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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百灵庙抗日”真相

    彭德

    1936年汤恩伯“百灵庙抗日”一事,国民党政府曾好一番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国不少大城市还放映了百灵庙抗日的电影,当时的前线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俨如英雄一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银幕上。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我当年正在汤部任职,仅将亲见亲历录出,以正史实。

    1935年初,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正率王万龄的第四师、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在湖北整编。3月间,突接蒋介石命令,全军开往山西,以堵击红军北上抗日。时山西阎锡山的地方势力和蒋介石中央政府明争暗斗,已是尽人皆知,部队中流行着两种传说:一说是蒋介石想借用堵击红军之名将队伍开进山西,解决割据局面;一说是中央红军北上,欲与原在山西的红军会合,阎锡山恐自己吃亏,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无论哪种传说有据,第十三军进入晋境是只知剿共,而绝未想到要去百灵庙抗日。

    当年,全国民众要求抗日和反对内战的呼声甚高,对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心理影响颇甚,加上官兵们多习惯于南方风土,不愿北上,所以当部队开进到风陵渡要渡黄河时,逃亡数字成批增加,有的连长、排长也携械潜逃。我那时是第四师二十四团第四连的排长,也曾因一个班长和两个炮兵的逃跑,受过团长石觉的一顿辱骂。

    有一天,汤恩伯为稳住军心,在离石县城集合全军官兵训话。当他刚到达集合场地清查人马数字时,发现第四师二十团有两个士兵因喝水离队,当即指为逃兵,喝令“抓回”,又找出值星排长,命令一起枪决。在三人被剥去服装,绑架就刑时,王万龄因看不过眼,跑到汤恩伯面前请罪,要求赦免,王仲廉和刘进、马励武等旅长也跑去向汤力争。汤均置之不理,且叱令第二十团团长杨乃昌用双手举起团旗,面向行刑地点笔立,直至三人枪决以后,始令杨将团旗放下。全场官兵睁眼看着这一举动,谁也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刑罚,汤即利用这三条人命作题材,训话达两个钟头。结果,训话的当天晚上二十团又逃走一个连长和数名士兵。

    当时,在山西的中央军都归坐镇太原的陈诚指挥,而阎锡山则希望中共主力红军最好不经过他的管区,但又企盼中央军能够将山西原有的红军武装一举消灭。那时我们第十三军大部被部署在晋西北山地,人员的生活及骡马的饮水十分困难,各部队除以全力保全自己的平安以外,寸步难移,基本丧失了同红军较量的信心。后又听到阎锡山部队曾在这些地区被红军消灭很多,因之大家又埋怨阎锡山是有计划地把苦头留给中央军,希望红军能够在这里把中央军歼灭。故上面决定的作战计划是“大部队不深入,小部队不久停”,避实就虚,形成同红军彼去此来,互相让路。直至当地红军主力北上以后,我们才算躲过了这一关。

    在晋西北驻扎约半年,1935年12月,第十三军又奉命开往绥远,说是要对由多伦向绥远进犯之日伪军作战。部队开赴的第一步目的地是平地泉,作战地区为百灵庙以北,而据当时所了解的敌情,向百灵庙进犯之日军仅一个联队。

    第十三军按期到达指定地区后,军部和第四师之一部驻扎平地泉,该师的前卫部队则向集宁市、商都、朱日和凉城延伸,与驻在丰镇、隆兴庄一带的八十九师对百灵庙布成钳形阵势。在阵地决定后,各部队即赶筑工事。时值寒冬,士兵在冰冻的莽原上,先要燃着一堆堆马粪将冻土溶解,才能动工,但动工中溶化了的雪泥又触手如刺,所以工事完成得很慢。蒋军只是消极防御,幸好日伪军也没有向我们进攻。事实上,我们自进入阵地以后,也从没有和日伪军发生过战斗,军中的上、中级军官乃至连长,均纷纷把各人的眷属接到前方,请酒、跳舞、打牌,过着同平时一样的享乐生活。但后方寄来的各地国民党报刊,却常登着百灵庙抗日的消息,有时且成为主要的军事报道,它们不知根据什么把我们每天待在地堡内打麻将吃喝等,也绘声绘色地写成浴血苦战的新闻,殊令人可笑。

    大约到了1936年10月底,第四师二十四团忽增加了一批新式武器及大批防毒面具,旋又换发官兵服装,将全团原领到的棉军服一律改成大小合度的马裤,又每人配发皮鞋一双。由于在战地突然整饬服装,且全军只有石觉这个团显现得异样,众人颇感蹊跷,致呼之“牛裤团”。后来石觉才说,军部已决定在平地泉附近地区举行一次军事演习,“牛裤团”被宣布为演习主力部队,大家始知换发服装的原因。他们事先不公开筹备,并不只是为了前线的军事秘密,而是为了掩饰后方人民的耳目,因为在两军对峙面前,临敌不战,反去演习,而日军又能够在前线容许我军演习,这在一般人看来,总有些奇异。王万龄师长称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教育机会,意义比打一次胜仗还重要,石觉则坦率承认是为了配合后方宣传。谁知这话不知怎地传到汤恩伯的耳朵里,还把石找去好训一顿。石回到团里对他的几个亲信连长气呼呼地说:“我说为宣传抗日,并不犯法。队伍开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演习?现在实际是把军队作为宣传工具呀!”

    汤恩伯对这次军事演习十分认真,南京方面也很重视,除运送演习所需的日本军队服饰以外,还派有高级将领(忘记姓名了)代表蒋介石远道前来慰劳。慰劳人员当中有一位名叫陈波儿的青年妇女,军中大都知道她为汤恩伯素所重视,而又是事先约好来的。电影拍摄队亦已先期到达,且抢先动手在演习场开始工作。“牛裤团”又临时附加了在冰天雪地改筑和增加工事的任务,夜以继日干了一星期才完工。

    演习的布景当然是对日作战的前线现场,演习的程序是由防御到进攻。连续两天,除陆军的步、骑、炮等兵种联合出动以外,并有空军飞临助阵,阵地上的中国“勇士”和日本“死尸”,相对成堆……我刚刚还是“勇士”中的尖兵排长,旋又变成死尸堆边的伤员,众人也如是好一顿折腾……此外,是军官们的高头大马,加上汤恩伯等人的“民族英雄”形象以及他们的每一动作,都很清楚地摄入镜头。所谓的第十三军“百灵庙抗日”,就是这样由一场演习所构成的。

    军事演习结束,进行了讲评大会。会上,蒋介石的代表颁发奖品,亲手代表授旗的是陈波儿女士,把旗接到手里的是汤恩伯。接着是中央派来的那位高级将领讲评,照例说了一些“安内攘外”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话。会后又颁发了“百灵庙抗日纪念章”及大批毛巾、袜子、绳子、衣服、手套等奖品,大家都感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虚荣和实惠。

    至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押,汤恩伯闻讯痛哭,第十三军也连夜奔向平地泉车站附近集中,准备打西安。各部队由前哨撤退时,阵地如何移交根本没有人提及,这一大片辛勤筑起的抗日阵地究竟是让日军占领,或由别的部队接防,似乎都成了不值得考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