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
有些事值得回顾，了解这些事将让我们学到对现在和将来都有用的教训。信仰的历史就是如此。蒸汽机、电力、铁路和燃气让今人的条件同过往两个世纪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圣经》和人心并没有改变。两百年前，人们在信仰的事情上怎么想怎么做，现今的人也一样。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人怎么想怎么做呢？应当去了解。
正如有些事值得回顾一样，有些很久以前的时代也值得特别留意。有一些时代中，仅仅一代人身上发生的事就给一个国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个时代，一群民众最珍视的权利出现了，并在内战和宗教争议的苦恼中变得生机勃勃。本章将要谈论的时代就是如此。
英格兰人应当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深深地感激巴克斯特生活的年代。我们对巴克斯特领衔的那群高贵的大军应该给予的感激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人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他们就是清教徒。而热爱宗教自由的人对理查德·巴克斯特应有的感激超过清教徒中的其他众人。
我完全清楚写这个人的传记有多困难。很少有历史学家把这个题目处理得公正合宜，原因仅仅是他们不了解属灵的信仰。没得救的人肯定会觉得清教徒时代的宗教争议很愚蠢。这样的人没资格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就好像瞎子不能谈论画作一样。没有哪个英国国教的教士讲论这个题目后，会免于公开的误解。如果他赞扬反对主教的人，人们就会怀疑他对自己的教会不满。但对于英格兰人而言，对这个题目上有清楚的见解是最重要的，我必须请读者要有充足的耐心来听我细细道来。如果我能纠正某些错误的印象，能够在这些危险的时代提供一点引导人的大原则，那么我觉得读者就可以从本篇传记中获益了。如果“巴克斯特和他的时代”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肯定责任不在这个题目，而是在我。
巴克斯特生活的时代包含了海量有趣的事，因此我不可避免地会略过部分历史事件。
我说的是什么时代很清楚——他生于1615年，死于1691年。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同一个朝代的统治之下，该家族统治英格兰，既没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益处，也没给他们自己什么益处。这个朝代就是斯图亚特王朝。巴克斯特经历了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最后在威廉三世在位时去世。在共和国和内战期间，巴克斯特都是最杰出、最聪慧的人。他见证了君主制和英国国教的倾覆，以及这两者后来的复辟。他与克伦威尔、劳德、斯特拉福德、汉普登、皮姆、蒙克、克拉伦登、弥尔顿、黑尔、杰弗雷斯和布雷克同时代。在他生活的时代，英格兰君主查理一世、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爱尔兰总督斯特拉福德被公开处决。他生活的年代经历了瘟疫、伦敦大火、威斯敏斯特会议、长期议会、萨沃伊会议，以及《统一令》导致两千名最优秀的牧师被逐出英国国教。这就是巴克斯特生活的多事之秋。当然，这些事我无法一一细说。这些事的历史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就像密西西比移动全景画一般，没法一目了然。我只想定睛于这幅画中的几处首要的场景，因为我认为这些要点最有可能对现今的世代有所启发。
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倒退远离更正教宗教改革原则，这发生在他年轻时。英国国教中的传道人和作家开始引入一些拉蒂默和杰威尔绝不会赞同的教义和实践。纯正的福音教导遭到公开谴责和诽谤，被冠以“加尔文主义”这似是而非的名号。像戴弗南这样的好主教遭到冷落和非难，而蒙塔古和伦这样的坏主教却备受吹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教会当局贬低讲道，高举仪式，离谱地夸大主教制的好处。灯台和十字架，一切罗马天主教的装饰，都出现在了一些教堂里。可憎的《消遣书》侵犯了主日的圣洁，鼓励英格兰普通百姓像法国人那样度过主日。此前一直矗立在讲台正中的圣餐桌被挪到了教堂东面，围上了栏杆，被亵渎地称为“祭坛”。无疑，有人大声抗议这些削弱、破坏教会的行为，但搞这些动作的人不为所动。
整场行动的主导者是劳德大主教。这个不幸的人是不是真的打算让英国国教跟罗马教会重新联合，恐怕在末日之前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有一件事很确定，没有谁像他那样彻底地搬弄罗马教那一套。
就像古往今来的许多作恶者一样，劳德把自己住的屋子弄塌了，砸在自己的头上。他最终掀起了一场风暴，令教会、王权和主教都一同崩塌，他自己也受审丧命。但英国国教再没能从劳德时代受到的损害中完全复原。
从他的时代起，教会里一直不乏牧师秉持劳德的大部分原则，偶尔还大胆地迈出脚步施行出来。莎士比亚的话真是字字珠玑：
“人的恶行贻害后世。”
玛丽女王对英国国教的损害完全没法跟劳德相比。
决不要低估了一个胆大的坏人能够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在信仰上。谬误的种子就像蒲公英，风吹走一朵，就能播撒一整块地。一个汤姆·潘恩(1)就能在全世界培养出不信者，一个劳德就能给数代人难以言述的损害。绝不要以为极端的礼仪派是英国国教合法的子嗣。他们不是。在斯图亚特时代之前绝少听到这样的论调。也不要以为，所谓的牛津运动或礼仪派是最近的新发明。不是这样的。这种思想两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极端礼仪派的祖宗就是劳德大主教。记住这些事，就能从巴克斯特的时代学到一些功课。
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中，另一项吸引眼球的事件是查理一世和自己的议会之间的内战。
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有时是有必要的恶行，但仍然是恶行。而所有战争中，最令人痛苦的是内战。这是一种大家庭内的争端，得胜者并不光彩，因为是同自己的弟兄打仗。边山、纽堡、马斯顿荒原、纳西比和伍斯特这些地名(2)唤起的只是痛苦的回忆。
每场战斗中的获胜者流的都是本国同胞的血，削弱了整体国力。
但关于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内战，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尤为令人痛苦。保王党完全漠视信仰、道德败坏，这对他们的损害超过了议会召集的所有军队。一开始，成千上万坚定、安静的人保持中立。但当他们发现，一个人给家人读圣经、一起祷告，就会被当作圆颅党而遭迫害，他们就不得不为了自卫加入议会军。简单地讲，许多保王党的邪恶和放荡驱使敬虔的人成为他们的敌人。当然，议会一方也有许多虚伪、狂热之徒，保王党中也有一些好人，比如福克兰大人。但是，我毫不怀疑，为议会而战的人之中拥有真信仰的人远远超过为国王而战的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知晓人性的人都不会对内战的结果感到吃惊。鲁珀特亲王、威尔莫特、葛令率领的酗酒、赌咒发誓、喧嚣作乐的部队，面对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埃雷顿、哈里森、弗利特伍德和德斯博罗夫带入战场的祷告、唱诗、读经的战士，完全不是对手。坚定的人日久就会成为最出色的战士。如果一方的支持者有强烈的信仰原则，这样的一方很难失败。“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的，他必被轻视。”
在结束讲论内战之时，我要给出一项综合的评价，以及一个提醒。综合的评价是，虽然我们对内战极为惋惜，但另一方面必须记住，这个国家拥有的自由、卓越的宪法很可能要归功于这场内战。神能让恶事带来善果。查理一世与下院翻脸之后，英格兰在专制和混乱、混乱和专制之间动荡了许多年，非常暴力。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很可能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英格兰人脑中学会了伟大的政治功课，直至今日仍在造福我们。君主们明白了，他们必须满足于在一定的轨道上行动，就像天上的行星一样，没有得到自由的议会下院同意，就不能统治已经启蒙的百姓，无法向他们征税。列国都明白了，拆毁比建造要容易得多，推翻古老的君主政体比建立令人满意的政府取而代之要容易得多。我们国家许多殊荣的根基都是在共和国时期打下的。对此，我们应当牢记。这个国家应当对布鲁克、汉普登、艾略特、怀特洛克和皮姆大为感激。
我要就查理一世的死刑提醒一下读者。要清楚，大部分清教徒并未参与审判、处死国王。许多人以为整个议会一方都要对这一邪恶、不当的政治行动负责，这种看法大错特错！大部分长老派强烈抗议处死国王。巴克斯特在自传里明确说明，他跟其他许多牧师一道表达了对这一做法的憎恶，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其实施。这件事是克伦威尔和军队里直接支持他的人干的，罪孽应该归到他们头上。的确，大部分清教徒拥护议会一方。但他们完全没有反对王权，也没有支持处死查理国王，这些清教徒是完全无辜的。铭记这一点，就能从巴克斯特时代的历史中学到一些教训。
巴克斯特时代历史的又一项特色是强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崛起和他的行为。
很少有人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遭受那么多的谩骂指责。有些人把他描绘成邪恶、虚伪的妖魔。没有什么恶语不能加在他身上。但这种评价显然荒谬，反而颠覆了作出这种评价之人的目的。他们忘了，英格兰居然容忍这样的妖魔统治那么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个亨廷顿酿酒师的儿子能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将领，在这个国家当了许多年说一不二的独裁者，那么仅仅从这些事实表面看来，他就必定是个极不平凡的人。
坦率地讲，我认为卡莱尔和多比内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比较符合实情。我不能像后者那样彻底，断言克伦威尔是个诚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不会冒险以任何方式作出评述，因为我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料来判定。如果我只看他的私人信件，无疑会称他为得救的人。但当我留心他的一些公共事务，就觉得他如果是基督徒就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他同时代的巴克斯特和其他好人怎样怀疑他，我对他属灵状况的怀疑就愈发加增了。简言之，我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但不打算继续探究了。
我并不怀疑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格兰人之一。也许，没有谁用剑获取了无上的权力后，会像他那样克制地使用权力。他担任护国公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恐怕欧洲各国对英格兰的惧怕和尊重空前绝后。他的名号就让人战栗。他宣称会让英格兰人的名声像罗马人那样大。他确实成功了。他公开宣布，不会容忍更正教信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受到侮辱。他持守了诺言。当萨伏伊公爵开始迫害瓦勒度派时，克伦威尔立即干预，直到公爵的军队撤出他们的村庄，归还这些可怜人的财产和房屋。当法国尼姆的一些更正教信徒遭到法国政府迫害性政策的威胁时，克伦威尔下令驻巴黎大使紧急抗议，要求停止这种行为，若遭拒绝就立即离开巴黎。实际上，据说法国宰相马萨林枢机一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就会大惊失色。这位枢机主教惧怕克伦威尔甚于魔鬼，在法国已经众所周知了。至于教皇，当克伦威尔派遣布雷克指挥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去同托斯卡纳公爵一起解决一些事的时候，他就下令在罗马游行，主持人要露面四十小时，以避免神的审判，拯救教会。简言之，英格兰更正教在欧洲的影响在克伦威尔时代达到顶峰。
我也要提醒读者注意，除了以上事实之外，克伦威尔的政府也非常宽容，而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不理解为什么要宽容。克伦威尔的私生活无可指摘，在全国上下强化了道德标准，而在斯图亚特家族掌权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标准，十分可悲。这些事都要记在心头，我想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轻率地盲从普遍的观点，认为克伦威尔是个邪恶虚伪的人。要确信，这个人得到的评价应该比通常的看法要高得多。尽管他有缺点，但他为国家做了大事。不要因这些缺点而无视他的伟大之处。让我们把他列在伟人之中。如此一来，就能从巴克斯特的时代学到功课。
巴克斯特时代还有一个特征，我认为绝不应当忽略，即斯图亚特王室治下的英国国教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
我不太情愿涉及这个话题。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诚心实意地爱着她。但我发现自己的教会并非没犯过错，我必须承认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她犯下了一些巨大错误。但我决不能说，所有成员都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阿伯特、卡尔顿、戴弗南、何尔、普利多、乌舍尔、雷诺兹和威尔金斯等主教不管是在教义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参与这些错误。但很不幸，这些好人往往在教会里是少数派。我希望读者注意的是多数人管理教会事务的方式。应该了解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待这个国家不幸的宗教分歧的历史，因为这是同巴克斯特的人生密切相关的事。
我说教会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指的是她长久以来试图倚靠痛苦和刑罚来强迫不从国教者就范，禁止私人宗教活动。教会经常讨伐每个违反其总则或者做了任何与其习惯相悖之事的人。多年以来，成百上千的人被召去执法官那里，罚款、下监，经常有人遇害。原因却并非他们干犯了福音或者十诫，不是因为他们公开攻击教会，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一些卑劣的次要教会法条——违反这些法条比遵守更光荣——或者因为他们悄悄地聚会以获得教会的公共聚会无法给予的属灵造就。一方面，有好人因为写了反对主教的话，就被割耳切鼻！雷顿大主教的父亲就遭受了这样的刑罚！另一方面，有条法令规定，五人以上的聚会如果采用了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之外的宗教活动，那么参加者就要被罚款，或者初犯坐牢三个月，再犯坐牢六个月，第三次就要坐牢七年！许多人在有超过四个熟人在场的时候，就不敢进行家庭祷告！有些家庭在有五个外人在的时候，都不敢进行谢饭祷告！这就是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英格兰的状况。
这一可悲政策的结果可想而知。被迫害一方愤愤不平，对自己受洗的教会大为不满，他们深信结出这样果子的组织，原则上必然是低劣的。人们听到《礼拜仪式》这个词就会恶心，因为他们的记忆中这是跟罚款、监禁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看到主教往往威胁到善工，而非恶行，于是厌恶主教制。巴克斯特就此在自传中写下的话非常引人注目：“主教们越是想用惩罚来制止分裂，就越加认为自己是在逼迫信仰的敌人，亵渎者的领袖。”
明白人性的人，谁想尝尝这样一种感受？大部分人会评判一个机构是根据其管理层的表现，而不是其理论上的优点。当普通英格兰民众看到，一个人只要不违反教会的教规就可以为所欲为；看到人们可以赌博、赌咒发誓、酗酒却不会有什么令他们害怕，但在聚会结束后聚在一起唱诗祷告却会受到严惩；看到不虔不敬、无知、放荡、道德败坏、挥霍无度的人只要遵从教令，参加自己教区教堂的礼拜，就能平平安安地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而谦卑、圣洁、本着良心、读经的人，有时去了教区之外的教会，就被重罚；看到查理二世及其一党的人自由自在地喧嚣着挥霍国家的财富，而该国像巴克斯特、简金那样的圣徒却被下在监里；当普通英格兰人看到这些事，他们就很难去爱做了这些事的教会了。而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英格兰许多郡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这都不是无知轻率得像在自杀，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教会把好人赶出团契，是在帮助魔鬼，的确是在放自己的血。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国教多数人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是1662年的《统一令》。时值查理二世上任伊始，君主制和教会刚刚重建后不久。
这项声名狼藉的法令将给所有英国国教牧师设置了任职的条款和前提，而这样的条件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有过。清教徒的良心无法容忍这项臭名昭著的法令，因而他们被迫离开教会。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该法令完全成功了。一年之内，至少两千名教士宁可失去饭碗也不接受该法令中的条款。这两千名教士中的许多人都是当时最优秀、最有才华、最圣洁的牧师。许多人曾经过主教的按立，不受干扰地在国教中侍奉了二、三十年，现在却突然命令他们接受新的升迁条件，因为他们拒绝，就丢了饭碗。伦敦的六十个重要教区当即失去了牧师，留下的会众就像没有牧人的羊。再没有比这不可取的可耻行径更能让一个更正教教会的历史蒙羞了。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完全违反了查理二世回国前在布雷达的承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国教应在广泛而自由的基础上重建，以满足清教徒不安的良心，查理二世作出了这样的承诺，所以才被迎接回国。如果没有清教徒的帮助，他永远不可能回国。但一旦国王权力稳固，就悍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一些小小的退让就能轻松地让大多数遭驱逐的牧师留在教会中。他们并没有死硬地反对主教制，也没有反对礼拜仪式。根据巴克斯特的估计，稍微改动一下祷告，允许敬拜时有适当的自由，就能令两千名牧师中的一千六百名满意。但掌权者决心毫不退让。他们不希望清教徒留在国教。当有人对主导这一行径的谢尔顿大主教说，他认为许多清教徒会服从、接受《统一令》时，他答道：“恐怕他们会的。”为了展示教会当权派的精神，他们还增加了祷告文日程中的可疑事项的数量。他们竟把赶出清教徒，引入彼勒(3)和恶龙当作可喜可贺的事！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被驱逐的牧师有许多都是大有能力、成绩斐然的人，本来为了把这些人留在教会里，应当作出重大让步。巴克斯特、珀尔、曼顿、贝茨、卡拉米、布鲁克斯、华森、查诺克、卡里尔、豪、芙莱维尔、布里吉、杰金、欧文、古德文，这些人的名字直至今日仍为众教会所称道。把他们赶出教会的人根本没法与他们比肩。多数派的名字鲜为人知，但他们拥有权力，并诉诸权力。
这一行径很不光彩，因为全世界都看到，英国国教的领袖就像现在的波旁王室一样，在流亡期间根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忘了劳德的糟糕政策让英格兰经历惨痛。他们没有明白，调解和让步是教会治理者最优秀的风度，而长远看来，迫害的政策必然失败。
我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停留太久。我可以轻松地讲述巴克斯特时代更多糟糕的事。我可以提起1665年的《牛津法案》，该法案禁止不幸的遭驱逐的牧师生活在任何集镇方圆五英里之内，以及他们讲过道的地方方圆五里之内。但我所讲的已经足以证明，我之所以说英国国教无知轻率得像是在自杀，并非没有理由。无知轻率之举的结果，任何知道英格兰的人都已经明白了。这个国家更正教四分五裂的现实就是证据。
我一直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英国国教掌权一派的政策。我并没有感受到巴克斯特和他遭驱逐的弟兄对《统一令》的那种良心不安。尽管我很尊敬他们，却认为他们的判断错了，误入歧途。但是我认为谢尔顿大主教和那些拒绝让步满足他们要求的人，比他们错得更离谱，误入歧途更远。我相信这些人撒下了无尽分裂的种子，伤害了英格兰真信仰的事业，也许再也不能修复。他们埋下了英格兰不从国教者的根基。我相信，他们满不在乎地丢掉了行善的黄金机会。他们本可以明智、适时地让步，轻松地令我心爱的教会比现在更加有效、有用得多。但他们拒绝如此行，非但不采取调和措施，反而推行可悲的《统一令》。对他们的行动，我没有丝毫共鸣，一想到就深感遗憾。
讲论巴克斯特的时代，就不能不给读者一条忠告——请不要尽信讲论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作品。也许，没有哪个时代像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那样，让偏见和党派之争扭曲了历史学家的眼光。如果有人想得到关于那个时代真实公正无偏的历史，我强烈推荐马斯登的《清教徒史》，我认为他的这两卷书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宗教史籍。
现在我们来看巴克斯特本人。不了解他的时代，就很难理解他的品格和他的为人处世。关于巴克斯特，有一些清楚的事实比其他事情更能让我们谨记那个时代。
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什罗普郡一个小地主的儿子，1615年生于该郡的罗顿，他外祖父阿德尼住在那里。
他很早的时候，就受到了宗教熏陶，为此，他要感谢神给他一位虔诚的父亲，从小就训练他。那时，什罗普郡是一个非常黑暗、不敬虔的地区。牧师普遍无知、没有恩赐、不会讲道，可想而知，人民放荡败德，轻视美善之事。在伊顿·康斯坦丁，郊区居民在主日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围着老巴克斯特先生家附近的五朔节花柱跳舞，令他悲伤厌烦。但即使在这样的地方，在他儿子身上，恩典也胜过了世界，理查德成为“从幼时就侍奉主”的高贵大军中的一员。
神喜悦用来引人认识他的信仰书籍的书名总是十分有趣。在巴克斯特身上作用最大的书是邦尼的《决断》、珀金斯的《论悔改、生与死以及管住舌头》、考沃威尔的《论信心》和西布斯的《压伤的芦苇》。疾病和面临死亡更加促进了他里面的属灵之工。他在自传中说：“疾病和痛苦帮助我研究怎样死去。这又令我研究怎样活着，研究那些我必须从中获得目的和安慰的教义。”
二十二岁时，他被伍斯特主教索恩博罗夫按立为教士。他从未上过大学，先是在罗克赛特上了一所免费学校，后来又在勒德洛受教于一位家庭教师，相比起来，他如饥似渴的求学之心对于他的学识贡献更多。很可能，在他开始教会侍奉时，他的神学装备比当时大部分年轻人都要强。他获得牧职显然并不仅仅是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获得牧职开始事奉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这样说自己：“我知道，缺少学历可能让我受大多数人轻视，但想到来生很快就到来，我里面对悲惨灵魂的关心就胜过了一切障碍。我意识到自己渴望人们良心觉醒，得到拯救，所以认为如果赢得一两个灵魂归向神，就足以弥补我因为没有学历而从人那里遭受的全部羞辱。”
从受按立一直到死，巴克斯特一生总在经历着大起大落，身体和心理的巨大折磨。有时一帆风顺，有时步履维艰；有时受人赞扬，有时遭受逼迫；一时在基德敏斯特的小路上进行问答式讲授，又一时在萨沃伊会议上与主教们争辩；有一年面临死亡的关头，在宁静的乡间宅院里写下《圣徒的安息》，又一年在克伦威尔军中担任随军牧师；有一日查理二世给他担任主教的机会，又一日却因《统一令》被逐出教会；有一年同克伦威尔就君主制争辩，告诉他君主制是一种福气，另一年却又在杰弗雷斯面前被控写作煽动性的作品；一时宁静地在阿克顿黑尔法官的社团中生活，另一时却因穷凶极恶的教会迫害而在监狱里饱受折磨；一日在比尤德利教堂跟通布斯先生公开讨论婴儿洗，另一日在阿莫夏姆教堂从早到晚反驳反律法主义者的神学论据；有时候传讲最浅显的教义，有时却处理最深奥的抽象问题；有时撰写论文给有学问的人看，有时却写作给贫苦大众的小册子。也许再没有哪个基督教牧师像他这样扮演这么多不同角色，当然，也没有哪位牧师拥有他那样无可指摘的名声。他一直饱受不治之症的折磨，绝少能长时间免于病痛；他的头脑一直在工作，从未闲懒一天；表面上看起来他事情很多无暇分心，但却从不拒绝新的工作；他生活的时代有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但他却坚持每日与神相交；他并不完全属于任何派别，各派却都畏惧、尊敬他；他有太多保王派的特点，难以取悦议会派，却又跟议会过从紧密，而且太圣洁，难以受保王党欢迎；他太像主教制的支持者，难以令清教徒中的激进派满意，但又太过于像清教徒，不受主教们信任。很可能，没有哪个基督徒像理查德·巴克斯特那样，尽管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却如此难享安息。
1638年，他开始事奉，在达德利的阿珀尔教会讲道。他在那里讲了一年，就搬去布里吉诺思，在那里待了一年零九个月。然后他去了基德敏斯特。两年后共和国动乱开始，他退隐考文垂，坐观内战进程。纳西比战役后，他离开考文垂加入议会军担任随军牧师，空想着能在士兵中间做些好事，抵消克伦威尔及其友人野心勃勃的企图。1646年，他因病不得不放弃随军牧师的职任，在生死之间挣扎了数月，此间他住在德比郡墨尔本的约翰·寇克爵士家和伍斯特郡罗斯棱奇的托马斯·罗塔斯爵士家，他们都热情款待他。1646年底，他回到基德敏斯特，继续担任教区牧师达14年之久。1660年，他离开基德敏斯特去往伦敦，为查理二世复辟出力不少，成为国王的随扈教士。在伦敦，他接连在圣顿斯坦教堂、黑修士教堂、圣布莱德教堂讲道。稍后，国王给他赫里福德主教的职位，但他拒绝了。1662年，他成为因《统一令》而被逐出教会的两千名牧师之一。被逐出教会后，他立即娶妻，妻子在各方面都与他般配，与他携手同行十九年，举案齐眉。这位妇人就是什罗普郡阿普利堡的玛格丽特·查尔顿。婚后，他住过伦敦及附近的多处地方——阿克顿、托特里吉、布卢姆斯伯里，最后是切特豪斯广场。仇敌对待他的可耻行径令他几乎居无定所。这段日子里，又一次他获得去苏格兰任主教，还有担任一所苏格兰大学校长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在人生的最后二十九年不断遭受迫害、被罚款、入狱、面对挑衅般的论战，苦毒不堪。有机会他就会讲道，不能讲道就写书，反正一直在做工。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继位，他不再受逼迫，可以稍稍喘一口气了。但不久，1691年，死亡令这位善良的老人去了安息之地，在那里“不再有恶人搅扰，劳苦的人可以安息”，享年七十六岁。
以上就是巴克斯特的一生的概要。他是斯图亚特王朝最杰出的清教徒之一，也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忠心的福音工人之一。当然，相信这份概要还可以无尽地扩充。但我只能把注意力放到几件首要的事情上。如果我讲得不够，那并不是因为没话可讲。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何巴克斯特的名字在英格兰伟人中占据如此高的地位，就请花一点时间，让我来讲原因。
其一，巴克斯特个人极其圣洁。少有人像他那样活在公众眼目下五六十年，却誉满天下，毫无瑕疵。许多人恶毒残忍地仇视他，却没法找到他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看起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所处的各种环境下都圣洁：身为儿子、丈夫、牧师、朋友都保持圣洁。顺境中圣洁，逆境中也圣洁；病痛中圣洁，健康时也圣洁；年轻时圣洁，年老时也圣洁。俄姆在巴克斯特的传记中说得好，他是极其“不属世”的人。他与神、与基督同行，天堂、死亡、审判和永恒都一直浮现在他眼前。他不关心今世的美事，主教的职位报酬丰厚、备受尊荣，却没能打动他。他也不顾及世界的敌意，绝不会因怕人不悦就偏离自己的道路一分一毫。他对人的赞美和责备都无动于衷。他不管是在克伦威尔还是查理二世及其众主教面前都勇敢得像一头狮子。对寻求如何得救的穷苦百姓，他却温柔得像只羊羔。为了良心，他会像十字军战士一样狂热，而对于所有诚心爱耶稣基督的人，他又以包容的心来对待。“不管他从不从国教，”他会说，“我高兴的是基督传开了。”他是个真正的谦卑人。有人写信给他，表达对他的仰慕，他回复道：“你是在倾慕自己所不认识的人。要是认识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了。”考虑到巴克斯特忍耐了惊人的试炼，这个国家绝少有他这样的基督使者了。请记住巴克斯特的这一优良品性。对世界而言，没有什么论据比圣洁、一以贯之的生活更有恒久的说服力了。记住，达到这样圣洁水平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愿巴克斯特的榜样能鼓励我们。愿我们记住巴克斯特的主、他的神并未改变。
其二，巴克斯特是英格兰教会历史上最有力的传道人之一。他似乎拥有成为完美的“大众导师”应有的全部恩赐。他有惊人的口才，海量的记忆，清楚明白的叙述方式，强有力的命令，简明扼要、强调式的表达真理的方式，特有的动人嗓音，像急流般席卷一切的热忱。他常常说：“要让人认真听、认真遵守，讲道就必须认真。”他有一句名言，表现了他的品格：
“我讲道时就好像再也没有机会讲道一般，就像将死之人讲给将死之人听。”
同时代的贝茨博士说：“他讲话妙语连珠，很健谈。他的风格中有一种高贵的省略。他不屈就煽情的雄辩之语，鄙视浮华的演讲术。但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清晰有力，令人信服，能够刺入人心，让人感动，遇见这样聪敏的人都不能令你喜悦的话，那你就如同蝰蛇一般聋。”
他的讲道产生的效果就是福音的效果，福音一直有效，将来也会有效。拉蒂默和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发挥了什么作用，巴克斯特的讲道就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达德利，贫穷的制钉工人挤满了教堂，甚至有人爬到窗子上，外面的屋檐下也都是人。在基德敏斯特，为了容纳会众，不得不修建五个新的楼座。在伦敦，他讲道时人山人海，有时去听讲道甚至会有危险，经常挤不进去。
当他要在杰里的圣劳伦斯教堂讲道时，写信给该教堂牧师瓦因斯，说萨福克伯爵和布罗格希尔大人要一起来，希望能给他们留座。但当他和这两位贵宾一同到达时，人群并没有表达对这两位贵宾的尊重，他们甚至没法挤进去听道，只得回家了。瓦因斯自己也不得不到讲台上，坐到巴克斯特身后，因为没有立足之地了。而巴克斯特讲道时，其实就站在瓦因斯两脚之间。
有一次，他去舰队街的圣顿斯坦教堂给一大群听众讲道。证道期间发生了事故，于是他就借着这件事故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讲解。教堂尖顶上掉下来一块砖，于是有人发出警告，说老朽的教堂就要塌了。几乎就在警告发出的同时，一根长凳承受不了上面站的人的重量，断了，于是现场更加混乱。许多人涌向门口逃命，慌乱不堪。有个老妇人大声祈求神赦免她又来到教堂的罪，并许愿说，如果平安出去，就再不来教堂了。所有人都慌了神，但巴克斯特从容镇定，不为所动。秩序恢复之后，他起身说道：“我们是在聚会敬拜神，以预备我们自己，而这个世界将要毁灭，那时天都要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所以应当对这世界的大喧嚣无所畏惧。”这就是巴克斯特，这就是他不仅有神的恩典，而且有恩赐和勇气去做的事。他说话的口气总是像一个看到神、感到死亡就在背后的人。
这样的人不可能讲不好。这样的人不会缺少听众。凡是有谁想知道神会借着他的灵为一个亚当的后代行作怎样的事，就应该把这样的人存记在心里。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其三，巴克斯特是有史以来牧养教区和会众最成功的牧者之一。他来到基德敏斯特时，那是个黑暗、无知、败德、不敬虔的地方，也许有三千居民。十四年后他离开时，成功地把该教区的情况颠倒了过来。“他来之前，”贝茨博士说，“这里就像一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但他的劳苦得到了属天的祝福，使得这里有了乐园的风貌。坏人变好，好人更好。”定期领圣餐的人平均有六百人，巴克斯特说：“这些人中，我不能对其真挚抱有美好盼望的人，不超过十二个。”教区居民完全尊重并遵守主日。据说，“穿过街道时可以听到一百户人唱诗，复述证道内容。”当他来到这里时，一条街上大概只有一户人在家里敬拜神；当他离开时，有些街道上，不在家敬拜神的家庭不会超过一户；甚至在旅馆和酒馆里，人们都敬拜神。即使最不虔诚的家庭，也往往都有得救的亲戚。“有些穷苦人精通神学，居然理解了整个系统神学，能就困难的争议作出判断。有些人的祷告有序、丰满、表达合宜、语言圣洁、充满热情，少有牧师能与之比肩。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脾性和生活的纯洁比他们的恩赐更值得称道。”
巴克斯特用来达至此等惊人的成功的手段是入户探访和定期的个体牧养。这种方法无疑带来了巨大益处，尤其是在当时，这是件新鲜事。不管怎样，比起巴克斯特在基德敏斯特所采用的方法，现代最精细的教区组织也没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在于，没有哪个教区有巴克斯特那样的中流砥柱。有些神职人员还在为主教制和长老制争论不休，或者为遗弃和自由意志咬牙切齿之际，巴克斯特却总在挨家挨户走访、劝诫。当别人涉足政治，在今生的瓦砾中“埋葬他们的死人”之时，巴克斯特却在过十字架的生活，每天传讲福音。我怀疑他是英格兰曾出现过的最好、最聪颖的教区牧者，是许多当代的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应当效法的对象。我再说，难道我没有权利呼吁大家不要让这么闪光的器皿生锈暗淡，遭人遗忘吗？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其四，巴克斯特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勤恳的属灵作家之一。很少人对巴克斯特在自己活跃的五十年里写下的海量神学作品有些许的了解。据估算，他的作品加起来足有六十卷八开本的书，至少有三万五千页，而且字还很紧密。当然，这些作品并不都有同样价值，许多并不值得精读，就像他施来的船只不仅有金银和象牙，也有许多猿猴和孔雀。然而，不管怎样剔除次品，巴克斯特的作品总的来说包含海量的坚固真理，而且经常以一种出众、精妙的方式来讲述这些真理。巴罗博士的话可谓中肯：“他实践性的作品从不需要修正，他的辩论作品绝少能被驳倒。”威尔金斯主教也说：“他在所讲论的每个题目上都造诣匪浅，要是他活在古代，定能成为教父。一个时代有一位巴克斯特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伟人威廉·威伯福斯(4)说：“他的实践性作品是基督徒智慧的珍宝，”“我必须恳求将这位伟人列入英国国教最闪光的人物之中，而他却在1662年被无耻地逐出国教。”
巴克斯特写下了三部大师级作品，没有谁能说其他人的哪部作品一定优于这三部：《圣徒的安息》、《改革宗牧者》和《呼吁未得救者》。我相信这些书已经造福了成千上万人的灵魂，仅此就足以令其作者位列顶级属灵作家的行列。《呼吁未得救者》一年印了两万册，有六兄弟读了这本书同时得救。宣教士艾略特非常看重这本书，将其译为印度语言，是他在《圣经》之后翻译的第一本书。的确，要是我们考虑到巴克斯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繁重的工作、严重的逼迫和缠累的病痛下完成的，就不仅会惊叹他竟然如此多产，而且作品竟然如此优异。像他这般殷勤、珍惜光阴，真是世间罕有。我再说，难道这样的人不应受颂扬吗？
其五，巴克斯特是英格兰有史以来为了良心的缘故最能忍耐的殉道士之一。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像我国的更正教改教家那样以鲜血见证自己的信仰。但他也曾受逼迫、下监，这跟流圣徒的血一样是“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他也“终日被杀”，在某种意义上比死在火刑柱上还要糟。如果有什么事能试炼信心和忍耐，我相信一定就是像巴克斯特人生最后二十九年里不断遭遇的那种迫害。他没有抢夺任何人，没有谋杀任何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信奉异端。他相信《信纲》的全部内容。然而，今日没有哪个盗贼和重刑犯像这个好人那样遭受无耻地对待。要列举他被传唤、罚款、禁言、下监、驱逐有多少次，恐怕难以穷尽。要描述加诸他身上骇人听闻的屈枉正直，既令人痛苦，又没有益处。我只会举一个例子，即他在首席大法官杰弗雷斯面前受审。
1685年，杰弗雷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审判巴克斯特，罪名是发表煽动性文章，说他最近的《新约》讲解在影射攻击主教。没有什么指控比这条罪名更缺乏根据。这本书流传下来了，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被指控煽动的段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福克斯写的詹姆士二世在位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审判他真实的动机是想要惩罚不从国教教师中的重要人物，他在自己一派信众中享有盛誉，而据信这样的人会支持辉格党的政治观念。”
一位旁观者用了很长的篇幅形象地记录下了那场审判，生动地显明了巴克斯特时代的司法机构是怎么断案的。
审判一开始，当局想作出怎样的判决就已经一目了然。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的举动就好像他是检察官，而非法官。他屈尊俯就，竟然同辩方争吵，用的是谩骂的语言，似乎是在伦敦的鱼市场骂街，而不是在法庭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威逼辩方律师，不准他发言，甚至用猛烈抨击巴克斯特的话来打断他。
有一次，大法官宣称：“这是个老流氓，用他在基德敏斯特的教义毒害世界。他鼓励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用缝衣针和顶针来同蒙福的国王打仗。这是个搞分裂的老恶棍！虚伪的罪犯！”
不久，他又骂巴克斯特，“老笨蛋，不知感恩的恶棍，自负顽固的疯狗。吊死他！”他说，“这个老家伙羞辱我们教会的制度和原则已经够多了，一百年都擦不掉。但我要为此教训教训他，因为他该受鞭打，在城里示众。”
一会儿后，当巴克斯特开始为自己辩护时，说了两句话，杰弗雷斯就打断他，喊道：“理查德，理查德，你以为我会任你毒害法庭？理查德，你这个老家伙，老坏蛋。你写的书可以装满一辆马车，就像鸡蛋里满了肉，每本都充满了煽动性、甚至可以说叛国的言论。要是四十年前就鞭打你，让你停笔，那该多好啊。你假装是在传讲平安的福音，已经一只脚踏入坟墓——现在是时候想想，你打算怎么样来为自己交账。要让你自己决定的话，我看你仍会死不回头。但靠着神的恩典，我要照顾一下你。我知道你的同党很有能力，犄角旮旯里到处都藏着你的同伙，等着看你这有能的鸽子会有什么下场。但借着全能神的恩典，我会把你们都碾得粉碎！来啊，你要辩解些什么，老坏蛋？来，说啊！”
这场审判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话。上述提炼的内容只不过是整场审判小小的一部分。无须多言，巴克斯特在这样的法庭上肯定会被判罪名成立。法庭判决罚款五百马克，显然他无力支付；在付清罚金之前，他不能出狱，而且还要签字保证在七年里行为良好。结果，这位可怜的年老病弱、无儿无女的鳏夫，七十岁了还在南华克监狱待了两年！
这样的审判是英格兰司法的耻辱，对那些制造这起冤案的人——即那些侦探和推事——来说更是耻辱，对此，我想在本世纪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感谢神！不管怎样，我相信英格兰已经跟这样的审判说再见很久了，尽管在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事。鼓励下贱的告密者的国家，用法律来威慑圣洁之事、合乎圣经的信仰、思想自由，而非威慑罪恶败德之事的国家，用司法来实现政治目的或者为教会卑鄙地泄愤的国家，其实很可悲！
但要知道，面对如此不公的检察和司法程序，巴克斯特仍不失慈悲，恒久忍耐。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他说：“有一天，人们定会明白这些事，一些更正教信徒逼迫其他更正教信徒，真是愚蠢！”他遭辱骂时，并不还口。他对诅咒还以祝福，以祷告应对折磨。殉道者以烈火焚身来荣耀神只不过是一天，而巴克斯特却被所谓的更正教信徒虐待了二十年！我再说，难道我不该告诉你们应该纪念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当受颂扬。
我想现在我要说的话已经讲明了。我相信，有一些很久以前的人，研究他们将对我们大有裨益，巴克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一位真人，真正的属灵英雄。
我不是让人把他当作完美无缺的人，比克兰麦、加尔文、诺克斯、卫斯理更强。我一点也不想为巴克斯特的某些教义观点辩护。他试图将不可能系统化的东西系统化，没有成功。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像欧文、布里吉和特雷尔那样清晰全备的福音。我也不认为他的判断一直都正确。他拒绝出任主教就是个大错误，是弃绝了行善的大好机会。要是巴克斯特当上主教，进入上院，我相信《统一令》就不会通过了。
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必须以他们为真基督徒的榜样，为他们感恩。必死的凡人不可能毫无瑕疵。就巴克斯特而言，恐怕没有哪位英格兰福音传道人高过他。总有人在这样、那样恩赐上比他更优秀，但绝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拥有那么多恩赐——卓越的圣洁生活，传道时惊人的力量，无与伦比的牧养技巧，不知疲倦地殷勤写作，遭受逼迫时温柔忍耐，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个人。让我们将他列在伟人名单的前列，给他应有的尊重。能成为理查德·巴克斯特同国的人是我们的荣幸。
我要提醒一下，今日自由宗教团体的成员更应该感谢巴克斯特和他的战友们。
我们可以为了信仰的目的，在福音传道原则的基础上同工协作，没人会阻碍我们。我们可以大群人集会，相互劝勉，携手侍奉基督，没人会来阻止。我们可以为了信仰的目的集会，读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坚守信仰，没人敢禁止。这些权利多么可贵！对于在罪恶世界的风浪中航行，想要行善的基督徒来说，结社、集会、同心协力彼此鼓励的益处难以数算。劳苦挂虑，把基督徒组织在一起的人，他们所做之工当受颂扬。他们播种的工作会有艰难坎坷，但他们可以确信，所撒的种日后必然结实百倍。
绝不要忘了我们享有的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应该归功于哪些人。不要忘了，曾经，情报人员会跟踪我们，警察和士兵会粗暴地冲散埃克赛特会堂的集会，我们一旦行动就会经受痛苦、刑罚、罚款、下监。绝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享有的幸福有益的自由是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是一群高尚的人流血受苦换来的，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绝不要忘了，为我们赢来这些自由的人就是饱受苛责的清教徒。
是的！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感谢清教徒。我们生活的那时代，有人费尽苦心想要诋毁他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人贬损他们，说他们在凯撒的事上是桀骜难训的悖逆之人，在神的事上是无知、狂热、伪善的人。在大学里，有些骄傲自大的年轻人被所谓的“使徒传承”这一刚刚羽翼丰满的新观念煽动起来，以一点点官方权威为傲，蔑视、嘲笑清教徒，好像他们不学无术，没有真信仰，然而这样的年轻人根本不配坐在他们脚前给他们搬书。我相信，我们决不应随从这样的诽谤和不实之言。
让我们静下心想想，如果把纯正的教义、灵性和学识结合在一起来看，清教徒是英格兰神学家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也有错误、弱点和不足，但在斯图亚特王朝，英格兰只有他们持守了纯正福音信仰的灯台，只有他们阻止了劳德的罗马教倾向，避免了把英格兰带回罗马的怀抱。是他们为信仰自由而斗争，我们收获的自由正是他们的果子。是他们挫败了误入歧途的教会高层引入这片土地的宗教迫害之气。应给他们当得的荣誉，不要容忍任何人在我们面前轻忽他们，记住我们欠他们的债，纪念他们，为他们的声誉大胆地站出来，绝不要惧怕为他们的事业申辩。他们的事业是纯正福音信仰的事业，是为了争取自由聚会、读经、一起祷告，是为了良心的自由。这些事都与巴克斯特和清教徒密不可分。愿我们谨记在心，给他们当得的尊敬。
巴克斯特最后的岁月与他人生其他的日子同样可歌可泣。他如同夏季的落日余晖一般安详、平静地故去。他临终的举动荣光四射。
我喜欢了解伟人如何去世。只了解某些人在对待财富和荣誉上是伟大的基督徒并不能令我满足，我想知道他们在看待死亡这个问题上也是否伟大。我不仅想知道人怎样面对国王、主教和议会，也想知道他们怎样面对可怕之王，他们对于将要站在万王之王面前有何感受。我怀疑有人在最后关头表现得并不伟大。我想知道伟人如何去世，所以必须要花点时间来讲述巴克斯特之死。
也许，这位善良的老清教徒的临终给人的启发，少有人能比肩。他的朋友贝茨博士详细描述了他去世的过程，下面将据此还原一些现实片段，我想以此作为本章的结尾再好不过了。
巴克斯特宁静地生活在切特豪斯广场，靠近友人西尔维斯特博士的礼拜堂，在这里他病倒了。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四年，得以大享安宁。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事的自由终于获得当局承认，没人禁止他讲道了。卡拉米博士说：“他在这里可以自由传讲来生，好像他经历过，又回来报信一般。”逼迫的风暴最终消散了，在他头上咆哮的狂风巨浪最终平息了。圣徒般的老清教徒蒙主怜悯，可以非常平静地去到约旦河边了。
尽管他身体虚弱，却仍然继续讲道，每次都讲很久，最后一次几乎死在讲台上。当他因病不得不放弃心爱的工作，卧病在床濒死之际，他仍与五十年来并无两样。他最后的时间都用来预备他人和自己见神。他对来访的朋友说：“你来是学习怎样死亡。要走这条路的不只我一个。要当心这个虚空、诡诈的世界和肉体的情欲。要确信你已选择神做你的份，天堂做你的家，神的荣耀做你的归宿，神的话语为你的准则，那样你就绝不会惧怕，而是会满怀安慰与我再会。”没有哪个悔改的罪人比他更谦卑，没有哪个真诚的信徒比他更轻松镇定。他说：“我尽过的最好的职分，神也会为之公正地责备我；而我所有的盼望都来自神在基督里白白的怜悯。”他以前也常常说：“与其相信自己会原谅自己，我更乐意相信神会赦免我。”
睡了一小会儿后，他醒过来，说：“我要脱离劳苦，安息了。”一位在场的牧师说：“你的事工会伴随着你。”他答道：“不会再作工了。若神应许给我另外的事，我将不再工作了。”一位朋友安慰说，许许多多人因他的作品受益，都会纪念他，他答道：“我不过是神手中的笔，笔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当他痛苦难堪渴望早死时，他会自省，说：“这不该由我来制定，什么时候死、因何而死、怎样死，都是你的旨意！”在极大的痛苦中，他说：“他的道路何其难测！”然后对朋友们说：“不要因为看到我受苦而贬低信仰。”
朋友常常问他里面的人情况如何，他的回答是：“因为确信将得到永恒的幸福，我里面大有平安，大得安慰。但因为太痛苦，我没法得意洋洋地表达出来，令我烦恼。”并说：“肉体必然毁灭，我们必须感受到毁灭的过程，尽管我的理智顺服了，但肉体却让我呻吟。”
有个贵族问他，是否因相信自己领会的未见之事而大大喜乐，他答道：“除此之外，你认为基督教还能为了别的什么吗？”然后又说：“要知道神，他的荣耀和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想到神的儿子取了我们的样式，想到在天上我们认识的、亲爱的众圣徒，就令天国非常甜蜜、熟悉了。”《希伯来书》第12章描述了天堂，开头说“千万的天使”，结尾说“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对他很是安慰。他说：“应该反反复复地思想这段经文！”又说：“这应许多么令人安慰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又一次，他说：“重复主祷文的话语令他大感安慰，非常甜蜜，有些好人竟然对使用主祷文有成见，真是遗憾，因为所有灵魂和身体必需的祈求都包含在里面了。”
对来到病床前探望他的年轻牧师，他的劝告可谓绝妙。他常常恳切祷告，祈求“祝福他们付出的劳苦，让他们大大成功地让许多灵魂归向基督”。他盼望他们成为好器皿，做许多美善的事，他们会有节制、和平的灵，因此他说自己非常喜乐。
他没有忘记自己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常常祈求“怜悯这个悲惨、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保守他的教会和利益。”
他建议朋友“当心自负的罪，这罪可能毁掉国家。”此时有人问他是否改变了在争议问题上的看法，他答道：“愿意的话，可以读我的书，都写在里面了。我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死前的一天，贝茨博士来看他。博士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答道：“我真的难受，感觉没法否认。但我有平安，我有平安！”贝茨告诉他说，他将去到渴望已久的家。他回答说：“我信，我相信。”他说自己很愿意死去。卧病期间，若有人问他怎么样，他总是回答：“还不错！”或者“比我应得的要好，但还不及我所盼望的。”他最后的话是对西尔维斯特博士说的：“愿主教导你如何去死！”
1691年12月8日，星期二，巴克斯特的仗打完了。最终，他进入了“圣徒永恒的安息”——他用这样绝妙的话来描述基督徒永恒的归宿。
他葬在基督城。世界和当时的教会当局并不认识他的价值，但许多知道他价值的人前来送葬，为他哀哭。葬礼最大的特点是显明了他真实的荣誉：“有虔诚的人，把他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他没有留下后代，但却留下了成百上千的属灵子女。他离开了神的事工，而神仍在世界各地保守着他曾从事的事工，唤醒并造就永生的灵魂。我不怀疑，成千上万的人会在复活的那日站起来，为神加给这位什罗普郡老清教徒的恩典和恩赐而感谢他。每个热爱圣洁、拥护信仰自由的人，都必须敬重巴克斯特的身后名。就此而言，也许没有哪个英格兰人可以举出这人或那人的例子，说他们比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贡献更大。
(1) 潘恩是英裔美国政治活动家，曾为美国独立战争摇旗呐喊，后来又参加法国大革命，作品广为流传。他主张自然神论，反对基督教。——译注
(2)英国内战中，这些地方均发生过激烈的战役。——译注
(3)彼勒是巴比伦敬拜的偶像，参见《以赛亚书》461——译注
(4)威伯福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废奴运动的领袖，在他和战友的努力下，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并派军舰去非洲阻止贩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