料接到我睡处的专线，被值夜班女话务员无意掐断，又由她们接转了。她们听到蒋介石专线叫出的电话后，就按照一般用户答问。在电话中，和蒋介石对说了一会儿，互不懂话。后来，她们好不容易在电话中听懂了蒋介石说的一句：“重庆来的人呢？”这样一说，她们才把专线又接到我的睡处。我听到铃响，伸手拿起听筒一听，知是蒋介石，我立即说：“报告委员长。”他一听我已来接话，在电话里大吼说：“你干什么去了，你这样地不负责，我要处分你。”我从未在电话中听过蒋介石这样大声吼叫。这时，我知道他怒气太大了，我仅说一声“是……”等他脾气发过以后，我才问：“委员长要哪里？”过了一会儿，他的口气似乎平静了些，说：“要重庆张文白。”我说：“报告委员长，重庆的长途电路还没有修复呢。”他又说：“要上海钱市长。”这时已近凌晨2点了。接通了钱大钧后，蒋介石仅在电话中问汤恩伯已否到达上海，随后就挂断了。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给蒋恒达副官，告诉他昨夜发生之事。蒋恒达告诉我说：“这两天委员长心情非常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好多人遭到训斥，有的甚至受到处分。你也要多加小心才是。”
幸好在几天后，重庆局话务员严继承调沪工作，途经南京时前来看我，并请我把他留在南京工作。严继承在重庆长途台时，我曾派他在“次要军话台”工作过一段时期，此时，我正缺乏人手，可说正中下怀。于是，立即电请交通部把他留京工作，交通部复电照准。于是，我即派严继承暂充长途台领班，并代值蒋介石长途电话事宜，我这才稍能脱得身来。
1945年9月上旬，陆军总司令部一到南京，我就找到蔡文治，请他在陆总发表我一个名义。我知道，战前的那些电话局局长，没有一个不找个靠山，以应付来自各方的麻烦，这就必须在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兼任一个名义职务，如参议顾问之类的。
当时，话务最繁，不仅主管全市电话，又要管长途业务，而且正在接收期间，大小军政机关，中上级官员住宅都要装电话，商人也在千方百计地钻营。如一个宪兵营长，或者一个警察分局的科长，要申请装置市内电话，我们知道，这是得了商人们的好处，假借自己的名义为商人装置的。因市内电话容量有限，我们真是不堪其扰，无法应付。有一次，一个连长级军官，为装市内电话，曾将电话局营业主任绑架。还有一次，两个勤务兵之类的人，声称电话接错了，冲进电话局交换室，把一位正在工作的话务员从座席上拖下来揍了一顿。类似的事屡见不鲜。
我把这些棘手的问题和盘向蔡文治说了，蔡立即点头表示答应。很快，即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名义发表我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上校电话监察官之职，用公报形式向全军通报。此后，我穿上了军装，挂上了上校衔领章，坐在电信局话务科办公室办公。这样虽然有点儿不伦不类，但却也灵验，那些经常到办公室吵吵闹闹的官儿们，看到我这个气派，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胡搅了。这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在我当四年话务科科长期间，一直是行之有效的。此后，蔡文治还特来南京电信局参观视察了一次。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前夕，军委会和陆总宣布撤销，同时成立了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冯衍被发表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蔡文治则派任北平军调处任参谋长。我的陆总兼职同归完结。
于是，我又赴国防部找冯衍，说明陆总撤销后，我的兼职着落问题，并提出要求冯衍在国防部继续给予名义兼职。冯允照办，并说：“你可直接上一签呈，由我签注意见，请总长（陈诚）批一下。”我就遵嘱上了一个签呈给国防部。冯衍在我的签呈上签注了很长的意见，大意是抗战中的经历以及为军事通信所作的贡献等，又签注把我的名义放在国防部第二厅。这个签呈先经次长林蔚加批“拟注如签”后，又呈送参谋总长陈诚批示：“以简任三级专员派用，余如签。”
从此，我又以国防部上校级专员的身份，从事电话业务工作。随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北平军调处蔡文治，告知其经过。他复信说：“已另函第二厅厅长侯腾和副厅长龚愚，请他们关照。”
就在蔡文治分别写信给国防部第二厅正副厅长不久后的一天，二厅副厅长龚愚打电话约见我，我当即趋往谒见。龚愚命我为其办一事，他说：“你把中共代表团驻京办事处每天发往上海的长途电话次数，以及发话人姓名与受话人姓名，全部列表送往国防部第二厅。”我也不知道他们要这干什么，但也不便多问，就照此办理。前后共计送了两次到三次，以后就没有继续送，而龚愚那边也没有继续要，于是就此作罢。
大约在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进行缩编，所有军事机关同时进行精简，裁汰冗员。我是一个既不到职，又无实际工作的纯粹冗员，当然是在裁汰之列。其时，已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冯衍被调往任“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我事先得知消息后，急函北平蔡文治。他径函林蔚参谋次长，请其保留我的职务，并分函侯腾、龚愚为我说项。经蔡文治活动后，国防部通知我把履历证件等送第一厅铨叙。约在1947年2月，全国部队缩编就绪，军事机关部门精简结束时，我又被任为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兼任一级技术员，这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任命的官职，较之以往仅系一纸命令的任命是大不相同的。我这个兼职一直持续到1948年8月国防部二厅撤离南京时为止。
所以，在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是脚踩三条船，即总统府第三局（前侍从室）、国防部第二厅和本职交通部电信局。我兼国防部职务并未向第三局报告。由于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工作起来顺当多了，从未遇到大的麻烦。
约在1948年3月底，行宪“国大”召开。“国大”开会期间，该会秘书处秘书长洪兰友聘请我为大会秘书处简派专员，交通部南京电信局又指派我负责“国大”会场通信事项。大会的电话通信，有电话小总机50门二席。除原有总机工作人员外，电信局另增调一批人员前往工作，单电话总机室就有十余人，我并加派一名女性话务员领班主持该室工作。
整个“国大”期间，完全笼罩在应酬吃喝之中，代表们吃不胜吃，一天收到份请帖是常事，甚至有人一接就是十数份请帖。南京的大小菜馆饭店家家满坑满谷，连秘书处中上级人员每晚都有白吃一顿酒宴的机会。
最为这次大会“增光生色”的，莫过于代表们一致欣赏和崇拜的“国大之花”唐舜君了，其吸引力甚至超过了“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仪态万方，笑靥迎人的女“国大”代表唐舜君，开会不久，就被与会代表们命名为“国大之花”了。她的一举一动，一行一止，均为代表们所瞩目。本来，仅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会场，但只要唐舜君一到，气氛立即就不同了。代表们有为她搞速写素描的，有为她写打油诗的。有一天，唐舜君不知何故上午未到会，代表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都在揣测她往何处去了。下午，唐舜君刚进会场，代表们竟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一下，大会的执行主席吃了一惊，以为台下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在这次大会期间，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之前，全场中有一位最忙的人，那就是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了。他小矮个儿，精明强干，台上台下忙个不停。开大会的司仪以及报告开会内容，解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事，还有分外的事也要找他解决。
有一次，蒋介石偕同宋美龄来开会，在休息室休息时，洪兰友向蒋介石、宋美龄汇报情况后，蒋、宋看到洪兰友工作的确很出色，并见他因工作繁忙紧张而消瘦了许多。宋美龄听说洪兰友有严重胃病，就对他说：“洪秘书长，你的工作确实太忙了，要多多注意身体。”洪兰友说：“夫人，没有什么，我是可以对付下来的。”宋美龄接着说：“1945年我在美国时，经医生配制了一种胃病药，非常有效，现在还剩两瓶，我带来统统送给你。”洪兰友一听，操着一口扬州土音，连称：“谢谢夫人，不必了，我是老毛病，没有关系的，请夫人留着备用。”宋美龄说：“不要紧的，我可以马上叫寄来，你拿去吧。”说后就把两瓶药从手提包取出递给洪兰友，蒋介石坐在一旁连连点头，口中“嗯嗯”了几声。第二天早上，洪兰友一到秘书处，就连连声称夫人赠的胃病药真灵。在“总统”选举中，洪兰友更加卖力。所以，后来在政府改组中论功行赏，洪兰友也弄到一个内政部部长。
4月20日左右，“总统”选举开始了。这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坐在最前排，他们各投了一票。接着，代表们鱼贯走到主席台前投票，当轮到唐舜君走到主席台前，把选票轻轻丢进票箱后，全场又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代表竟喊起“好”来。主席台上的执行主席还以为是她投了“总统”一票受到了欢迎呢！
“总统”当然非蒋介石莫属了。李宗仁费了好大劲儿才当上了“副总统”，就在当选后的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刚刚开完“国大”不久，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廷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和新任“副总统”搭上了关系。李宗仁很乐意与这位总管首都电信的官员接近。计舜廷为显示自己的工作成绩，特地邀请李宗仁夫妇来电信局参观，李宗仁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计舜廷在三天之前就通知各科室主管人员进行准备。届时李宗仁偕同郭德洁和随从人员分乘两部小汽车莅临党公巷的南京电信局，计舜廷率领我们在大门口恭候迎接。
李宗仁夫妇一边参观，一边听我们解说。计舜廷并派业务处擅长摄影的傅某某跟随李宗仁一行摄影，李宗仁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夫妇俩也特地摆出姿势让人拍照。这一次参观一共拍了40多个镜头。参观完毕，李宗仁夫妇在局长室休息了一会儿就走了。
摄影者傅某某下班后，拎着照相机回到文昌巷大杨村住处。在他刚要吃晚饭的时候，忽有两位不速之客来访，自称是某大报馆的记者。来客各身背新式照相机一架，并声称是来向老傅采访今天下午“副总统”参观南京电信局的新闻的。老傅遂与来客攀谈起来。傅某见来客的新式照相机，不免好奇，客人毫不迟疑地从背上拿给老傅欣赏。另一位客人趁这空当，顺手把老傅放在写字台上的照相机也取过来看了一会儿。约莫耽搁了两只香烟的工夫，二人就告辞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各科科长正在局长室开会，只见老傅气急败坏地匆匆跑来向计舜廷报告说：“昨晚下班我什么地方没去，今早准备拿底片送洗，打开照相机一看，机内底片一张都没有了。”计舜廷即问：“你家昨晚来过什么人没有？”老傅回说：“曾来过两个不相识的自称是报馆记者的人。”接着老傅把当时的情景说了一遍。计舜廷听后，把老傅训斥了一顿后，就对我们说：“这是被他们（指特务人员）拿走了。”随即计舜廷就打电话给李宗仁告知了这一情况。李宗仁在电话中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就让他们拿去吧。”
1948年下半年，南京电信工会活动频繁，曾掀起几次工潮，但都被平息下去。同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后，政府高喊限价，还是限不胜限，物价暴涨不已，员工生活毫无保障。正在这当儿，南京电信工会要求当局改善员工待遇。当时代理交通部电信总局局长的是陈树仁（台湾电信管理局局长，临时调京代理此职），他是一个纯官僚式的人物，他对付职工的办法，一是哄骗，二是应付，三是高压。他与员工们磋商后，仍不得要领。员工忍耐到一定限度时，由工会发出了通知，在某日中午12时实行总怠工。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所在地，电信是一大动脉，关系非比一般。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这一天的中午11时，话务部门的杨希琴、车大奎、焦作圣、陆九蓉、毛定华、徐向欣等人来话务科找我。杨希琴、车大奎两人发言说：“王科长，今天的事你晓得了吧？”我点点头。他们又接着说：“我们是代表大家来请示的，看看王科长的意见怎样。”这一次怠工，我知道已是箭在弦上，他们此来，明为请示，实则看我对这次工运的态度。我随即毫不犹豫地回说：“这次怠工，是关系我们员工切身生活福利的大事，我呢，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的，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就要采取一致行动，既不要超前也不要落后。”最后，我又反问他们说：“关于军事通话，你们是怎样决定的？”他们回说：“军事通话一律照常，报务部门对于军事电报也是照常的。”我又说：“就这样决定吧，并望你们把我的意见带给大家。”
怠工按时开始了。这一下，震动了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长俞大维、代理电信总局局长陈树仁以及社会部、中央党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等单位，都慌了手脚，连午饭都没赶上吃，忙不迭地在交通部召集有电信工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免不了讨价还价。代表们坚持所提条件，官方勉强接受了。下午3时，协议达成，代表们从交通部发回电话，告知报务、话务两部门，谈判已经成功。旋即恢复日常工作。
南京电信局的怠工，虽然仅仅几个钟点，可是给整个工运带来很大的影响和推动。国民党当局以为在这个中枢部门，职工们是不敢冒昧行事的，可就发生了怠工事件。
这次事件之后，局长计舜廷威信扫地，他三天没到局。他曾向上司拍过胸脯，说南京电信局是不会出问题的，鉴于这种情况，他向上递交了辞呈。但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肯来接这个烂摊子呢？我们科长天天到局长公馆，敦请他回局，但计舜廷执意不肯回局上班。后来工会派代表到局长公馆劝他回局，他还是固执己见。最后大家向他作了保证，一定做好工作，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计舜廷这才有所回心转意。
一连六天，计舜廷未到局上班。第七天早上，我到局长公馆比较迟，只见大家正围着计舜廷，好像已经谈过一阵子了。计舜廷一眼见到我，劈头就问：“正元兄，你那里怎么样？”我随口回说：“计叟（南京土语，先生的意思），我们科完全可以信得过。可以向你下保证。”他听我这么一说，顿时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怎么在这个场合还在油腔滑调地开玩笑。随着他就顺手递给我一份文件，并绷着脸说：“这个你可看看。”我拿过一看，是宪兵司令部的一份公函，并附有一份名单，上面是被传讯人的姓名，共有21人，里面就有话务科的冯仲益在内。这倒弄得我很尴尬，但还勉强笑着说：“21人中，也只有话务科的一人。”计舜廷听我这样一说，气更大了，说：“哼！如此说来，你还嫌少是不是？”我赶忙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话务科竟然也有人在内。”接着计舜廷对大家说：“这个公函是今天一大早送来的，你们回局后，分别通知一下名单上的人，限今天下午一律到宪兵司令部报到，听候传讯。”
最后，计舜廷在大家陪同下，在扭捏作态中，又回到了他局长的位子上。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发表的文告中，有“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一语。岂料没有多久，蒋就在内忧外患中，正式宣布“小休”了。这一新鲜名词，既非辞职下野，也不是解甲归田，不少人恍惚莫解。后经“总统”新闻秘书曹圣芬解释称“以总统宵旰勤劳，身心疲乏，小休三月，藉资将息”等语。
1949年1月17日晚，电信总局人事室主任马材良约我在杨将军巷他家吃晚饭，在座的有电信总局二区管理局南京局几位局处长们。饭后，大家玩牌。9时许，我接重要军话台邱桐阶打来电话称：“俞侍卫长在宁海路公馆等你立去。”于是我即借乘二区管理局局长姜家猷的汽车，直趋俞济时公馆。我到时，俞济时正在会客室等候。他让我坐下后就说：“我们日内就要离开南京了。”我听了“哦、哦”两声。他接着说：“我们走后有一件事要你办。”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我说：“侍卫长吩咐好了。”这时，他和我并排坐在双人大沙发上，似乎很亲近地说：“委员长是很器重你的，不过委员长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了。”我忙说：“是的。”他紧接着说：“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
俞济时又说：“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用一种代号来称呼他们，李宗仁称甲先生，白崇禧称乙先生，黄绍竑称丙先生。我们两人在通话中，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的名字就行，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我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记在日记本上。
接着，俞济时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说：“家属还在南京没有走。”他说：“最近有一艘兵舰，送侍卫人员眷属赴福州，你如愿意可随同一块走。”我一想，随侍从室眷属赴闽有诸多不便，立即回说：“现在就走，还没有准备。”他说：“那你就不必顾虑了，必要时我自会把你和你的眷属接走。”俞济时所说的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随即站起来回说：“谢谢侍卫长。”临别时，他用一种深沉的语气嘱咐我说：“一切要当心啊，特别是布置下面的人要慎重。”我连声称“是”。出门后，我在想，高级领导人这样互相猜忌，真是个不祥之兆啊！
我回去后，立即把重要军话台的李再兴、邱桐阶两人找到我家，将俞济时吩咐的任务，向他两人一一作了详细交代，并告知他们：“俞局长所作的指示，是一项特别任务，除我们三人和车大奎（重要军话台人员）外，绝不能泄露给其他任何人，你们每天用电话向我汇报。”我还命令他们在用电话汇报时注意防止同室工作的次要军话台人员得知，同时要他两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未曾到场的车大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谒陵后，即偕同宋美龄和侍从人员分乘两架飞机离京径飞杭州转奉化溪口，我派重要军话台的李再兴随机同往。
自从蒋介石到溪口以后，溪口就成为国内瞩目的地方，要员们仆仆于京沪杭道上，不用说，电信业务也繁忙起来。在2月中下旬，我又加派重要军话台的邱桐阶前往溪口工作。
南京的重要军话台除车大奎外，我又加派钱慎龙、胡文杰等三人担任。关于窃听“甲”、“乙”、“丙”三先生的电话工作，我责成车大奎每天汇总后向我汇报，至于这个内情，自然也责成车大奎向钱慎龙、胡文杰两人详细交代。
由于我们所搜集的情报，对溪口方面有很大价值，所以深得蒋介石和俞济时的赞许。3月，由俞济时出面，汇给南京交通银行支票一张，附言说及此系犒赏费。我即交由车大奎兑付，由车大奎、钱慎龙、胡文杰和我四人平分。
俞济时布置给我的这项任务，一直继续到南京解放为止。
辽沈战役前，蒋介石曾亲赴沈阳指挥，锦州解放后，他又在北平住了一段时间。我派军话台邱桐阶随往工作。我因从未去过北平，这次借口蒋介石在平，以工作需要为由，经部局同意后赴平一行。经与总统空军武官夏某人联系后，约在1948年11月，我趁“美龄号”飞机空放回平之便搭飞机抵北平。
我离局整整一星期，话务科监察台班长冯仲益也不辞而别了一星期。我刚到局，科内人员就向我汇报了这一件事，我为此惴惴不安起来。
岂料就在我回局的第二天，冯仲益就在科助理徐向欣陪同下来到科长室。只见冯仲益哭丧着脸，头发乱蓬蓬的，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正要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徐向欣走到我跟前低声说：“他是闹失恋呵。”再看看冯仲益，垂着头用手死死地抓住乱蓬蓬的头发，简直要哭出来了。我居然未说责怪他一句擅离职守的话，反而苦苦劝他不要为这事难过。按照话务员章程规定，凡无故擅离职守超过七天者，一律停职处分。但我见他这副模样，并没有说一句关于处分的话。徐向欣和冯仲益听我口气将不追究擅离职守一事了，立即站起，向我深深致谢辞出。
他们过了我的一关，还有一关难过呢。业务处处长盛振翼得悉冯仲益擅离职守达八九天之久，就把我找去问我怎么办？我对盛振翼说：“冯仲益一向工作很努力，这次是因为失恋才这样的。”盛振翼听我这么一说，即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说：“这种把戏只能瞒得过你，还能瞒得过所有的人吗？我不管他干什么，擅离职守七天以上，照章办事好了。”我一听盛振翼的语气很坚决，没有多谈下去就分手了。
隔了两天，我主动去找盛振翼说：“盛公，关于冯仲益的事可否原谅他这一次，我已当着众人训斥过他了，他也表示悔过。”盛振翼见我一再为冯仲益说情，感到实在拗不过我的面子，就说：“既然如此，就依你吧，不过此人不能再放在你们话务科了。”接着又用坚决的口气说：“从即日起，冯仲益调在业务处工作，让我来看着他……”
我想如果这么办，对于冯仲益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一到业务处，就不能像在话务科那样自由散漫地乱跑了，更重要的是冯仲益在话务科是监察台班长，是拿的班长额定薪，月支200元，如果调在业务科，只拿50多元，一下子就减薪四分之三。我又婉言对盛振翼说：“盛公，你就高抬贵手吧，既给我面子就给个够吧。”盛没法子，只是把头摇了两下，说：“我看你这个人也太有点……”停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话：“克修（我的外号），我看你这个人今后要注意呵，否则说不定会栽大筋斗的……”我见他已经默允不调冯仲益了，随即接口说：“是的，谢谢盛公的善意。”于是，这一场人事纠纷就此了结。这是1948年11月的事。
1949年2月下旬，冯仲益、焦作圣二人来找我，冯仲益先开口说：“王科长，我父亲病重，准备回汉口探亲，请求科长给我办留资待命。”焦作圣接着说：“我因身体不太好，准备请科长也给我办留资待命，一同回汉口。”我立即答应他们两人的请求，并叫他们打报告。他们说：“报告已写好带来。”很快，手续就办好了，二人领了应发的费用即离去了。
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到长途台视察，车大奎走到我的跟前悄悄地对我说：“科长，你可晓得冯仲益、焦作圣两人哪里去了？”我说：“他两人已经请求留资待命回汉口了。”车大奎又说：“这纯粹是骗你的，什么回汉口了，到现在他们还逗留在南京没离开呢。”我说：“二人已经走了，这就随他们自便吧，犯不着为他们操这些闲心。”车大奎听我这么一说，摇了一下头就走开了。
其实，我略知冯、焦二人并不是真正回汉口的，自他们走后，计舜廷就和我谈起过这件事。计说：“冯仲益这些人，托辞留资待命，完全是迷惑人的勾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人都未离开南京，哼……”说着，他站起来指指他的座椅说：“来吧，一起来吧，我这个局长位子，不要多久就要让给他们了。”
按通常情况，我应该是所有军事情报的第一个获得者，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凡遇最紧要最关键的消息，重要军话台人员一直对我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如4月20日前，江阴炮台陷落，江防被解放军突破，重要军话台人员早已得知了，可就是对我严密封锁消息。
到了4月22日，我才察觉到局势的紧迫。下午，我托请关系人购了4张去上海的卧车票。忽然，本局机械科长侯楷跑来对我说：“听说铁路已经不通，你不妨先探听一下后再走。”我立刻打电话到国防部三厅找蔡文治，幸好蔡尚未走。他在电话中仅答复我一句“铁路已不通”，电话立即挂断。我原准备当天下午先把家属送走，以后个人行动比较方便。岂料铁路中断，捱到下午5时，副局长吴清泉通知各科、处主管不要回家，一律到鼓楼大方巷第二区电信管理局局长姜家猷公馆开会。吴清泉在会上宣称：“现在情况非常紧急，计局长准备在8点钟到会，邀请大家共商办法。”吴清泉又说及铁路已经中断，如何撤退，大家要共同商讨一下……
大家一直在呆等，时间已近午夜，计舜廷仍未到会，打电话到他家，回说没有回来。最后还是吴清泉拟出一个初步办法：如果明天形势没有太大变化，即把局中所有大小汽车集中，作为大家撤出南京的交通工具。由于计舜廷没到，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意见，会开到大半夜就是这个结果。
我刚到家，已听到城外炮声不绝，此时的心境极度惶恐不安，一夜未眠，捱到早晨5时许，迅即打长途电话到杭州（其时蒋介石、宋美龄及侍从室人员，均由溪口移驻杭州）。邱桐阶接电话后，我叫接俞济时局长，他摇过去后，回说俞局长尚未起床。到6时30分时，我连续不断地打了三次长途电话，告诉邱桐阶叫他等俞济时一起床立即代我报告。约在7点钟，邱桐阶复电说：“已经报告俞局长，俞局长已命空运大队长衣复恩，叫衣大队长负责把你连同家属接出南京。”我又问邱桐阶：“是否就去飞机场？”邱桐阶正要详告，长途电话忽然中断了。我想，怎么说到紧要处线路就断了，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乃立即改叫上海电信局话务科科长白堉电话，请其代转杭州俞济时局长，要他把情况弄清楚后立即复电告诉我。白堉答应马上就办。才一会儿，我又打上海长途电话，重要军话台回说：“上海电路也断了。”杭州、上海电路都断了，我也就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8点钟左右，我的族弟王贵之、王正科等人来家告知我说：“外面局势很乱，并有抢劫事情发生。”说着不由分说，要簇拥我到局里暂避。我也没办法，只好依着他们准备出发。
正在这时，局内又派汽车来我家，接我到局里开局方和工会联席会议，由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清泉主持。他在会上宣布：“计局长在今晨（4月23日）5时到我家，当面托付我全权代理局务，他已经乘飞机离开南京了。”
联席会议决定，局方原存有美钞一部分，立即取出作为发放全体员工的临时救济费之用，并决定派代表四人共同取出，即局方一人，工会方面一人，会计方面一人，出纳方面一人。我被推为局方代表，带领驻局警卫四人，分乘两辆汽车前往新街口国货银行保险库，由四方代表点清数目后取回，立即平均发给全体员工。全局约2000余人，每人约发美钞20元。
下午1时许，我们看见一架中型运输机在南京电信局上空盘旋。不一会儿，又飞来两架。三架飞机在电信局上空盘旋，很快就降低了高度，和电信局门前楼顶上的旗杆差不多高了。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座舱内的飞行员。飞机足足盘旋了10分钟左右，有人猜测是国民党准备轰炸电信局的，但也有些人员深知其中底蕴。原来，在我和邱桐阶通长途电话时，正说到紧要处，电话骤然中断，其实当时南京至杭州的电路并未发生任何故障。邱桐阶后来又打来两次长途电话，都是告知我赶紧赴明故宫飞机场，衣复恩大队长驾机马上就到。接着上海也来过长途电话，也是告知上述情况。但统统被重要军话台的人员截留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机场也无法通知我，于是就飞来几架飞机在电信局上空盘旋，意欲使我知其信息，径赴飞机场。我怎么知道其中的奥秘呢！以后听说，一直到下午4时许，明故宫飞机场的所有飞机才飞完。
4月24日，南京全部解放了。这一天一大早，我换掉了笔挺的西装，改穿了一套旧中山装，神态自若地进局办公。
我首先到军用专线台，一进门，看见一屋子都是人。当值者在，不当值者也在。他们见我一大早就来了，个个面显诧异之色，但都没有说话，有几个人马上就走开了。我一看，重要军政人员通话记录簿就放在机台上，里面记载着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俞济时等人的来往长途电话记录。我对车大奎等人用一种低沉而又无限感伤的语气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停了一下，我指着这些通话记录簿说：“这些东西还留它何用呢？”车大奎听我这么一说，把头点了两下。我又补充一句说：“这些东西留着说不定还会有用。”之后我又到长途台转了一圈，深深感到气氛与往常不一样了。大家都以一种兴奋而又奇异的目光看着我。
两天后，解放军军管组进驻本局，军代表叫郭建刚，话务班长冯仲益和焦作圣两人也穿着军装，冯仲益以助理军代表名义入局，负责接管话务科。这时，我才明白他突然不辞而别又突然回局的原因。更让人吃惊的是，重要军话台人员车大奎、钱慎龙、胡文杰，次要军话台人员孙德邻、汪文协，连同刚办留资待命离局的焦作圣在内，他们都以中共地下党员的面貌出现了。重、次两台共有九人，竟有七人是地下党，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直接掌管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通话的整个军话台，完全处在了中共地下党的控制之下。后来听说，军话台内部就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的党支部，车大奎是负责人，连我的族弟王贵之、王正科也是地下党员。
到这时，一切都已明朗化了。局里的老同事们开玩笑地对我说：“王科长，恭喜你了，有办法了。”我一时怔住了，反问何事。他们又继续说：“还装蒜呢，话务科最重要的部门军话台，原来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有这许多共产党员是老部下，工作还不好做吗？”于是，我把几个月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回忆了一下，并想起了自己亲自提拔的一批骨干们，这才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