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劳德（1573～1645）
164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在伦敦塔山被斩首。他是历史上五位遭遇横身之祸的大主教之一。阿尔菲奇在1009年埃塞烈德在位时期被丹麦人杀死。托马斯·贝克特于亨利二世统治期间在坎特伯雷主教座堂突遭谋杀。西蒙·苏保利于理查二世在位期间被瓦特·泰勒斩首。克兰麦在玛丽女王在位时期被教皇一党的人烧死在牛津。只有劳德死于更正教徒之手，时值查理一世在位，长期议会刚刚开始。
那么，现今的时代，劳德大主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许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劳德已经死去两个世纪了。蒸汽机、电力、铁路、自由贸易、改革、教育、科学改变了英格兰的方方面面。为什么还要重提关于半野蛮时代的野蛮行径的悲伤往事？劳德跟我们，我们跟劳德，有什么相干，需要费力去研究他的故事？
我敢说，这样的问题太短视，考虑欠周。俗话说得好，历史是“案例讲授的哲学”，而没有什么历史比得上英国国教的历史更符合这句话了。还有句话讲，历史“奇怪地喜欢重演”，而仔细研究过去的历史将大大帮助我们推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我坚信，劳德的事很值得我们研究，认识劳德所处的时代对于今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还要进一步讲，我相信，就今日英国国教的立场而言，劳德的生平给了我们全面且清楚的启发。
在本章开头，我必须请读者再次忍耐，仔细思量。本章的主角是一位历史人物。除了弗劳德和麦考利外，很少有人写的历史不干瘪枯燥。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时，就让人念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记载，给他听。此外，写本章的主角尤其困难。再没有谁像劳德那样，得到的评价众说纷纭了。有些人说，他是罗马教徒，邪恶的妖怪；另一些人说他是蒙福的殉道者，光明的天使。一方面，普林对他恶语相加，另一方面海林、沃顿、罗森甚至勒巴却对他一反常理地钦佩有加，因此不容易找出真相。简言之，本章要处理的题目是团乱麻，相隔那么久，已经不容易理清了。但是，我还是要大胆地尝试给读者“还原真相”。小心仔细地调查之后，我完全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坚持认为，劳德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对英国国教的损害超过任何教士。他留下的伤口再没法愈合，他造成的损害再也无法修复。
劳德生于1573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中期，那时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三十五年了。大约在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位时，他成为公职人员。请特别注意日期。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他出现在英国教会历史最危险的时期，即灿烂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开始后的前七十五年里。
只有七十五年！看起来真短暂啊！但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与我们深切相关的事情啊！这七十五年中：亨利八世首先撒下更正教的种子，尽管我完全承认是出于低劣、肉欲、世俗的动机；然后是爱德华六世短暂却灿烂的统治，在克兰麦、里德利、拉蒂默和胡珀的照料下，娇弱的幼苗急速成长；此后，玛丽的血腥统治到来了，邦纳和加德纳残忍地将树苗砍倒；伊丽莎白登基后，这棵树却幸福地活过来，英国国教重新在现今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很遗憾，甚至伊丽莎白在位时期，对英国国教而言也非完全的美好时代。对此，必须讲出真相。我们感谢好女王伊丽莎白，因而倾向于忽视她在位时造成的损害——该做的事没做，不该做的事却做了。部分原因是女王的性格中有都铎王室一贯对权力的热爱、嫉妒主教们，部分原因是她想安抚天主教徒，赢得他们的拥戴，所以宗教改革的工作并没能像理想中的那样大刀阔斧。对此，从帕克协会出版的《苏黎世来鸿》的部分内容中就可见一斑。如果杰威尔和同工们没有遭遇王室连续不断的干扰和阻挠，我们教会的敬拜和组织很可能比现在再要好得多。如果在传道这件事上，格林多尔未遭冷落和中断，英国国教的教士整体情况将比现在要好得多。他在这痛苦关头写给女王的信当受钦佩。因为各方对信仰自由都普遍无知，认真负责的人往往因为无关紧要的冒犯行为而遭迫害，从而为后来的不从国教者预备了丰收的土壤。历史学家福勒记述了塞西尔同其他枢密院成员和惠特吉夫特大主教之间就这个问题的通信。很遗憾，我恐怕要贬低伊丽莎白。但事实就是事实，应该为人所知。如果我们不了解劳德之前的时代，就不能恰当地看待他。
然而，评价伊丽莎白的统治时，有一个闪光点决不能忘记。英国国教的教义标准纯正、清晰、合乎《圣经》且不会被误解。不管是否公正，那时讲道的人若非彻底的更正教信徒且完全赞同所有《三十九条信纲》，就不可能出现在讲台上。若有哪个教士传讲圣餐时基督身体和血以饼和酒的形式真实临在，提倡个人向神职人员告解，支持向童贞女马利亚祷告，在圣餐时将圣物举到头上并加以崇拜，教导洗礼就重生这种“因功生效”的观点，公开否认预定论、归算到人身上的义或因信称义，辱骂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留下的记忆，称爱德华六世为“年幼的虎崽”，嗤笑信纲是“四十鞭减去一下”，提倡与罗马教会重新联合，对称教皇为敌基督有所顾虑，那么我大胆地说，除非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否则将会在蒙福的好女王治下过一段苦日子，“当然的权力”会雷鸣般地临到他头上。这些事不容争议；你必须对这些事持坚定的更正教观点，否则就得保持沉默。简言之，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国教尽管在许多事情上存在纰漏，但神学上完全是更正教和福音派的观点。尽管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教会因不成熟而有许多弱点，但其普遍的教义标准符合《圣经》的程度、符合更正教信仰的程度空前绝后。那时，有些人曾见到过罗杰斯和布拉德福德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听到拉蒂默在火刑柱上对里德利说“当刚强壮胆，今日我们点亮的火把绝不会熄灭”，见过英勇的胡珀在格洛斯特主教座堂的阴影下忍耐烈火折磨三刻钟。英格兰的男男女女还没忘记这些事。人们普遍认为罗马教是虚假的信仰，更正教是神的真理。人们认为任何形式的罗马教教义都可憎，但宗教改革教义绝不应放弃。所有阶层的人，从会议厅的政治家至店里的学徒，都持这种观点，少有例外。简言之，在伊丽莎白时代，尽管也有诸多纰漏，却是更正教的时代。国家宣告自己是更正教国家，以此为荣。这一点决不应忘记。如果伊丽莎白时代的更正教跟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真实深刻，我们的国家就会很不错。
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代，神允许劳德出现，在英格兰掌权。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对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他怎样有意反对当时的神学；怎样“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四十年之久，像斯特拉福德勋爵驾车奔向目标那样“不厌其烦”地日夜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怎样在阿民念派的亚杜兰洞(1)中藏起所有不同意宗教改革教义的教士引为盟友，逐渐在教会里放入不喜悦真正更正教信仰的酵，还放入另一种酵令人不喜悦那种他称之为“加尔文主义”的信仰；甚至在自己的政策毁掉教会和国家后，他怎样留下一班对教会造成巨大损害的教士——这些都是史实，要是一一细说，可以写出厚厚一本。但在本章中，只能用寥寥数语指出来。我竭力要做的是赤裸裸地展现出劳德的生平，简要评价这个人，展示他的政策以及实现的方法，造成的后果。我将得出几条具有实践意义的教训，作为本章合宜的结论。
威廉·劳德1573年生于雷丁，父母都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他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发蒙，1589年进入牛津圣约翰学院。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不为人知，只知道他身体弱，是小个子，但却聪敏、精力旺盛，勤勉不倦。他在雷丁学校的老师深信他定会升到高位，常常说：“到你成为小个子大人物的时候，别忘了雷丁学校。”
在牛津，他渐渐崭露头角，尽管比较慢。1593年，他获选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因病休养两年后，1598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600年，劳德被罗彻斯特主教杨按立为会吏，1601年成为牧师。
我们对他在牛津的头十年知之甚少，只有一件真假莫辨的事——巴克里吉，一个臭名昭著的不纯正神学家，是他的导师。显然，他对时代的观察很仔细，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在刚刚被按立时，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神学思路。据说，杨主教发现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日内瓦体系，他的神学建立“在教父、大公会议、教会史家的高贵根基上”。像这样的溢美之词是可疑的。要是有谁把教父和大公会议当作偶像，轻视宗教改革的神学，那他的神学一定存在一种扭曲的散漫之气。《牛津的雅典》作者伍德说，即使在牛津的前十年，劳德都被视为“早熟、自信、热心的人”。把杨主教和伍德的评价综合起来，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士所具备的初步条件成形了。我猜想，在牛津圣约翰学院的这平静的十一年里，劳德后来造成的一切危害的种子已经种下，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可悲的偏见在此期间根深蒂固。
1602年，他受命在圣约翰学院宣读一篇神学讲演，第一次作为更正教的对手登上舞台，公开宣称支持一种新式神学，而当时更正教是普遍的观点。他提出的观点本质究竟如何，并没有记载，但根据海林的说法，他的这些观点类似于“基督的教会永远是有形的，从使徒传承至罗马教会，继续存在于该教会中直到宗教改革”。他原话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清楚，他关于罗马教会的立场与讲道文的观点、杰威尔和改教家的观点针锋相对，是大学里彻底的更正教信徒极其憎恶的。结果，他立即与乔治·阿伯特博士发生冲突，后者当时是牛津副校长，大学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位大有能力、品格高尚的人。结果，从那天起，阿伯特就认为劳德是个危险分子，而劳德则被视为非常冷淡的更正教徒——即便算不得罗马教的朋友——公开敌对基督纯正福音的人。
履行完1603年的管事的职分之后，1604年劳德获得神学学士学位。他在攻读学位的作业中捍卫的论点补充了关于他神学倾向的额外证据，增加了他的嫌疑。从他的传记可见，他坚持“洗礼的必要性”和“没有教区主教就没有真教会”。他的原话本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根据他的作业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显然被更正教教士们视为不合圣经、不纯正。很可能，就像提倡《时论册集》之人那样(2)，他坚持使徒传承和洗礼就重生。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事实是他遭到埃克赛特教区长、时任王室神学教授的荷兰博士的猛烈抨击。照例，抨击并没有什么结果，劳德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要看一个人神学是否纯正，其道德表现与有效的证据并不是一回事。
1605年，劳德支持埃塞克斯伯爵与里奇女士结婚，并为之庆贺，但这场婚姻极不光彩，劳德自食其果严重受挫。此后，1606年，劳德在牛津卷入了另一场神学非议。他在圣玛丽教堂讲了一篇道，具有罗马教倾向，所以被王后学院教务长、时任副校长的埃雷博士召去问话。关于他这篇证道的实质，我们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劳德照旧设法逃过了公开指责。但是，像其他许多处于类似立场的人一样，尽管没有被法律定罪，却让许多人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是完全不纯正的神职人员，深受罗马教主张的污染。一句话，这件丑事令著名的约瑟·何尔，后来的诺维奇主教，写了一封非凡的信规劝他。此后我将作出对劳德此人的评价，这封信是证据之一，所以摘录如下：
“但愿我知道在哪儿找到你，告诉你如何直取目标。我必须详察、推测。今日你站在了罗马教徒阵营里了，明天会在我们的阵营，又一日你站在两者中间，两边都反对。对手认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认为你是他们的人。你的良心知道，你不属于任一边。我不是在捧你。当然，吹捧是最糟糕的性情。或冷或热都有用处。冷淡对任何事都没有好处，只会让人腹痛。灵里火热的人会受到接纳，僵冷的人就被考虑得少些。而二者之间更糟，因为接近善却未及。你这样不在乎还要多久呢？只有一条解决办法，你最后要知道自己持守的是什么，本应持守什么。丢掉你的羽翼和牙齿吧，丢掉这些蝙蝠般的性情，要么做鸟，要么做兽。在摇摆不定中死去，你定会恐惧。如果你必须安定下来，那何时开始呢？如果你必须开始，为何不现在开始呢？迫在眉睫却拖拖拉拉的人危险啊，他是否还有机会值得怀疑。神借着耶户喊道：‘谁顺从我？’最后，从你的窗户里仰望他吧，鼓起坚定的勇气丢掉迷惑你的耶洗别。有什么妨碍，靠着拖延能够消除呢？有什么是一个正确的回答所不能去除的呢？如果你宁可摇摆不定，那谁能令你安定下来呢？但如果你不喜爱反复无常，就告诉我们为何你犹豫不决？坦白直言吧，否则你绝不会站立得稳。”
1607年，三十四岁的劳德终于得到在教会内朝上爬的机会。像他那样反对更正教和福音派神学的人，当然不乏支持者。这些人“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其实从那时起，直到当上主教，几乎找不到有哪三年里，劳德没有得到升迁。1607年，他当上了北安普顿郡斯塔姆福德教区牧师；1608年，成为莱斯特郡北基布沃思教区长，并担任罗彻斯特主教尼尔的随扈教士；1609年，当上了埃塞克斯郡西提尔贝里教区长；1610年，担任肯特郡卡克斯通教区长，后来又任该郡诺顿教区长；1611年，担任牛津圣约翰学院院长，国王的随扈教士；1614年，成为林肯主教区巴克登的受俸教士；1615年，当上亨廷顿会吏长；1616年担任格洛斯特主任牧师；1618年当上莱斯特郡伊布斯托克教区长；1620年当上西敏寺法政牧师；1622年担任北安普顿郡克里克教区长(3)。同时代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连续得到这么多升迁！我无法确定有多少升迁是一起进行的。他在这些地方都做了什么事，住得久不久，讲道多不多，是否留下任何美善的属灵标记，都无从得知。除了在每个教区他通常都会分发一份年金给十二位穷人，把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修缮农舍，监督教会是否有足够的家具、用品，我找不到任何其他记录了。至于传福音，在人灵魂里结出果子的事工，不管是斯塔姆福德、北基布沃思、西提尔贝里、卡克斯通、诺顿、伊布斯托克还是克里克，我们都一无所知。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劳德在任何时间把此类工作列入计划。
劳德在1607年至1620年的十三年间有两件事值得留意。一件有助于启发我们估计，他在自己最为人知的牛津大学形成了什么样的品性；另一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表明他不顾众人反对，推行自己在英国国教除去更正教色彩的计划时，是怎样地强硬。
第一件事是，他因为1614年忏悔星期二在大学的讲道令他在牛津受到公开指责。他证道的内容大大触怒了更正教教士，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兄弟、副校长罗伯特·阿伯特，后来的索尔兹伯里主教，一位非常虔诚、博学的人，认为应该在接下来的复活节在圣玛丽教堂公开回应。
下列几段从阿伯特证道中摘录的话非常重要，表明了劳德真实的神学观点：
“有些人部分是罗马教徒，部分是英格兰人，因时而异，所以人会问他们：‘你是敌是友？’他们假装持守真理，在讲道中反对清教徒，向我们中间业已确立的信仰的心脏和根基发起攻击。像这样讲道攻击清教徒，是耶稣会会士的仆从来到英格兰勾引年轻学生时才会干的。说白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所以给出的计策就是，要随意攻击清教徒，认为这就足够了。这些人不能辩解说自己被视作罗马教徒只是因为攻击清教徒，而没有攻击罗马教徒。如果他们在什么时候抨击罗马教徒，也不过是在击打枝叶而已，而且动作非常轻，生怕惊醒了其中藏身的鸟儿。他们所说的话，连罗马天主教徒之间都会说出来，或者他们只是说模棱两可的话，反对教皇的世俗权威，诸如此类。也许他们还会攻击教皇一党的某些亵渎观点。但在自由意志、称义、洗礼后犯罪、自有之义和救恩的确定性等问题上，海对岸的教皇一党也可以说自己的观点跟他们完全一致，国内放弃信仰的人也会以他们为傲。他们在一切事上都是在边缘状态，在任何场合都可能走到对面去。”
这段话无须我多言，已经很清楚了。读者很可能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牛津副校长总是像罗伯特·阿伯特一样直白信实地讲话，那么局面应该会不错，而且劳德不是唯一需要公开指责的人。我只希望读者仔细留意这段引文中对劳德的指责。牛津的评价如何，劳德神学的真实本质如何，已经清楚无误地显明了。
另一件事是1616年，他在格洛斯特刚刚担任主任牧师后，与格洛斯特主教发生了冲突。他在主教座堂中履职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圣餐桌从从前的位置，诗班中间，挪到东墙边，在原处设立祭坛。今日的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圣餐桌在这个位置，两百多年了，所以可能觉得这件事微不足道。但从前圣餐桌摆放的位置对于理解“在北面”这句名言大有启发。1616年，劳德此举对于所有健全的更正教徒而言非常严重，是要重新引入天主教关于祭坛的观念，鼓励在圣餐中由祭司献祭，望弥撒。若是要丝毫地偏向罗马教，格洛斯特民众是英格兰公民中最不愿意同意的，他们没有忘记善良的胡珀主教，以及他殉道前时常传讲的关于圣餐的教义。格洛斯特主教迈尔斯·史密斯是个圣洁、博学的人，是标准版《圣经》的主要译者之一，此举触怒他超过众人，所以他宣称，要是劳德的方式实行，他就再也不会踏入主教座堂。但劳德面对这一切不为所动。尽管有主教和百姓的反对，圣餐桌还是移动了。主任牧师自行其是，公开忽视主教的话，所以主教再也没有踏入自己的主教座堂，直到1624年过世，尽管他的住处离主教座堂只有五十英尺。格洛斯特的更正教民众深受伤害，后果惊人，值得注意——后来内战开始后，格洛斯特的百姓坚决抵抗保王党，为议会顽强战斗，其他任何城市都没法比肩。
这件不幸的事无须我作任何评价。然而，就像阿伯特的讲道，这件事有助于我们洞察劳德的性格，表明他决心按自己的观点而行，不顾这些做法会对更正教教士带来何种感受，表明他就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旦主教的意愿和主张同自己相反，就完全忽视。这就是那个在牛津传讲使徒传承的人，当着可敬的主教的面，轻蔑地践踏自己良心的顾虑！尤其，他开始担任公共职位时，在圣餐礼这件事上掀起轩然大波，令圣餐桌的准确位置蒙上了不祥之兆。要不要我提醒诸多读者，牛津运动的第一步也是同样的套路？高举圣餐，迷信地把圣餐桌和周围的一切称为圣，而《圣经》、信纲，更不用说公祷书，都未许可如此行。这就是该学派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这个学派已经有许多学者皈依罗马教了。“我是对明白事理的人说的，我所说的你们要自己判断。”
1621年，担任格洛斯特主任牧师五年后，劳德升任圣大卫教堂主教，他的野心再次得到满足，作恶的能力大大增加。一个曾经遭到三位副校长和一位王室神学教授公开反对的人，要坐上拉蒂默和杰威尔曾经的位置，当然需要不小的力量，付出不少努力来推动，才能实现。劳德的朋友此时有了用武之地。他得到这个职位主要的功劳属于白金汉侯爵和著名的林肯主教威廉姆斯。至少，詹姆士国王同意对他的提名时似乎很不情愿。无疑，部分原因是劳德已经被人们视为冷淡的更正教徒，恶名在外；部分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伯特公开表示不信任他；部分是出于对纯正教义的分辨力，国王严肃地反对任命劳德为主教。国王与威廉姆斯主教之间就此问题的谈话记录在哈克特撰写的威廉姆斯传记中，这段对话很稀奇，清楚地表明不列颠的所罗门（人们如此称詹姆士）并非通常所认为的蠢货。“国王说：‘我不让劳德担任任何有权力的职位，因为我发现他灵里焦躁不安，事情好的时候他看不出来；他喜欢摇摆不定，脑子里想到什么就立即实行，这可能让运转良好之事动摇起来，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他自己让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对此，威廉姆斯只能回答说劳德‘很有智慧，很听话，不久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最后，威廉姆斯的强求让国王厌烦了，说：‘再没别的办法，你非要这么做吗？那你让他去吧。但对我的灵魂，你要忏悔。’于是怒气冲冲地走了，并说了其他重要的话，预言劳德会带来恶果，态度十分激烈。”詹姆士国王多么有先见之明，后来劳德卑鄙的忘恩负义多么令威廉姆斯苦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1621年，四十八岁的劳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爬上了主教的位置。
教会和国家的每个地方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劳德可悲的影响力。1621年之后的二十年里，他卷入了每一场重大的运动，过多深入这些事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会让人物传记变成史书。我可不想这么干，最多只能给出最主要的事件及其时间。
1622年，他成为白金汉公爵的“告解人”。1626年，他成为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兼任王室教堂主任牧师。1628年，他成为伦敦主教。1630年，当上牛津校长。1633年，他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都柏林大学校长。1640年，他最终从高位跌落，1641年被打入伦敦塔囚禁。
他在这最后二十年如何行事，如何像众多平信徒那样以旺盛的精力卷入政治，如何成为白金汉、斯特拉福德、温德班克这样的人以及其他可疑角色的朋友，如何插手教会和政府的一切事务，如何令自己成为英格兰——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最不受欢迎的人，最后没有哪件不管政治上的还是教会事务上的错误，人们不会惊呼：“劳德不是插手了吗？”当时的历史学家及时地记录下了这些事。这些事太多了，细说的话太费时间。
他这二十年的生涯有一个显著特点。他总不改变，一直都是一个样，总在搞破坏，总在玩同样的把戏，总是达到同样的目的，总是提倡同样的神学原则，就是因为这些原则，令他在牛津声名狼藉。1622年，在他成为主教不到一年，他协助发布了王室对教士的六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任何主教或主任牧师职位之下的人，都不得传讲预定论、拣选、救恩的普世性、有效恩召、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艰深论题。”1621年，他设法压制了一个想要购买报告、任命好教士的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发起人是著名的高吉博士。协会被拆散了，筹集的钱被充公。1631年，他给伦敦的圣凯瑟琳·克里教堂祝圣时，施行了非常迷信的仪式，拜偶像般地向圣餐桌并饼和酒敬礼，人人都猜测他渴望重新引入罗马教。1632年，他逼迫索尔兹伯里书记官谢尔菲尔德，因为后者打破了圣埃德蒙教堂的一扇有绘画的窗，而这扇窗本来是这个小教堂已经要拆除的。劳德的惩罚十分严苛，可怜的谢尔菲尔德被星室法庭处以一千镑罚金。1633年，劳德再版《消遣书》，罔顾国民对安息日的感情，并忘恩负义地践踏林肯主教威廉姆斯的感情，以大主教身份巡视他的教区，反对他关于圣餐桌的公开观点。1634年，劳德迫害伦敦的法国人和瓦龙人的教会，并压逼爱尔兰教会放弃了他们优秀的信纲。1636年，他准备了臭名昭著的《苏格兰礼拜仪式》，并送去苏格兰。这份文件直白地教导真实临在，令天主教徒额手称庆。他试图让苏格兰人敬拜中使用这份文件，结果令苏格兰全地怒火中烧。1637年，他禁止包括名震天下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内的一大群清教徒移居美洲，强迫本想离开的一些重要人物留在英格兰，结果这些人后来扰乱教会和国家。同年，他逼迫普林、伯顿和巴斯特威克，说他们出版暴力作品，对他们处以每人五千镑的高额罚金、终身监禁和骇人听闻的割耳刑。1640年，他触犯了宪法的首要原则之一，竟未经议会同意就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法政牧师人选。他的丑陋恶行还可以轻松地列出更多。当然，在此不可能详细探究。二十年之久，他伙同党羽一道进行了一场丑恶的战争，在主教的权位上攻击这片土地上某些最圣洁、最优秀的牧师。劳德掌权期间，许多知名人物遭受迫害，他们被迫沉默、被处罚金、下监或不得不逃亡欧洲大陆，他们的名册列出来的话会令人悲伤，看看就知道了：约翰·罗杰斯、但以理·罗杰斯、多马·胡克、多德、希尔德夏姆、沃德、科顿、布里吉、阿穆斯、谢帕德、巴罗夫斯、格林希尔、卡拉米、瓦特利、威尔金森、古德文，这些人的小拇指都比劳德的整个身体更属灵。但他们每个人都令劳德不悦，劳德采用这样那样可耻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简言之，劳德一党认为清教主义是比公开的败德行为更大的罪，不从国教这微不足道的行为比违反十诫更坏！当时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人会说你可以撒谎、赌咒发誓、酗酒，不会有人理会的；但成为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我认为，没有哪一个人像劳德那样不知疲倦地推进自己那套特有的神学观念，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如此无视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恶果。如果他用于抵制加尔文主义者、迫害清教徒、提拔阿民念派和向罗马教靠拢的热情——格林多尔、惠特吉夫特和阿伯特已经揭露过——能有一半用来宣传福音信仰，英国国教定会大大蒙福。不幸，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就像在许多其他人身上一样——“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此外，谬误的人往往远比正确的人更加不知疲倦。不管哪个时代，法利赛人、耶稣会会士、异端分子为了达到目的，都会走遍洋海陆地，翻遍每一块石头，而此时号称更正教战士的人却正在呼呼大睡。劳德的时代也是如此，而恐怕今日尤甚。
结局最终还是来临了。英格兰人民的忍耐最终完全到了极限。不幸的君主查理一世想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国家，经过一番不得体的长久努力，他还是不得不于1640年召集鼎鼎有名的长期议会。从下院第一次会议开始，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命数就定格了。何李斯、皮姆、德令和盟友们立即抨击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不给他们喘息之机，直到把他们送上断头台。这两位高官受到狠狠的攻击，而议会罕见地一致同意；各派的人，甚至像福克兰大人那样安静的人，说起英国国教时都语气强烈。这些有趣的史实在《拉什沃思选集》、梅写的《长期议会史》或《斯托顿论内战中的教会》等书中都有记载，表明劳德的政策长期以来在公众心里造成的不满有多深，人们有多么厌恶他。英格兰人动作慢是出了名的，说来古怪，他们也怯于反抗既有权威。因此，英格兰人竟如此狂暴起来，以至于在下院这样对待劳德，可想而知他们委曲求全多么久了。
1640年12月18日，劳德下狱，直到1645年1月10日。此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伦敦塔中度过的。对他的起诉共有十四条，实质内容如下（在此照搬勒巴的话）：
1背信弃义地努力颠覆国家的基要法律，努力劝服国王说不经议会同意也可以征税。
2支持鼓吹建立专制权力的证道，支持这类书籍的出版。
3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阻挠公正的事业。
4背信弃义、腐败地出卖了公义，竟建议国王出售法官官位和其他公职。
5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发布了一本教士名录，不合法地收取对这份文件的捐款。
6在教会和世俗的事务上都自以为拥有教皇般的专制权力。
7竭力破坏神的真信仰并引入罗马教般的迷信和偶像崇拜。
8篡夺许多教会职位的提名权，提拔有罗马教思想的人、教义不纯正的人或者败坏的人充任。
9将书籍的出版权颁布给出了名的对改革后的宗教不满的教士。
10努力让英国国教与罗马教会和解，给神甫和教皇提供情报，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罗马教式的等级制度。
11禁止许多敬虔的牧师发声，阻碍传播神的道，却对亵渎和无知之事呵护有加，让国王的许多臣民逃离这个国家。
12竭力在英国国教和其他改教教会之间制造龃龉，逼迫在英格兰的荷兰和法国教会。
13竭力在苏格兰王国的宗教和政府领域引入人为的新花样，挑起两国战争。
14为让自己免遭对这些叛逆之举的质询，劳德竭力阻挠召开议会的传统，激怒国王反对所有议会。
以上即是不幸的大主教遭受的指控。1644年，劳德终于接受审判，罪名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其他十项较小的指控。对比一下日期，就知道他在牢里苟延残喘了四年。对这个跌落的高级教士来说，真是痛苦的日子啊！他的朋友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内战的诸多战斗、国王的失败以及被罚款两万磅，无疑都让他痛苦不已。1643年，下院提出动议，应该不经审判和聆讯就把劳德送去美洲的新英格兰；他的一些仇人显然很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驱逐他。但动议未能执行，最终，1644年秋，他被审判。
至于审判本身，我能说的不多。也许并不公平，是英格兰历史上蒙羞的一页，就像史书中记载的许多由国家施行的审判一样。起诉人是普林，他对劳德恨得咬牙切齿。检方拿走了劳德私人的书稿和日记，无休止地使用，而他不得不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辩护。随着审讯的进行，许多项指控显然证据不足，无法满足任何真正公正、不偏不倚的法庭。想要研究这个案件，可以研究《坎特伯雷的命运》这本对开文件里，普林自己对这次审讯的记述。但显然，法官们已经早就有结论，要定劳德的罪了。尽管劳德进行了辩护，甚至普林都承认他的辩护“充分、堂而皇之、简明扼要”，尽管明显缺少合法证据能证明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最终，迁延日久后，法庭宣告坎特伯雷大主教有罪，判处死刑。
1645年，劳德在伦敦塔中被处死。给予他的唯一照顾是行刑方式用了斩首，而非绞刑。他上断头台时的举动勇敢、体面而镇定，值得尊敬。他死前的话也十分凛然。其实，可以像对其他人那样，说他“死时的表现是一生中最出色的”。他遭处决只不过是司法谋杀，跟托马斯·莫尔和克兰麦的遭遇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我决不能承认他配称“殉道者”。成为殉道者是因为正义的事业，而非因受刑的轻重。我承认劳德死得英勇体面，但我决不能承认他没做什么激怒人反对他的事，或者在一切对他的指控上都全然无辜，又或者是为正义事业而死的。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劳德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平。剩下的，就是要指出他的一生给我们上的深深一课，对今日的英国国教广泛而清晰的启发。但首先，我希望讲讲三件有争议的事，即劳德真正的品格，他的方针和目的，以及他的方针导致的后果。我很清楚，围绕这几个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议，所以不指望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将坦率地给出自己的观点，请读者自行评判。
他真实的品格如何呢？该怎样评价他呢？我的答案恰恰在两个极端中间。劳德既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大好人，也不是另一些人认为的大坏蛋。一方面，称他是圣徒，殉道者，英格兰的居普良，显然太荒谬。这种夸张的溢美之词没有任何根据。另一方面，把他刻画成邪恶的妖魔，魔鬼之子，也同样荒谬，没有证据。来看他的本来面目吧。他不是个败德贪婪之人。很少有哪个大主教在自己身上的花费如此之少，却把财富慷慨地用于促进学业，增强英国国教的物质设施。他是个热情真挚的教士。没人能否认，对于他全心全意投身于发扬自己认为纯正的“教会观点”，也为此搭上了自己的一切。他认为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但只有热情，却没有正确的方向，就十分可悲了。过去的经历已经充分证明，在教会的各个时代，心存好意、办事认真的人，如果心胸狭窄、短视、对人性无知、固执，就会成为最会制造麻烦的人。劳德正好完完全全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他并非耶稣会会士或罗马教徒。他同费希尔的谈话，以及成功地应付奇令沃思，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测。但称他为纯正的更正教教士就简直太荒谬了。他从未掩饰自己对纯正更正教神学的厌恶，终其一生都在阻碍这种神学。在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教皇两次给他枢机的头衔，仅仅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在做什么了。这表明他留给外国人怎样的印象。
认为他是个属灵的人，心中真的领受了神恩典的福音，这种看法缺乏证据。其实这个问题很微妙。我们断不可论断他！不过，否认他留下的文字中缺乏完全的福音、实践的信仰，是徒劳的。他的作品中，缺乏任何真的有益于人心、有益于灵魂的内容。他的七篇证道空洞贫乏，甚至比不上他自己一派的人的讲演，比如安德鲁斯。他的私人“日记”包含许多迷信和弱点。他的信件并不属灵，也不引人注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同时代的阿谢尔、戴弗南、何尔和西布斯等人的作品取十页来，其中有益的神学内容就比劳德全部作品中的还要多。必须要讲出真相。劳德更多地是个政治教士，是教会里的亚希多弗，狂热捍卫自己那一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秩序，而非基督的仆人，传讲福音，牧养灵魂。他为了前者献出了全部，日夜操劳。至于后者，他毫无使命感，所以根本没投入什么时间，这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本人究竟如何，内心深处有何种感受，我不会装模作样地去解答，只有在末日才会显明出来。我还抱着希望和怜悯，所以停笔不谈了吧。
下面我们来看劳德的方针。他的方针是什么？是什么驱使着他一生的行为？他想干什么？目标何在？我不相信某些人说的，他真的想让英国国教倒退成罗马教的样子，或者若有可能，打算与罗马教会重新合并。我认为这么说的人太过头了，没有充足的根据。但我坚决认为，不管是否有意，他的努力带来了危险的结果，迟早会倒退回罗马教。我相信，劳德的想法是让英国国教比起他看到时不那么像更正教，不那么加尔文主义，不那么像福音派。我相信，他认为我们那些出色的改教家做得太过头，时针应当往后拨一大截。我相信他钟爱的理论是，应当在宗教改革和罗马教之间占据中庸位置，可以既维持台伯河畔的圣彼得大教堂(4)的仪式主义和圣礼主义，又能让泰晤士河畔的圣保罗教堂免遭腐蚀，保持独立。一句话，他并不想重归梵蒂冈，但希望借用他们的部分原则，根植到兰伯特宫(5)。在这样就能解释他的所有方针政策。从牛津圣约翰学院开始，直到被打入伦敦塔，他的目标不是要让国教罗马化，而是要除去更正教色彩。有人认为这个区别太细致，太微妙。我不那么看。“罗马化”是一回事，“去更正教化”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为何他一直反对自己所称的“加尔文主义”。要是能让当时流行的更正教神学令人厌恶，就会令他高兴，因为该神学描绘的恩典教义与反律主义以及拣选和弃绝的极端看法不可分割。他很清楚，精心挑选的绰号对一项神学事业的损害超过一切。
这就是为何他对圣餐桌的位置那么用心良苦。他不仅是为了阻止人以不敬、亵渎的方式使用圣餐桌，还要高举圣餐中的圣体，稍微向弥撒献祭靠拢一点。
这就是为何他支持关于教会职位的夸大观点，似乎对于一个教会，这是必不可少的。英国国教在长老会的日内瓦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占据中庸位置，正符合他的口味。顺便提一句，这种观念在今日也经常出现，但非常荒谬，就好比说怀特岛在英格兰跟法国之间一样！
这就是为何他不断迫害、取笑讲员们，在英格兰大地上阻碍教义性的讲道。他希望人们认为圣餐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部分，而非传讲神的道。
这就是为何他尽可能引入那些历史上的仪式，比如他在给圣凯瑟琳·克里教堂祝圣时那些震惊整个伦敦的做法。他希望向公众表明，英国国教应该跟罗马教一样注重感官，华丽得引人注目。如果我们没有弥撒，那么执行公祷书中的圣餐礼时也要出色地模仿弥撒。
这就是为何他阻挠利用讲道和文章抨击罗马教，并就此进行审查，下令删除当时许多优秀书籍中的大段内容，禁止发表。他希望削弱国家对罗马教本质的口气，让人们对其滔天罪行不那么敏感，对他的事业不那么警醒。
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这就是为何他一直在向教会里引入并提拔阿民念派，还有他自己一派的半更正教神学家。乌伦、蒙塔古、梅恩瓦令就是他中意的那类人的典型。他从未放弃任何此类机会。他知道支持朋友、为己方确保一切与地位、权力和影响力相关的好东西非常重要。他始终在执行一个计划，即尽可能多地安排自己人坐上高层教士的位子。
我坚信，这些就是劳德所采取的方针真实的原因。他总有一个目标，一天都没有忽视。我们承认他一以贯之、顽固不移地追求实现目标，但决不要忘了他的目标真实的本质是什么。他是要除去英国国教的更正教色彩。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几句。劳德的方针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我可以说的不多。我相信，某些认为他遭到谣言中伤、尊他为所谓的大公教会原则复兴者的人，会说他做了许多好事。但对此，我完全不认同。我坚持认为，他对改革后的英国国教的损害空前绝后——加德纳、邦纳、博勒枢机和玛丽女王造成的损害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我已经说了，他的本意很可能是好的，也凭良心去做了。我确信，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为神和英国国教做好事。但他的政策直接和间接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造成的损害、制造的恶果到了极处。看看都是些什么后果吧。
劳德的政策造成的一项直接后果是教士对纯正更正教的感情普遍下滑，再也没能复原。劳德实际上得到了许多支持，也是个办起事来大步向前的大主教，因此许多人贪婪地吞咽下他的原则和观念。从那时起，教会的界限之内就迅速聚集起一派团结一致的神职人员，严重削弱了教会。这种下滑有多深有多广呢？劳德时代罗马教廷派往英格兰的使者潘扎尼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个国家当时的状况。他尤其提到，1636年劳德的挚友蒙塔古主教悄悄告诉他：“他和弟兄们已经准备好遵从高卢教会(6)的方法和原则。”“只有三位主教会激烈反对罗马教会，即莫顿、戴弗南和何尔。”“至于在讲道和书籍中对天主教的憎恶，”蒙塔古说，“只不过是形式，为了迎合潮流，无须太关心。”看这位英格兰主教的话多漂亮啊！从中可见劳德的神学传播有多迅速！
劳德政策的另一项结果很不一样。整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对英国国教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英格兰大众逐渐开始厌恶国教，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宗教团体主要是在迫害清教徒、禁言传道人、积极地进行审查、高举形式、神化圣礼并恭维罗马教制度。大众很少能进行良好的区分，在评价各种组织机构时，主要是看他们做了什么，绝少关心理论和大原则。渐渐地，全国民众开始将主教制同专制联系在一起，将《礼拜仪式》同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将英国国教与罚款、监禁和惩罚联系在一起。巴克斯特的自传为当时普遍的看法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因此，当长期议会召开，几乎一致对可怜的古老英国国教持厌恶态度，真令人心痛。英格兰各郡和各个市镇的代表都完全厌恶教会当权派，少有例外。攻击国教的人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都排山倒海般地完全吞没了为国教辩护的人。这都是劳德的作为！他让大部分平信徒心生厌恶，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民心，让国教的朋友变成敌人。
最后，劳德的政策最糟糕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国教暂时灭亡了。教会革命发生，最终膨胀为一种恐怖统治。中产阶级遭压抑的感情一旦释放，就爆发成一场飓风，把英国国教框架内的一切吹得一干二净。主教、主任牧师和教士，还有《礼拜仪式》，都被当作垃圾清除。不管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一样毁灭。血腥的内战爆发了，查理一世也跟着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上了断头台。教会和国教的一切都颠倒了。最后，只能靠军事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腕来维持秩序。王权和主教法权都一同废除，逐出教会，零落尘埃。这些都是劳德的作为！他播下风种，收获了龙卷风。
这些就是劳德政策的直接后果。我真希望他造成的损害就只有这些，但很不幸，还有间接的后果，直到今日我们还感受得到其恶劣影响。英格兰对英国国教的感情因劳德的事业而完全混乱，失去平衡。而平衡再未恢复。
劳德有害的愚行启动的钟摆已经剧烈摆动了两百多年。一开始，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对国教的钟爱强烈反弹，什么都忘了，没有学到教训，节制与宽容被当作了耳旁风。可恶的《统一令》通过了，两千名当时最优秀的教士被排除在国教之外，永远失去了在国教中的地位。接下来是很长一段阴郁的时间，英国国教停滞不前，像一只冬眠的树懒，虽然存在，依附在国家这棵大树上，但却几乎没有生命活力、一动不动、没有呼吸。一世纪之后，在光荣的教士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主导下，真正的更正教复兴到来了。但主教们既不理解、不欣赏这场复兴，也不进行引导、管理、利用、鼓励，没有留住这场复兴。于是循道会永久地建立起来，不从国教的教会数量猛增。最后，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番景象——纯粹属于更正教的英国国教允许半数人口游离在羊栏之外，从指间流走；广大不从国教者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更不重视国教！这一切的首要原因是什么？我再次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因为劳德大主教的致命方针！他撒种，我们收获结果。他让整整一代的英格兰人憎恨英国国教，毫不信任她。这种感情流传至今。
现在我要指出劳德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我已经尽力给读者展现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品格，他的方针政策及其结果。其实您定会相信，在每个题目上，可以谈的还有很多。但我必须跳过事情的表面，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充。如果我能让人思考和，令他们对马斯登的《清教徒史》和斯托顿的《教会史》这样的书产生兴趣，那么本章篇幅虽短，却不会归于徒然。现在来看看，从劳德的历史学到了哪些有实践意义的教训：
从本章学到的第一项功课是这样的：劳德的历史表明，任何去除英国国教更正教色彩的企图都会让教会组织自讨苦吃。任何人，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大主教、主教、主任牧师还是会吏长，不管他品性多么好——诚挚、热心、认真负责、博学、虔诚、慈悲、克己，只要他想重新把罗马教教义和罗马教仪式引入英国国教，那就是教会的敌人，损害了教会的根本利益。
我也不会绝对无误，在这一点上不会比教皇更好。我没法比其他人取得更多独家信息。但我坚决、清楚地确信，今日大部分国教教友不希望罗马教重回教会。也许，有些贵族和上层人物可能喜欢感性、做作的宗教，看不到接近罗马教的道路有什么害处。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还有最睿智的底层人民，不会喜欢任何形式的罗马教，不愿为之付出任何代价。如果你想硬塞到他们嘴里，他们就会离开教会各走各路。不再会有恐怖的统治，也不会有教会的地震。不会再有国家操纵的审判。我们周围的劳德和蒙塔古，如果有的话，不会被带去塔山斩首。但中产阶级会离开主教、主任牧师和教士，离弃教会组织。他们会高喊：“这不是我们的安歇之处，因为已经被罗马教污染了。我们必须立即离开。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
那将会怎样呢？教会定然会因缺乏信众而灭亡。只有将军和军官没法组成军队，而只有主教、主任牧师、诗班和教士也无法组成教会。当然，政教分离必然到来。圣乔治海峡这边跟对岸一样(7)，少数人的教会不会幸存太久。自由党的政治家也许不会再垂怜可怜的老教会及其主教座堂、教区教堂，还有可能不再捐款。如果“人民大众”不仅是君王的荣耀，也是教会的荣耀，那么英国国教的荣耀会永远褪去。空空如也的教堂大厅和唱诗班座位都会写上“以迦博(8)”。教会组织会分裂，或变成众多教派之一，就像苏格兰圣公会一样。而史书上会记下，英国国教因为自杀式地试图从更正教褪变回罗马教，从而失去了所有崇高品格。
不！对于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中的睿智者，我只知道他们希望国教教会组织是更正教的，否则宁可没有国教教会组织。他们可能不是思想深刻的人，但他们知道三百五十年前罗马教是什么样子，不想再让罗马教回来。他们知道宗教改革前神甫的专制、弥撒献祭、可憎的告解是什么样子。就算有最轻微的回到这些旧事的征兆，他们都会本能地厌恶，这种厌恶是合宜的。他们没法作出细致的区分，但他们黑白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他们看到教会里有任何模仿罗马教、复制罗马教仪式的企图，他们就会立刻起疑心。我敢放胆直言，那些激起他们的这种疑惑的教士，尽管热心、认真负责、本意良好、慷慨好施，但也不是英国国教的朋友，是在做损害极大的事。
第二项功课是：劳德的历史表明，一小群人也可以对一个教会造成何等大的损害。一小群人团结起来一起行动，力量也是巨大的。一小撮心意坚决的人为了作恶而聚集在一起，清楚地看到了目标，不断且不择手段地朝着目标前进，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最初劳德在牛津圣约翰学院的行动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后来的结果却巨大无比。
我斗胆明言，这一点太容易遭人忽视了。过去三十年里，许多人低估、轻视牛津运动，这对英国国教造成的伤害之多无人能及。纽曼、蒲赛、基布尔和理查德·弗劳德刚开始发起这项运动时，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好像不过是比巴掌还小的一片云而已。但现在，相比而言，他们发展到了怎样一种可怕的比例。半边天都乌云密布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位尊敬的牛津的朋友，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五十年前在一次私下的谈话里呼吁切斯特主教萨姆内尔和校长雷克斯注意这件事。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些贵人听了，露出怀疑的微笑，显然认为我们太年轻，目光短浅，大惊小怪。“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谬见，很快就会消散。”这片云很快就会过去。但那时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地估计危险有多大。我怀疑他们两位有生之年都改变了主意。
所以，我们别低估了礼仪派的力量，尽管其支持者看起来很少，他们用来搞罗马教的教堂数量也相对较少。这派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少，在全国上下都有不少同情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相机而动，不能因为规模小就轻视。在持久战中，少数人往往笑到最后。
不是吗？要想想威灵顿公爵的座右铭，轻敌是战争中最大的错误，会带来大灾。必须认识到，今日的礼仪运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纯正的教友需要尽最大努力阻止他们毁坏英国国教。如果我们可以轻看火药库中的一点火星，海堤上的一条小缝，船上一点点的渗漏，电缆上的一点点裂纹，要塞中的一小撮叛徒，那么就可以轻看礼仪派，因其支持者就像起初劳德一党一样，似乎相对较少。
最后一项功课是：劳德的历史表明，平信徒也要及时关心英国国教的处境，这极为重要。很清楚，两百年前，阻止英国国教全部回到罗马教的唯一原因是平信徒的反对。更不用说劳德时代如果没有平信徒的反对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认为他想让兰伯特宫的教皇服从梵蒂冈的教皇，但我坚信，如果再有二十年，他可以不受反对地、系统性地坚持除去国教的更正教色彩，就会把一代人“教育”成半罗马教徒，为倒退回罗马教铺平道路。由此可见，当时不是主教和教士在保护国教，而是下院中认真对待此事的平信徒。我承认，他们的措施是暴力的，手法粗鄙野蛮。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做了好事，但他们毫不顾惜人命，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巨大损害。但是，我坚持认为何李斯、德令、皮姆、汉普登等人的作为实现了一件事，即阻止国家倒退回巴比伦。那时他们把罗马教踢出了英国国教。就算打内战也比重回罗马教要好。
我希望，今日的平信徒决不要忘记这一点。他们是英国国教真正的希望。我们的未来大大取决于他们行为和路线。如果他们干坐着什么都不管，那等着我们的只有祸事。如果他们像祖辈那样兴起，要求教会中不得有罗马教式的新事物，圣餐中不得有除去更正教色彩的行为，那么我们还有希望。要打赢这场战斗还不算太晚。一旦平信徒兴起，喊出古老的口号：“我们不会改变英格兰的制度(9)；我们要更正教的教会制度，否则宁可不要教会制度。”那么，我就不会对英国国教绝望。
有一条结论非常清楚。我们不管怎么看待劳德，英国国教现在都处于关键的时刻，每个人只要反思一下就会承认这一点。这条船上划桨的人已经把船划到漩涡里了。冲突的各方已经撕裂了国教，她已经处在险境。没有哪个教会像她那样，里面有那么多完全针锋相对的神学学派。这种状态不能持续下去。许多人会问：“结果会怎样？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病人会活下去，还是死掉？”
通常在这种病情下，意见纷纭，医生众多，处方各式各样——有顺势而行的疗法，也有对抗性疗法。每人都有自己的“万灵药”和“和平提议”，说：“只要用这种办法，教会就会康复。”我们注意到，人们严肃地提出了许多补救措施，热切地希望引人注意，包括——更宽泛的圣餐条件、更宽松的信条和信纲、修改礼拜仪式、教会分区、增加主教数量、与西方教会联合等等。每种方法都有支持者，都保证会有效果。对于这些措施，我毫无信心。有两三种完全是破坏性的。其中最好的也不是现时病症所需要的。我认为这些措施都完全打错了目标，没有触及疾病的症结。
我的心意完全立定了。我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治疗我们心爱的教会，就是在我们中间复兴彻底的更正教原则和神学——灿烂的宗教改革的原则，拉蒂默、胡珀、杰威尔的神学。我不敢说神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复兴，也许我们已经时日无多。没有这样的复兴，我对未来毫无希望。我们只会越来越堕落，最终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灯台被挪去。有了这样的复兴，一切就都有盼望。平信徒会再次成为盟军，神的灵会浇灌给会众。神，我们父辈的耶和华神，会赐下祝福。
我说平信徒会成为盟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下，许多平信徒中的佼佼者采取骑墙态度，英国国教只跟他们有非常松散的联系。他们厌烦、憎恶教会里半罗马教毫无约束地增长。他们看到，如果容让罗马教坐在神的殿中，那么更正教的主教和信纲都毫无用处。他们可能不是思想深刻的神学家，对大公教会原则和古人也不怎么熟悉，但满足他们并不难。他们知道，并且也感受得到，什么能给他们益处。他们需要平白清楚的更正教敬拜，平白清楚的更正教讲道。如果在教会里得不到，很快他们就会离开，去往别的教会。教会里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不需要各种各样的圣服、旗帜、列队行进、焚香、牧师权杖、受难像、不停地鞠躬磕头以及任何徒有其表的东西。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玩具，只能取悦孩童，满足年轻的闲人懒汉，无知、不动脑筋、迷信的人。但不能满足中下层人民中人到中年、慎于思考、工作努力的人。他们需要粮食，心灵的粮食，良心的粮食。如果在现有的英国国教里找不到，他们就会去别处找。要给他们平实清楚、简明、忠于《圣经》的敬拜，平实清楚、简明、忠于《圣经》的讲道；给他们讲基督钉十字架的古老往事，让他们里面的人感受到圣灵真实的工作；给他们关于悔改、信心、圣洁的宝贵功课。有了这些，他们就不会离弃国教。我再强调，重拾彻底的更正教原则和更正教神学是教会今日需要的，是治愈教会疾病唯一的良药。
现在，我要用一位伟人的话来结束本章，这段短短的话值得特别注意，部分是因为他的声名和品性，部分是因为这是他临终受刑前写的。这个人就是威廉·罗素大人。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16年，他蒙冤被控谋反，在林肯旅馆草地被斩首。记载我要引用的这段话的书是1820年小罗素伯爵为罗素大人写的传记。下面这段话出自这位高贵的受难者在受刑前不久写给朋友的信：
“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相信，罗马教正在渗入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能阻止其推崇者停止实施他们的计划……我真是痛心，竟有那么多更正教信徒帮助他们。但我希望神会保守更正教信仰和这个国家，尽管这种信仰恐怕要遭受非常巨大的试炼和苦难。”
这些严肃的话是多么痛苦的预言！如果英格兰的贵胄和高级教士、议会成员和教士在17世纪像这位受死的爱国者罗素大人那样，清楚地看到罗马教“正深入这个国家”的危险，那么这个国家的状况在19世纪将会好得多。
(1)大卫躲避扫罗追杀时藏身亚杜兰洞。参见《撒母耳记上》第22章。——译注
(2)19世纪30年代，英国有一批人掀起了回归天主教的牛津运动，《时论册集》即他们写出的一系列小册子，篇幅不等，有长篇大论也有寥寥数页的传单。——译注
(3)当上圣大卫教堂主教后，劳德似乎继续享受克里克的俸禄。参见他的“日记”。
(4)台伯河位于意大利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教廷的象征。——译注
(5)兰伯特宫是英国国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在此指代英国国教。——译注
(6)高卢主义是法国17世纪盛行的一项运动，承认教皇的属灵权威，但主张教会有权管辖教皇，国王与主教能限制教皇在法国的权力。——译注
(7)圣乔治海峡是爱尔兰和威尔士之间的海峡。在这里，这边指英格兰（可能也包括威尔士），对岸指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译注
(8)意为“没有荣光”，参见《撒母耳记上》421——译注
(9)这一句原文为拉丁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