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葛诺尔是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长，《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的作者。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也许没有哪个作者像他那样，名头在所有清教徒神学的研读者中如雷贯耳，个人的生平信息却鲜为人知。我们只知道三件事，他是17世纪的清教徒神学家，拉文汉的牧师，写的一本实践神学作品广为人知，除此之外，大部分人对他一无所知。
这样优秀的人，第一眼看过去却发现没什么资料留下，似乎很意外，难以理解。他出生在重要的港口，父母在该地地位显赫；他就读于当时剑桥最赫赫有名的学院，且与共和国时期的顶级神学家是同时代的人，并在西萨福克最大的教会担任牧师三十五年，从未间断；他写的一本书甫一问世就大受欢迎。我们自然会感到葛诺尔是个重要人物，应该为人所知。但为何关于他，已知的信息少，未知的却那样多呢？今日怎能没有人为他写传记呢？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1662年，当可悲的《统一令》通过时，葛诺尔的所作所为。他竟然没有退出英国国教！他并不是在圣巴多罗买日作出选择，成为不从国教者的两千名牧师之一。他留在岗位上，继续担任拉文汉教区长。无疑，他在教义和实践上都是清教徒，却没有像他的许多弟兄那样做。当巴克斯特、曼顿、欧文、古德文和一众神学上的巨人退出英国国教时，葛诺尔原地不动，拒绝一起行动。他通常都与他们一同进退，但这次却没有，留在了后面。
他这么做，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英格兰在信仰上分成了两大派，不管我们对葛诺尔的服从怎么看，也必须承认，他选择的道路不太可能让他受任意一派的青睐。在纷争论战的时节，中立不会受欢迎。两边都不信任他。两派都因为他没有全身心归顺己方而恼怒。我猜想，这就是葛诺尔的立场。他在教义上是清教徒，却又坚定地支持英国国教。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但讲道和行为都像完完全全的清教徒。实际上，双方都不喜欢他，鄙视他。
不过，作出这一设想时，我并不自信。这只不过是推测而已。但是，研究葛诺尔时代历史的传记作家将好些远不如他重要的人写入史册，对《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的作者却只字不提。卡拉米、克拉克、尼尔和布鲁克为许多现已不受关注的人写了数百页厚厚的传记，但一页也没有给葛诺尔写！对此，留待他人给出更好的解释吧，如果他们做得到的话。我必须保留自己的定论，即如果葛诺尔不是顺从了1662年的《统一令》，继续留在拉文汉教区教堂的讲台上，那么我们对他的了解应当会多得多。
本章传记的目标是给这位好人及其时代补充正确的历史记录。自从我读了《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后，我就感到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其生平应当为人所知。从我调任东部郡县，成为萨福克郡教区牧师之日起，我就立志要研究萨福克郡杰出神职人员的生平。他们之中，无人像葛诺尔，不该被遗忘，却遭遗忘，应该将他的事迹发掘出来。
我手上关于葛诺尔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一本10年出版的小书《原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长、〈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作者威廉·葛诺尔牧师出生地、家庭、生平和作品考》，作者叫姆基翁。这本书出版印刷的地方是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吉，而不是伦敦。也许，正因如此才没有人注意，很少有人知道。
姆基翁先生是拉文汉居民，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关于葛诺尔的资料。他无疑殚精竭虑，进行了相当多的考证。他作品的准确性值得赞赏。他书中没有哪一时间、哪条事实我没有花力气去调查核实，但我不得不说，我从未发现他搞错过。但不能说他的“考证”是以一种受欢迎、有吸引力的方式编写的。在搜集素材方面，他非常成功，至于合理地编排素材，将之展现给大众，我确信他并不成功。
然而，不管姆基翁先生的书有什么缺陷，无疑都是唯一一份关于葛诺尔的记述。可以确知，葛诺尔的朋友兼邻居、知名解经家博济特在他葬礼上证道，但证道包含的信息相对较少。因此，我必须坦率承认，我要为本章将要呈现给读者的大部分内容感谢姆基翁先生的工作。我尝试重新编排他的素材，以比较吸引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从葛诺尔时代的历史中启发给他们一些亮光。我还加上了一些姆基翁先生无法获知的史实。但我要声明，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葛诺尔传记首要的资料来源是姆基翁先生的书。即便我加上了什么有趣的事，也总是根据他书中提供的线索才找到的。
威廉·葛诺尔1616年生于诺福克郡的林镇，并于11月17日在该镇圣玛格丽特教堂受洗。他父母于1615年12月31日在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本章的主角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伟人的母亲，尤其是伟大神职人员的母亲，往往都有坚强的心志和出色的智力。母亲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往往远超过父亲，这是普遍的定律。不幸，在葛诺尔身上，我们没法判定这条定律是否生效，只知道他母亲的使女名叫凯瑟琳·德雷希特，很可能是林镇本地人。
威廉·葛诺尔的父亲格雷戈里应该是林镇的头面人物。不管怎样，儿子出生那年，他就是本镇的参事，八年后，1624年，他成为该镇镇长。他的职业和职位无从知晓。当他儿子死时，在离林镇不远的乡村教区沃尔剖尔拥有大量地产，表明格雷戈里·葛诺尔极有可能是地主。不过并不能完全确定。
葛诺尔年仅十五岁就不幸丧父。林镇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登记簿上记录了他父亲死于1631年10月14日。格雷戈里就埋在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块墓碑，碑文很稀奇。墓碑已经不在了，因为1741年一场飓风吹倒了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尖塔，倒在教堂主体建筑上，毁掉了该教堂的大部分。但飓风前四年出版的麦克雷尔写的林镇历史记下了碑文。如果墓志铭有价值的话，那么根据格雷戈里·葛诺尔的墓志铭可知他是个敬虔的人。但不幸，众所周知墓志铭写的话并不总是值得信赖。
他父亲死后，母亲活了多久不得而知。姆基翁推测她再婚了。解经家博济特在葛诺尔葬礼上的证道中说了以下的话，无疑令人稀奇：“一直以来，他对头发花白的年迈父母是多么地恭敬有加啊！”鉴于他父亲在他十五岁时就去世了，那么这句话说的不可能是格雷戈里·葛诺尔。因此，除非博济特的证道中“父母”这个词是印刷错误，印成了复数，那么很可能母亲再婚了，于是他有了慈爱的继父。但继父是谁，他母亲活了多久，我们并不知晓。
葛诺尔十五岁以前好像都是在家乡林镇度过的。他在当地的免费文法学校上学，直到他后来去剑桥。这事记在学校的校志上。
十五岁前的人生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所以了解威廉·葛诺尔少年时代是处于什么样的影响之下，就非常有益了。不幸，我们没有任何相关资料。1626年，安布罗斯·费什受命接替已故的罗宾森先生担任林镇文法学校校长，1627年，罗伯特·伍德曼西又接替了费什的位置。但对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只有两件事，我认为值得注意。
其一，葛诺尔的清教徒取向和观念应该可以追溯到林镇。林镇是17世纪英格兰最彻底的更正教行政区的主要城镇之一。在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居民以深深信奉宗教改革教义而闻名。斯图亚特王朝和共和国时期，他们坚定支持清教原则的盛名也毫不逊色。英格兰没有哪个地区像诺维奇主教区，在这里高派教会的主张完全没有市场；也没有哪个主教区的教众像这里的人民那样，一直对加诸不从国教者身上的迫害心存愤怒。林镇这样的大型集镇的宗教氛围无疑是彻底的清教思想，年幼的葛诺尔就在这里长大。如果名垂青史的约翰·阿罗史密斯和撒母耳·费尔克拉夫(1)在葛诺尔上学期间在林镇担任牧师——比较一下日期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他教义观念的来源就更清楚了。每周日听阿罗史密斯和费尔克拉夫这样的人讲道，也许还在公共场合定期参加阿罗史密斯的要理问答学习和测验，在葛诺尔这样的人心中很可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二，葛诺尔对大海、水手和航行非常熟悉，应归功于早年在林镇的生活。我曾对他的作品中为何频频用航海的事来进行举例困惑不已。像葛诺尔这样的作者乐意将镇上和乡下的一切事都糅合进自己的论述中，并不令我奇怪。我能理解，在萨福克郡的城镇当了三十五年教区长的人会用店铺、农场、街道、田地、马匹、牛、谷物、草场和花朵来打比方，也能理解经历了共和国时期血腥战争的牧师会经常使用士兵的习惯和战场的景象来进行形象化的描述。但我没法明白，葛诺尔竟这么通晓大海和航行，直到我得知他生长在林镇，熟悉海员的生活。他见过林镇沿岸贸易中古老的技艺，无疑也听过许多水手讲述“水流”的危险、林肯郡的海岸、诺福克郡的沙滩和到汉堡的远航。于是，他在拉文汉的讲台才会用航海的事来进行说明。所有知识对于基督的工人都有用，这真是至理名言啊！属神的人可以用自己看到的一切来为主的事工效力。
另外，我们还知道，葛诺尔是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自费生。林镇似乎出资设立了两个以马内利学院的奖学金名额，从该镇文法学校学生中选拔。1631年，葛诺尔父亲死后不久，镇政府就授予他其中一个名额。姆基翁在林镇采访的一个人说：“翻阅镇政府文录时，我看到1631年12月，不久前去世的参事格雷戈里·葛诺尔的儿子威廉·葛诺尔被提名为剑桥以马内利学院奖学金获得者之一。该奖学金称为林镇奖学金，或提特利奖学金。1632年6月11日，这项3月29日通过的提名盖上了镇政府的大印。”
葛诺尔在剑桥的岁月未见文字记载，只知道一些干瘪的事实。院志上记载，威廉·葛诺尔，自费生，来自诺福克郡，1632年3月29日入学，1635年获文学士学位，1639年获文硕士学位。可以确定，他并未当选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而林镇的奖学金只够七年的学费，所以很可能163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就离开剑桥了，没有继续接受奖学金的资助。
要是我们知道些葛诺尔七年大学生涯中的事，无疑会很有趣。年轻人的性格通常在十六岁到二十三岁这段人生中定型，《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一书的作者很可能也不例外。他与哪些人为友为伴呢？谁是他的导师和讲师呢？他是个勤于的人吗？他跟什么人走在一起，跟什么人谈话？他在大学里听了哪些伟大的传道人讲道？他是怎样安排时间的呢？在当时的大论战中，他站在哪一边？这些问题都很吸引人，对于我们看待他此后的人生和作品，能提供极大的启发。但不幸，答案不得而知。能够让我们一窥葛诺尔大学生涯的，只有1632～1639年间关于他所在学院以及英格兰整体环境的些许事实。
葛诺尔就读的学院在17世纪一直因其神学取向而闻名，该学院显然弥漫着浓厚的清教思想。
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的瓦尔特·米尔德梅爵士是以马内利学院的创始人。从建院开始，该学院就以清教原则而闻名。福勒在其剑桥历史中说，“建立学院后不久，瓦尔特·米尔德梅爵士来到宫中，伊丽莎白女王对他说：‘瓦尔特爵士，听说你建立了一处清教徒的地基。’他回答：‘不，陛下。我绝不敢支持任何与您设立的法律相悖的事。我只是撒下了一颗橡子，当它长成橡树后，只有神知道会结出什么果子。’我确信（福勒补充说，写于1650年），今日这棵树已经荫庇了整所大学，现在半数以上的学院院长曾在那得到喂养。”
17世纪位居前列的神职人员中，就读于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人数惊人。除了何尔主教和贝代尔主教，还包括司提反·马歇尔、耶利米·巴罗夫斯、多马·谢帕德、多马·胡克、以西结·考沃威尔、拉尔夫·卡德沃思、撒母耳·克鲁克、约翰·科顿、约翰·斯托顿、安东尼·伯吉斯、劳伦斯·查德顿、约翰·普雷斯顿、安东尼·塔克尼、拉撒路·希曼、马太·珀尔、撒母耳·克拉克、拉尔夫·文宁、汤姆·华森、司提反·查诺克、威廉·布里吉、彼得·斯特里、撒母耳·克拉多克。任何熟悉清教徒神学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名单里包含一些最杰出的清教徒神学家。其中有些人无疑是葛诺尔的同龄人和同学。
通过调查，我发现了一些以马内利学院1632～1639年间的资料，我想所有仰慕葛诺尔的人都不会不感兴趣。好歹，这些资料表明了葛诺尔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求学于斯之时，哪些人是他的同学，都持有何种思想。
葛诺尔在以马内利学院就读时，校长分别是：威廉·桑克罗夫特，1628～1637年在任，他的侄子后来曾任大主教；侯兹沃思，1637～1645年在任，后来被曼彻斯特伯爵驱逐。此人是狂热的保王党，后来与国王一同被囚于怀特岛。据尼尔的说法，不久他就悲伤而死。
我冒险推测，葛诺尔没能当选该学院研究员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的竞争者太过于优秀、成就太高。根据以马内利学院院志，1639年拉尔夫·卡德沃思当选研究员；1641年，沃兴顿（后来担任过耶稣学院院长）当选；1642年，桑克罗夫特（后来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当选。
1632～1639年间以马内利学院的研究员名单如下：瓦尔特·佛斯特、理查德·克拉克、约翰·沃德、多马·波尔、以西结·莱特、多马·希尔、尼古拉斯·何尔、威廉·布里吉、撒母耳·鲍尔斯、亨利·索尔蒙、大卫·恩赛恩、安东尼·博格斯、多马·霍尔贝克、多马·霍顿、玛拉基·哈里斯、R索斯比、便雅悯·维奇科特、约翰·亨德森、约翰·阿蒙德、R魏勒尔、彼得·斯特里、劳伦斯·萨森、约翰·萨德勒、拉尔夫·卡德沃思。
一位以马内利学院成员说：“这些研究员都在那个时代担任导师，不过其中有一些拥有更多学生。浏览院志，就能看到希尔、何尔、博格斯、霍尔贝克、恩赛恩、索尔蒙、维奇科特这些人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导师。谁是葛诺尔的导师，我们并没有相关的记录。”
此外，天文学家霍罗克斯也在1632年入学，与葛诺尔同年；著名的不肯宣誓效忠者桑克罗夫特大主教在1633年入学。至此，我已经穷尽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葛诺尔大学生活及其同代人的资料。
在以马内利学院的七年不会不对葛诺尔的思想造成影响。在孩提时代，他在林镇学会了尊敬清教徒，将他们视为地上最出色的人；后来在大学里，更是弥漫着浓浓的清教氛围。葛诺尔成熟后，要是不坚定地信奉清教观念才怪。
葛诺尔大学时代的七年里，英格兰的状况非常特别。当时正值宗教改革后、共和国之前的混乱时期。查理一世自杀般的盲目恶政迅速为王权的毁灭铺平了道路。劳德大主教及其同伙毫不掩饰自己的罗马教倾向，苦毒地施行迫害，也是在为英国国教的覆灭铺路。全国上下都遍布着不满情绪，人们抱怨、争吵，心存苦毒，党同伐异。不管是教会还是政权，不管从哪方面看，处处都是崩溃的征兆。
无须怀疑，剑桥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下文摘录的福勒所写的剑桥历史就记录了1632年发生的事。葛诺尔正是这一年入学的，无疑目睹耳闻了这些事：
“当年，一位严肃的神职人员在大学的圣玛丽教堂讲道，包含这样的话：‘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让车轮最接近目标，却又奔跑如常，没有停住不动的人就是胜者。同样，谁能够在证道中传讲接近罗马教，却不是罗马教的信息，定是你们的人。’其实，大部分温和的人在那时也开始抱怨，因为大学里许多人在学校和讲台上传讲比以往更加接近罗马教会的观念。
“伦敦圣体教堂讲师伯纳德先生5月6日下午在圣玛丽教堂讲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上》421：‘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讲解时，他用了一些让大学里占优势的一派不悦的经文，说：神的律例如果掺杂了人的发明，就不再是神的律例，神也不再承认这些律例了。信奉天特会议所命定之罗马教教义的人，活着的时候若不悔改，就不可能得救。叛国罪并不局限于背叛血缘的王室，而且在一国中剔除神的律例之人就是背叛了这个国家。有些人跟罗马教会一样无耻地采用伯拉纠派的谬误和迷信仪式。要祷告让他们在这些事上要么得救，要么毁灭，等等。
“副校长康博博士很快通知了伦敦主教劳德博士，尽管他早就知道了（他在大学的眼线很管用）。因此，教会当局召开高级专员会议传讯伯纳德先生，给他一份改变主张的声明，但他拒绝签字，反而写了一封陈情信给主教，为证道中的疏漏和不妥的言语表达自己诚挚的悲痛忏悔。因此，他被打入新监狱，死在那里。如果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禁卒虐待，因而早早丧命，那么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已经，或者将要，为他复仇。”
请注意，这件应受谴责的恶事发生在1632年，正是葛诺尔进入以马内利学院的那年。可想而知，这件事在一所彻头彻尾的清教学院的本科生中会引起怎样的激愤。任何对英格兰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本科生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么同情受迫害和受压迫者，多么倾向于与势单力薄的人站在一起。
在葛诺尔求学剑桥期间，英国国教参加多特会议的代表沃德博士1634年在一封写给乌舍尔大主教的信中，表达了对大学现状的不满。他说：“也许你愿意听听我们大学里的事。说实话，从我成为学校一员开始，已经四十六年了，从没见过比现在更糟糕的局面。”
葛诺尔在剑桥期间，皇室法庭对普林、巴斯特威克和伯顿作出了臭名昭著的判决。法庭声称他们发表诽谤英国国教的文章，判处他们割耳刑并戴枷示众。1637年6月30日，判决在雅德宫广场执行了。巴斯特威克是医生，也曾就读以马内利学院。可想而知，对他的刑罚在母校会产生怎样的轩然大波。
葛诺尔就读剑桥期间，因为劳德大主教想在苏格兰推行他那套礼拜仪式，把罗马教式的圣餐引入爱丁堡各教会，举世闻名的苏格兰骚乱爆发了。圣盖尔教堂那场名噪一时的骚乱发生在1637年7月23日，主日，当时据说有个狂热的妇人珍妮·格德斯扔了一把椅子砸到爱丁堡主教的头上。
葛诺尔在剑桥期间，约翰·汉普登开始悲惨地同国王抗争，拒绝缴纳船舶税。1637年6月9日，首席大法官作出了对他的判决。
提及这些事件和日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葛诺尔读大学时的时代背景。不可怀疑，他的性格和观念已受到这些事件的强烈影响。在1632～1639年待在剑桥的人，不可能不见到、听到让他终身铭记的事，不可能不经历至死都忘不了的激烈思想冲突。无疑，葛诺尔非常熟悉一些清教徒神职人员中的佼佼者。无疑，他在一所清教学院的见闻也足以让他感觉到所有清教徒都不是完人。我大胆推测，他此后人生的每一步都受到在剑桥以马内利学院回忆的强烈影响。
葛诺尔1639年离开剑桥后的头五年里经历了什么，也无从知晓。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没法给读者写些什么，只能猜想、推测。1639年他离开以马内利学院后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1644年担任拉文汉教区长。但这五年里，他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担任了什么职位，都没有确切记载。
英格兰历史中，没有哪五年像1639～1644这五年，有那么多重大事件发生。这五年中，赫赫有名的长期议会开始运作，同样名扬天下的威斯敏斯特会议也召开了，斯特拉福德勋爵被斩首，劳德大主教入狱，高级专员会议法庭和星室法庭被废除。这五年里，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内战，诺丁汉升起王旗，双方在边山、纽堡、马斯顿荒原激战，汉普登、皮姆、和福克兰都死了。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议会支持者签署了《国民盟约》，其中有一项是宣誓“努力根除罗马教与高级教士，即由大主教、主教、他们的使节和代表、主任牧师和座堂教士、会吏长，以及所有其他按此等级制度委派的教会官员组成的教会管理机构”。
这五年葛诺尔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没法知道。也许他同友人平静地待在林镇。也许他在伦敦求学。也许他开始凭着大学文凭给一些贵族或有钱人当家庭教师，像当时许多年轻的神学生一样。毕竟，这些都是无意义的推测。我们所知的只有两件事，其一，他必定在1639到1644年间的某一时间接受按立，获得圣职；其二，这期间他必定曾在萨德贝里讲道。最后一点在他自己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在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信中提及，萨德贝里百姓阻止他去拉文汉。
葛诺尔怎样开始传道事工的，完全不清楚。这是关于他个人的历史中，所知信息最少的。他何时受按立，在哪里受按立，接受的是什么职分，是谁按立他的，他第一次受按立是主教的按立，还是长老派的按立，都无从知晓。进行了一番劳形费神的研究之后，我必须老实承认，我一无所获。只是蒙现任诺维奇主教和已故伊利主教的帮助，查到诺维奇和伊利两个主教区1639～1644年的按立登记中没有葛诺尔的名字。当然，可能是其他主教按立了他，尽管这样的话他肯定只是被按立为会吏。不过很可能，他没有接受国教圣职就开始侍奉了。很可能他是经过“众长老按手”而分别出来担任长老会牧师。
我不想浪费读者的时间来比较主教制和长老制孰优孰劣，当然我自己本着良心是支持主教制的。我只能说，我们无权根据葛诺尔没有主教制品级，就揣测他对主教制的观点。必须记住他开始侍奉的时代很特别。可能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么就接受了长老制的按立，要么就没有受过按立。
可以清楚的是，葛诺尔开始侍奉时，正值混乱动荡的日子，是个转型时期。教会和国家业已确立的一切都崩塌成了一堆瓦砾。那是很奇怪的时期，发生了奇怪的事。可以想象，当时关于按立有各种各样不规则的做法。
何尔主教在自传《他的严格标准》中的下列记述应受重视，因为他是诺维奇主教，而拉文汉属于他的主教区。他说：
“确认要实施《盟约》（1643年9月26日）之后，我按立的权力受到了暴力限制，因为教士和平信徒都普遍接受《盟约》。因为当我要继续一贯的做法时，尽管并没有法律规章限制我这么做，城中却有些人自愿结伙煽动（诺维奇的）市长、参事和治安官，叫我去解释为什么公开违反他们的《盟约》。
“为此，有不同的人在很不合宜的时间来我这里猛烈地敲门，要求跟主教谈话。派人去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却只要主教出来。最后，我去见他们，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开了门就告诉我。我回答说，我要先知道他们的意图，如果他们有话要说，我很愿意倾听。他们说，有市长和一些治安官给我的信。信中指控我按立牧师，违反了《盟约》，并要我交出《盟约》通过后，接受按立者的名单。我回答说，那些误导市长，从他那里拿到这封信的人是在滥用市长的权力。我第二天会给完满的答复。他们要求我必须亲自前往市政厅。我问他们，何时听过诺维奇主教去接受市长聆讯？我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会按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回答。我就这样回绝了他们。要是那天，他们在我执行按立之前知道了，定会拉着我和接受按立者的耳朵，把我们拽出教堂。”
在这一古怪的证词之外，我还要加上名声在外的清教徒历史学家尼尔的话。他说：“从通过《盟约》开始（1643年9月28日），我们就可以为等级制度的完全瓦解定下日子了，尽管议会还没有通过下令废止等级制度的法令。不会有教会法庭、教会的探访、穿法衣，对教士和仪式甚至公祷都将不再尊重了。”此后他接着说：“所有教会的敬拜都取决于神职人员的会议。教区选举出牧师，会议审查并通过，最后议会批准他们领取圣俸，无须通过大主教或他的教区牧师同意。曼彻斯特伯爵照此在相关的郡县里安排了空缺职位的人选。”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诺维奇和伊利的登记中没有葛诺尔被按立为会吏的相关记录了。他在诺维奇主教区开始侍奉，居住地是七个“相关郡县”里最彻底的清教徒地区之一。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希望接受主教的按立，尽管后来，在他侍奉很长时间后，他接受了雷诺兹主教的按立。不过很可能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就算他自己希望，也无法接受主教制的按立。
毕竟，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基督合法的工人必须经过主教制按立，其他教会管理形式都不行，因为主教按立神职人员的权力并没有圣经根据。英国国教《信纲》的第二十三条明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任何人在合法地蒙召、奉差遣去履行公开讲道和在信众中间主持圣礼的职分之前，就开始担当这些职分，是非法的。”但《信纲》谨慎地避免过于严密地界定何为有效的圣职，接着又说：“有些人获得了在信众中间呼召并差遣牧师去主的葡萄园的公共权力，由他们呼召、差遣的人才算合法。”无疑，这就是葛诺尔的立场。他开始侍奉时很可能没有接受主教制按立，很可能那时他无法获得这种按立。但他无疑“合法地蒙召，被差遣去了主的葡萄园”，尽管很可能他只是经由“众长老按手”而被呼召出来，差遣出去的。
现在来看葛诺尔人生最重要的事件，这让他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五年。这件事就是他受命担任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的牧师，时间好像是1644年12月，他当时二十八岁。
葛诺尔受命的方式有些特别，是那个奇怪恼人的时节的一个古怪注脚。知名收藏家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是该教区最大的地主，资助他在拉文汉生活。似乎爵士是应教区居民的要求而资助葛诺尔的，而葛诺尔任职是根据议会下院的命令批准的。
议会下院的命令是一份很特别的文件，姆基翁先生从议会下院书吏手中获得了下院通报，从中提炼出了这项命令。在此将他的原文摘录如下：
“1644年12月16日，第20号文件，第一次发布，关于拉文汉教区。
鉴于最近神学博士安布罗斯·科平格去世令萨福克郡拉文汉教会牧职空缺，而拥有受俸牧师推荐权的该教会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提名文硕士威廉·葛诺尔这位博学、敬虔且正统的神职人员担任该职。因此下院颁布命令：威廉·葛诺尔在有生之年应一直担任该教会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并应当获得并享有该教会的什一税，与从前担任该教会教区长和教区牧师的人所获待遇一样。但根据本国法律，如果威廉·葛诺尔免获此待遇，则要将该职任所得初熟的果子和什一税都上交陛下，这将是定例。”
细心的读者不会注意不到，这份文件中有些好笑的地方。其中允许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拥有提名权，而提名又必须由议会下院发布批准命令！文件大体陈述了葛诺尔任职的资格。议会竟说他“博学、敬虔且正统”！文件小心地用了国王的名（尽管当时议会正与他明火执仗地开战），初熟的果子要上交给他！拉文汉属于诺维奇主教区，而诺维奇主教的名号、职位和权柄只字未提，好像他不存在一般！的确，葛诺尔生活在奇怪的年代！
葛诺尔离开剑桥后，因怎样的机缘巧合来到萨福克郡西南角的拉文汉，我们不得而知。为何离开以马内利学院五年后，他会去萨德贝里和拉文汉，也只能推测，无法确切地知晓。然而，应当注意，1644年，有位詹姆斯·葛诺尔住在拉文汉，当年9月4日，他有个女儿在那里受洗。据姆基翁推测，这位詹姆斯·葛诺尔是林镇的葛诺尔家族的亲属，因此威廉·葛诺尔才会去拉文汉，在那里崭露头角。另外，葛诺尔前任安布罗斯·科平格的父亲、1622年过世的拉文汉教区长亨利·科平格娶了葛诺尔的家乡林镇的女子。拉文汉教堂有一块他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他娶了诺福克郡林镇的亨利·费雪之女安。林镇并不太大，葛诺尔一家和科平格先生可能很熟，这可能是葛诺尔定居拉文汉的另一原因。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我认为值得一提。
葛诺尔怎样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熟识起来，爵士提名他为拉文汉教区长是为公还是为私，都无法确认。姆基翁先生在纹章院找到了一份爱剖顿先生关于萨福克郡的手稿，从中引用了一份明显错误的话，说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应拉文汉教区的要求，非常乐意地把教区长的职位白白地交给威廉·葛诺尔先生。葛诺尔先生现在负责该教区运营，但当时爵士还不认识他。他的到来令该城在许多方面都获益不少”。爱剖顿显然弄错了。葛诺尔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通信保存了下来，第一封信写于1644年3月。此外，西蒙德爵士1640年当选为萨德贝里的下院议员，住在拉文汉教区，所以他不可能没听说过葛诺尔。
上面所说的葛诺尔同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通信肯定会引起读者好奇。这些通信总共有八封，用拉丁文写成，用的是最经典的文体，表明葛诺尔对拉丁语颇为精通。根据当今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些信里面说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信中充斥着谄媚之语，在我们看来与基督徒的身份很不相称，不像是出自一位清教徒之手。但要记得，这是葛诺尔所处时代的习惯。17世纪给官员的献词和信件通常都充斥着夸张的语言和虚假的恭维。用这种方式写文章就好像我们把落款写成“您顺服的仆人”那样，非常常见。这些话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使用只是出于风俗习惯。如果葛诺尔写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拉丁文信没有采用非常啰嗦、夸张、恭维的文风，就可能被认为是没文化的粗人。
这八封信的部分内容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些信多少能让我们一窥葛诺尔获得拉文汉牧职提名的过程。如果我们知道其中暗含的意思，就能更好地明白他定居拉文汉的历史，他的名字已经同这个地方密不可分了(2)。
第一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3月26日。这封信是为一个在服役中受伤的人请求帮助，貌似送信的就是这个人。信中有些内容概略地说忽视伤兵令信仰蒙羞，国家应当妥当地安置他们。此外，没什么值得注意的。
第二封信写于1644年7月24日，收件人栏写着“住在威斯敏斯特玛格丽特街尊敬的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写信的地点并未提及。这封信中葛诺尔任职的事第一次出现，似乎这件事有了点麻烦，当然，年代久远，已经说不清是什么麻烦了。显然，这封信是在问题有待解决期间写的，包含下列的话，姆基翁已经将其译出：
“收到您的信令我欢喜备至，要是没被叫去诺福克处理公事，我本该立即就回复的。回来的路上，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好一些理由来答复。哎！我要解开的这团乱麻越来越纷乱繁杂，我似乎像圣保罗的那条船一样，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当我决定要在拉文汉服侍时，萨德贝里起了轩然大波，人们说我被金钱诱惑了。但若我拒绝神借着您的手所行的这一护理之工，似乎就是在悖逆他，也辜负了您提名我担任此职的一番美意。在这场风波里，我得到了美妙的带领（我指的是所罗门的话）：谋士多，人便安居。因此，我非常愿意听听周围地区一些牧师的建议，由此来做决定。如果我非得死，也情愿死在最高超的医生手里；如果我定要犯错，也情愿在那群以学识和虔诚而闻名的人中间犯错。我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那时会再写信给您。”
这封信令人好奇，读到的人会想知道葛诺尔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请教的“一些牧师”是何许人。不过，这封信好歹有助于证实葛诺尔担任拉文汉教区长之前，在萨德贝里当牧师。但这只是孤证，因为现在我询问过的萨德贝里居民中，似乎没有人知道葛诺尔跟该地有什么联系。
第三封信写于1644年9月1日，是在萨德贝里写的。此时，事情显然已经解决，葛诺尔可以在拉文汉就职了，尽管任命还没有办妥。信中有一大堆啰嗦的溢美之词，只能说是当时的习惯，但下面这段话值得引用，让读者一窥：
“尊敬的大人，我坚信，在这污秽的世界中，您盼望的唯一幸福就是行善。因此，我谦恭地感激您的安排，您可以奏响凯歌了，因为拉文汉的无数百姓现在可以在您的荫庇下享受福音。”
“不管我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属天的亮光会激励我做多少，这些事有多么可贵，如果神祝福我献上的这微不足道的劳作，您就会得安慰，甚至得冠冕，因为我是在您的保护下争战。英格兰现在因内战而满目疮痍，但如果所有教会保护人都像您那样努力奋斗支持福音的传播，那么我们就会幸福，而且会越来越幸福。但是，看呐，许多人不仅不珍惜自己的灵魂，也出卖别人的灵魂！别人售卖神职，您却努力任命合宜的神职人员，您的荣誉因此愈发加增了。”
这封信的附言也很稀奇。葛诺尔说：“写到最后，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您提到了主教。我越来越怀疑去拜访他是否合适，尤其是因为教士和百姓双方的意见我都已经知道了。”
第四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10月26日。这是封恭维的信，当时西蒙德·德威斯爵士新出版了一本文物研究的书，送给葛诺尔一册。信中没有提及葛诺尔在拉文汉任职的事，没什么值得摘录的话。
第五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4年11月21日，是这八封信中最重要的信之一，因此将全文摘录如下：
“尊敬的爵士，几经艰难之后，我虚弱的声音最终平安抵达拉文汉港。我只有向您表示感谢，正是在您的荫庇之下，我才得享此荣幸，能够将纯正的原则教训给您所交付给我的无数百姓，像父亲一样指导他们。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局面，许多谬误流毒不浅，我们四处弄来已经作古却又死灰复燃的谬误，就像古罗马从世界各地弄来神祇一般。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唯一的安慰就是，借着诚挚恒切的祷告，保守我的会众在众多的败坏之中仍然纯全无暇。
“您写给亨利·科平格的信说，您听说萨德贝里有些人传言我们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我想知道这谣言是从哪儿来的。我坚决否认。最甜美的爱心之酒有时也会腐败，变成醋，这可不是新鲜事。无论如何，我希望萨德贝里的朋友们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的宁静，尽管他们现在群情激动，就像翻腾的大海。至于主教，我希望他能找到其他方式来任命我，或者由至为光荣的议会来任命我。拉文汉的全体居民都极其恭顺地向尤为可敬的大人您道贺，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哪块石头您没翻过。我们也恳切地盼望，如有可能，事情在六个月内解决，这事现在很让人厌烦。为了解决剩下的一些事，我愿意去伦敦。愿伟大良善的神祝福您和属您的一切，愿他继续成为您的光和盾牌。您在基督里卑微的仆人、为您热切祈祷的威廉·葛诺尔。”
当然，这封信里提到的事究竟是什么，只有推测了。显然，葛诺尔曾在萨德贝里大受欢迎，因此萨德贝里的百姓不让他去拉文汉当教区长。信中说的“六个月”很可能是指前任教区长死后的六个月。葛诺尔的前任科平格死于何时，不得而知。
第六封信写于拉文汉，时间是1645年1月6日。信的内容显示，不管葛诺尔出任拉文汉教区长曾经遭遇怎样的困难，现在都解决了，他最终就任该职。他说：
“尊敬的爵士，我适时地收到了尊敬的议会的命令。这都是您一己之力成就的。您对我的看顾已到了极致，最终各样事都妥当了，这份命令就证明了您的友善。没有命令的话，提名又算什么呢？没有制度，命令又算什么呢？然而，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切事，所以我定当感谢您，不仅因为您是教会的保护人，也是因为您设立此牧职并任命我来担当，这些事都是在您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我很清楚，您的公务有多繁忙，因为国家还有许多艰难的事要您费心，我也知道您费尽心力进行严肃的研究，也要消耗许多时间。因此，您面对许多重要得多的事，却仍忙里偷闲来看顾这些比较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更加显出您对我们的厚爱了。但我相信，要不是您这么快解决，让我们得以抽身，恐怕我们都会因无计可施而焦头烂额。”
对于信中所说的事，我们也只能从信中的话来推测了。葛诺尔定然是说，他不管是通过谁获得的任命，都要感谢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关心。
第七封信写于1647年3月20日的拉文汉。信中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全都是在哀叹当时国家的混乱，并用虔诚的话鼓励西蒙德·德威斯爵士，因为那时他在议会中很不容易。
第八封信写于1648年10月30日，显然是在回复召葛诺尔去下院讲道的命令。其中有段话如下：
“昨日收到信时，我刚讲完道，非常疲惫。今日已经讲完了一篇道，正在预备明天的证道。因此，尽管我的答复写得简短，未加修饰，相信您也会谅解。您信里说的那件事，即议会下令让我下个月，11月29日，去给你们讲道，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的担子，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身体很软弱，在户外稍微待一会儿都会有损健康。因此，我恐怕没法在寒冷的冬天长途跋涉。我相信，提议的人并不知道我糟糕的健康状况，没有考虑到路途遥远。因此，我至为谦卑恳切地请求您——您的口才举世无双，在下院极具影响——劝服议会另选他人。因为现在我身体虚弱，要是去了肯定会病倒。”
这封信里有意思的地方不止一处。信中表明，葛诺尔作为传道人得到了高度评价。只有当时最杰出、最有恩赐的神职人员才会蒙召去议会下院讲道。也可以从信里看到，葛诺尔在拉文汉的事奉开始之后，相对来说还没过太久，他的健康状况就很虚弱了。也许，我们可以将他曾经退隐待业，以及我们对他的信息了解得很少，都归因于他的这种健康状况。
现在已经看到葛诺尔如何去拉文汉开始了三十五年的漫长侍奉，那么大部分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拉文汉这个地方。
拉文汉是萨福克郡西南角的小镇，位于一个十一平方公里(3)的农村教区中，当时约有一千八百居民。葛诺尔时代，该地属于诺维奇主教区，现在属于伊利主教区。镇上曾有一个集市，在蒸汽机发明前，因蓝色布料和毛哔叽制造而闻名。为了更好地管理，镇上建立了三个行会——圣彼得行会、圣三一行会和基督的身体行会。现在，该镇的制造业只有一家丝绸厂了，集市也没有了。集市场地仍然保留着，中央还有一个古老的十字架。牛津伯爵德维雷家族曾是拉文汉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有一座巨大的庄园，几乎占了半个教区。伊丽莎白时期，时任牛津伯爵爱德华把拉文汉的产业，还有受俸牧师推荐权卖给了保罗·德威斯骑士，也就是威廉·葛诺尔的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父亲。正因为这桩交易，葛诺尔与拉文汉结下了不解之缘。
葛诺尔得到的这个职位无疑是个肥差。当时，每年的什一税约有八百五十镑，而教区长除了宅邸还享有八百五十亩(4)土地。考虑到两百年来的通货膨胀，拉文汉教区长收入是非常丰厚的。然而，福勒在《教会历史》中记载了一件稀奇的事，即1577年拉文汉教区的俸禄差点被减半，只是因为教区长的坚持才得幸免。这件事表明，16世纪，平信徒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经常为害教会，制造混乱，而且往往能成功。福勒说：
“亨利·科平格是剑桥圣约翰学院前研究员、约克的受俸教士，曾担任沃里克伯爵安布罗斯（伯爵的葬礼上是他证道）的随扈教士。陛下曾派他担任剑桥莫德林学院院长，不过后来应女王的要求（可以这么说吗？），他辞去职务。1622年，为了避免麻烦，他结束了自己的神职生涯。他是萨福克郡巴克斯霍尔的亨利·科平格绅士的第六个儿子，母亲是托马斯·杰明爵士的女儿艾格尼丝。他父亲临终前问他要走怎样的人生路，他回答说要做神职人员。‘我很欣慰，’老绅士说，‘要不，当我在天上见到马丁·路德，他知道神给了我十一个儿子，我却一个都没有送去当牧师，那我有脸说什么话呢？’这话与路德的看法一致，路德临死前坚持认为圣徒在天上会有意地相互交谈。
“拉文汉教区圣职空缺，该地待遇丰厚，又有需要，所以应该有一位好牧师去任职。最近负责该教区运作的雷诺兹博士逃去了罗马，很可能留下了一些迷信的酵。作为保护人，牛津伯爵提名科平格先生去该教区任职，但加上了一个条件，即他的庄园不支付什一税，而他的庄园占了几乎半个教区的土地。科平格向伯爵请辞，不愿为了罪恶地满足他的要求而出卖教会的权利。‘好！’伯爵说，‘要是你这样认为的话，就把什一税拿去吧。我不屑用教会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财产。’不过，后来为了满足下一任牛津伯爵的代理人以及其他人的要求，科平格先生还是花了一千六百镑用于诉讼，恢复被留滞的权利。他留给教会确定的产权，对神的事热心，对自己的事却粗枝大叶。
“他在拉文汉讨厌的保护人手下过了四十五年。这个集镇有九百人领圣餐，在此期间，他们之中不管有了什么分歧，他都努力调和。他乐善好施而且很富有（兄长死后给他留下了遗产，而且他还获得了其他的财产），他遗赠给教区的穷人二十镑，还有每年十镑的年金。他长眠之地树立了一块精致的纪念碑。他死于圣多马日，享年七十二岁。”
不管怎样，福勒提及的诉讼并没有阻止亨利·科平格的儿子安布罗斯接替他拉文汉教区长的职位。安布罗斯·科平格去世后，葛诺尔受命出任该职。葛诺尔在给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提及的亨利·科平格无疑是葛诺尔前任的家人，其祖先任教区长时曾坚定地抵制牛津伯爵剥夺教会生计的无耻企图，保护拉文汉的什一税。
葛诺尔在拉文汉教区讲道三十五年，所以真正仰慕他工作的人，自然会对该教区产生浓厚兴趣。葛诺尔传讲《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实质内容的讲坛已经不复存在。但教堂还和两百年前一样。
拉文汉教堂是萨福克郡最精美别致的教会建筑。“教堂坐落在镇子西头，于15世纪至16世纪初修建，建在一栋古建筑的旧址上，资金主要来自牛津伯爵和斯普令家族，教堂建筑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纹章。教堂属于晚期英格兰建筑风格，用砂石建成，点缀着燧石，这是萨福克郡教堂普遍使用的材料，因为当地缺乏石料。教堂长475米，宽21米。尖塔尤其漂亮，高43米，直径13米，有一座美妙的八铃钟，重117吨(5)，是1625年铸造的。进入教堂，屋顶上都是雕刻。有两根美轮美奂的长凳是典型的哥特式家具，是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那种精雕细琢的风格，曾经属于牛津伯爵和斯普令家族，不过现在已经有些朽坏。窗子上还讲究地保留着古代的染色玻璃，门廊的装饰很精美，带有盾形徽章。”以上描述主要摘自怀特的《萨福克史》，我没有理由怀疑该书所述细节的准确性。
比起两百年前，今日拉文汉的重要性无疑大不如前。拉文汉所在的郡在英格兰各郡中的地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高了。没有采矿业和制造业，也没有大的港口城镇，东部各郡在物质繁荣方面静止不前，而英格兰西部也在迎头赶上。萨福克郡密布的村镇都在衰退，或止步不前。像艾镇、福瑞林姆、邦吉、奥福德、索思沃尔德、敦维奇、奥尔德堡、哈德利、比尔德斯顿、倪德汉、斯特拉德布罗克和德伯纳姆等地的旧日荣光已经不复存在。拉文汉也一样，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农业区的宁静小村，引人注意的只有美丽的教堂和众多古老的慈善机构。
葛诺尔在拉文汉居住、在古老的教区教堂里讲道的三十五年，正是英格兰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年代。国王一方被共和国彻底倾覆，查理一世掉脑袋，建立护国政体，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去，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一令》通过，两千名牧师因该法令而被逐出英国国教，多年小肚鸡肠地迫害不从国教者令国家蒙羞，这些事每个学过英格兰历史的人都熟悉。葛诺尔对这些事怎么看，我们无从知晓。政治和教会的动乱令国家混乱不堪，在这中间他做了些什么，也不得而知。很可能，他的健康问题令他无法经常离家，或去教区外做太多的事。不管原因如何，我不得不承认，关于他人生最后三十五年的记载也非常少。
不过，有些事情或许值得注意。1644～1679年，葛诺尔在拉文汉侍奉期间，部分最优秀、最圣洁的清教徒神职人员曾住在葛诺尔在拉文汉的家方圆二十英里内。他们的姓名我将一一提说。
每个研读纯正英格兰神学的人都会熟悉约翰·欧文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在埃塞克斯郡的福德汉姆开始侍奉，后来又去该郡的科吉歇尔，直到1650年，克伦威尔任命他为牛津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兼大学副校长，当时葛诺尔已经在拉文汉做了六年教区长。
司提反·马歇尔是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赫赫有名的神职人员之一，在共和国时期是头面人物。葛诺尔去拉文汉之前不久，他在埃塞克斯郡的维瑟斯菲尔德和芬琴菲尔德做牧师，并在伊普斯维奇度过了人生最后两年，他死于1655年。
马太·纽科曼是另一位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协助阿罗史密斯和塔克尼起草了名满天下的要理问答。1629年，大名鼎鼎的约翰·罗杰斯遭驱逐后，他接任埃塞克斯郡戴德汉教区牧师，直到1662年遭《统一令》驱逐。
弥尔顿的导师、另一位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出色代表多马·杨在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任教区牧师十三年之久，直到1643年去伦敦的公爵地担任一间教会的牧师。1650年他被驱逐后，又退隐斯托马基特，直到1655年去世。他是举世闻名的争议作品《斯迈克提姆斯》的五位作者之一，这本书在17世纪上半叶掀起轩然大波。该书得名于五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即司提反·马歇尔、埃德蒙·卡拉米、多马·杨、马太·纽科曼和威廉·斯波斯托。注意，这五位中至少有三人在离葛诺尔家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去世。
这份名单还可以加上其他伟人的姓名。比如但以理·罗杰斯，1652年于维瑟斯菲尔德去世；布莱克尔比，1648年在大瑟劳去世；费尔克拉夫，1662年从科丁顿任上被驱逐，后由提罗岑接任；欧文·斯托克顿，1662年从科尔切斯特的圣安德烈教堂任上遭驱逐。除了这些好人外，还有些不那么知名的人，比如埃塞克斯郡霍尔斯戴德的威廉·斯巴罗、萨福克郡巴京的约翰·费尔法克斯、萨福克郡科登汉的马提亚·坎德勒、萨福克郡克里汀·圣玛丽的撒母耳·斯普令、萨福克郡哈沃希尔的司提反·斯坎德莱特、萨福克郡赫明斯通的托庇亚斯·勒格、伊普斯维奇的布朗宁和斯东汉姆、斯托马基特的斯托勒。这些都是出色的清教徒牧师，1662年遭驱逐。卡拉米的《不从国教者的回忆》记载了这些人的历史。再强调一下，这些人都生活在葛诺尔家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定然会偶尔与他接触。
若是知道葛诺尔跟这些好人来往多不多，会大有裨益。但我个人的印象是，他没怎么跟他们来往。很可能，糟糕的健康让他只能待在家里。但我怀疑这并非全部原因。我倾向于认为葛诺尔腼腆谨慎，自然不喜欢过多涉入社交。最重要的是，我强烈认为他比许多邻居们更喜欢主教制和祷告文，自然没法与他们亲密相交。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我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葛诺尔人生还剩下一些事需要讲述。
1645年，也就是葛诺尔在拉文汉任职的次年，他娶了内兰边斯托克教区牧师多马·莫特的女儿撒拉·莫特。他们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八个在他死时还活着。妻子比他晚几年去世。
1662年，至少两千名牧师因《统一令》而被逐出国教，但8月20日，葛诺尔却签署了该法令要求的声明。8月21日，著名的诺维奇主教雷诺兹按立他为牧师。8月22日，走了一遍主教制任命拉文汉教区长的形式，由德威斯家族的亲属、埃塞克斯郡布罗姆利厅的托马斯·鲍尔斯提名。日子相隔这么近，很值得注意！结果，他留任拉文汉教区长一直到死，而许多他的清教徒弟兄却放弃了职位。
无疑，应该思考一下葛诺尔的这段历史。乍看起来，这件事有些稀奇。已经侍奉十八年的教区长要从主教之手接受牧师的职位，持清教徒观点的知名传道人要坐下来重新加入英国国教，而几乎周围所有其他的清教徒弟兄都退出了国教，当然很奇怪。确实很奇怪，但确是事实。我从诺维奇的登记册里找到了一份他的题词副本，证实此事毋庸置疑。这份文件很引人兴趣，因为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葛诺尔手迹。
可想而知，葛诺尔的顺从之举引来了多少辱骂指责。1665年，有人出版了中伤他的书，肯尼特主教引用了其中一段话：“这些与神的话语和他的圣徒为仇的肮脏事，葛诺尔并非单枪匹马地参与，而且周围有云彩一般的见证人，甚至在他居住的那个郡都有很多，可以证明有同样的反基督的神甫与他一同行恶。”
可以想到，他的顺从之举定然令自己私底下悲伤不安。就连他的岳父、内兰边斯托克的莫特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而被逐出国教的两千教士之一。首先，拉文汉的圣职待遇丰厚，而他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当然会让人怀疑他这么做是否动机不纯。
但是，毕竟，问题仍有待商榷。葛诺尔做了任何与基督仆人的身份不相称的事吗？他的顺从之举有什么实质的错误？他留任拉文汉，签署《统一令》要求的声明，赞成礼拜仪式，还接受雷诺兹主教按立圣职，但他之前做过什么令他此次的做法显得卑鄙可耻吗？对这些问题，我得说几句。
首先声明，我完全反对《统一令》，尽管我个人对其要求并没有什么为难的。在巴克斯特那章里面我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自己对《统一令》的看法，正大光明地谴责该法令。
我反对《统一令》是因为该法令不公正、欠考虑、不慎重、没有风度而且措施强硬，但从来不认为没有好人可能顺从其要求。相反，我很了解，许多圣洁忠信的牧师也会做跟葛诺尔一样的事。他们会坚决主张：我们在今生并不能随意而行；忍耐好过分离；祷告的形式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在教会里接受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好过放弃做事的机会；接受祷告书的瑕疵，得到传福音的自由，好过拒绝祷告书，却遭禁言；只要《三十九条信纲》仍然纯正，没有改动，就不可能被迫传讲不纯正的教义；只要还可以传讲健全的教义，就不应拒绝讲道的机会，而应该讲道，看顾羊群。这些都是我想到的，好人说服自己不离开国教的理由。当然，葛诺尔是否出于以上理由，我不敢妄言，但我认为有可能。
真相是，任何人在谴责葛诺尔顺从《统一令》之前，都应该想想葛诺尔开始侍奉时的时代和环境。他成为福音的工人之际，正是无法获得主教制按立之时，而且禁止使用祷告书。我并不怀疑，他顺应自己所处环境的做法是正确的。经由主教按立并非担当圣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否使用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也并非教会存亡的根本。葛诺尔开始侍奉时，既没有主教制也没有祷告书，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开始做工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认为他错了。如果可以传讲福音，就算没有主教和祷告书，也比不能讲道强。
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葛诺尔本着良心反对主教制和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从我们已知的资料来看，他从未谴责过主教制和礼拜仪式，否则他后来赞同并采纳这些做法就是自食其言了。那么，对于他服从1662年法令的要求，我们有什么权利指责呢？他接受雷诺兹主教按立，因为若非如此，他就不能在该主教区内任职。但谁能说二十年前如有可能，他不会乐意地接受主教制的按立？他声明自己赞同祷告书中的一切。但谁能说他一生中有任何时候不愿意这样？与那两千遭驱逐的神职人员中的许多人不同，他从未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他也没有像欧文、纽科曼、巴克斯特和许多其他人那样，参与公开的会议、商谈和辩论。他只是一位在乡村教区默默无闻的传道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留在拉文汉任职的举动与此前他所做的任何事不一致。
评价葛诺尔在人生紧要关头的这一举动之时，还有一件事要谨记。执掌他所在的主教区并且重新按立他的人是雷诺兹(6)主教，雷诺兹持守清教徒教义，是主教中对良心不安的教士最为温柔宽宏的。无疑，如果葛诺尔有良心上的顾虑的话，雷诺兹这样的人也会多方努力予以平息。我们也无法怀疑，他绷紧神经尽可能多地挽留主教区内的教士，阻止他们脱离国教。我承认，我非常怀疑这样的境况在葛诺尔心里占了很大分量。很少人为人处世比主教们更能多凭友善，少凭强力。如果葛诺尔1662年对留在国教有任何疑虑，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雷诺兹主教的品格令他回心转意。简而言之，我大胆猜想，如果诺维奇的主教不是雷诺兹，而是别人的话，葛诺尔就会追随岳父莫特先生，退出英国国教，离开拉文汉教区长的宅邸。
1662年葛诺尔的做法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参详吧。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葛诺尔也拒绝服从《统一令》，与那两千人一同退出国教，那么今日某些人对葛诺尔的评价会更高。但我，也许还有其他人，却因他坚守岗位没有退出而更加赞许他。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或许在今世无法断定。我只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即在两千弟兄决定离开之际，葛诺尔选择留下也一样是勇敢之举，是认真负责、节操高尚的。1662年那样的运动中，并非只有离开的一方才有恩典和勇气。无疑，有许多例子表明，顺从《统一令》比拒绝要更勇敢，留任比离职代价更大。如果葛诺尔是其中的一个，我不会吃惊。
葛诺尔1662年之后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可以猜想，1662年的事令他此后多年都伤心不已。如果他留任国教，签署顺从《统一令》的声明，不会在他和退出的弟兄之间造成情感上的疏离，那人性就不是人性了。但我们确实无权对此言之凿凿地说三道四。拉文汉一带有流言说，1662年之后他作为牧师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葛诺尔了，从那时起他的事工就没有力量、没有神的祝福与之同在了。但我必须直言，我找不到这些流言有任何根据，只能视之为编造的谎话。这样的谎话常常发生在基督出色的仆人身上。其他许多牧师退出国教，而葛诺尔却留任拉文汉，无疑会让萨福克郡最忿忿不平、最极端的不从国教者恼怒不已，因为他这么做是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却在鼓励英国国教。所以，我预计，在他身上当然会有各种虚假的传言。谎言是撒但攻击神的圣徒最主要的武器。
1679年10月12日，葛诺尔去世，葬在拉文汉，享年六十三岁。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信中，还有其他地方，都表明他身体一直很差。但不知道他是突然去世还是久病之后去世。不过，既然他在死前一天写下了遗嘱，那么恐怕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
姆基翁——本书时常参考他写的葛诺尔传记——得到了一份葛诺尔遗嘱的副本，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因此我摘录如下：
“奉神的名，阿们。主后一六七九年十月十一日，我，萨福克郡拉文汉的威廉·葛诺尔，教士——身体病弱，但感谢神，我的思维和记忆仍然良好——把我的灵魂交在神、我主、我救赎主和救主的手中，把我的身体交给大地，由遗嘱的女执行人按她自己的判断来埋葬，至于神乐意交付给我管理的属世财产，我最后的遗愿和约定如下：我所有田产和房屋，以及附属的一切设施物品，不管是在沃尔剖尔还是其他地方，在蒙克兰，在诺福克郡，都交给我亲爱的妻子撒拉和她的继承人，供撒拉有生之年正当使用，直到她死亡，写下遗嘱和约定将这些财产交给我们的哪些子女。我也把我所有的动产、债务和一切个人财产都交给亲爱的妻子撒拉，让她可以维生，过得舒适，最重要的是让她能养大我们年幼的孩子。我也信任她能在我的子女之间合理地保护、处置剩余的财产，按着他们尚未得到抚养的境况，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和比例交给他们。我只要求，如果我的儿子约翰成为学者，撒拉应该把我的书给他。在此，我提名、指定我亲爱的妻子撒拉为这份遗嘱唯一的女执行人，我已经在上述的日期给这份遗嘱签字盖印了。前面所说的那位威廉·葛诺尔签署盖章，并公告这是他最后的遗愿和约定，我们几位是见证人：多马·莫特、比撒列·皮奇、约翰·品奇贝克。”
第一位见证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岳父或妻舅。葛诺尔夫人是多马·莫特的女儿。第二位见证人显然是他的三女儿凯瑟琳的丈夫。第三位也许是起草遗嘱的律师。遗嘱中提到的书可能就是葛诺尔的儿子约翰1699年遗赠给兄弟约瑟和外甥纽卡斯尔的莱昂纳德·沙福托的那些书。英语书留给了约瑟·葛诺尔，“其余的书和手稿”给了莱昂纳德·沙福托。这些书就算没有损毁，现在可能也都已失散四方，渺无踪迹了。好人的藏书最终的结局是个令人伤心的话题。很少有什么东西像书这样，一些人无比爱惜，另一些人却轻视忽略，尤其是神学书籍。
葛诺尔的墓地准确地点已经不清楚了。不知道他的骸骨是在教堂里还是在教堂院子里。没有墓碑或纪念碑标出他埋身之地。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树立起纪念他的东西。“唯一能找到的有关他的丧葬信息，”姆基翁说，“是讲坛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板，上面题写着：‘玛丽长眠于此，她是本教区的亨利·鲍顿先生之妻、已故色莫教区长撒母耳·比奇克罗夫特牧师之女、担任本教区教区长三十五年之久的已故牧师威廉·葛诺尔的外孙女。她死于1741年10月14日，享年七十八岁。’这块石板下面是个墓穴，姆基翁推测葛诺尔就长眠在这里，因为鲍顿夫人埋在这里，而没有跟鲍顿家族一起埋在南门的家族墓穴里。不过，这只是推测。”
葛诺尔下葬后不久，颇有名气的新约解经家博济特在拉文汉教堂进行了一场葬礼证道，他当时是拉文汉附近的米尔登教区长。证道内容保留了下来，题目是“死去的牧师树立了虔诚、有益的榜样，激发人民在圣洁上奋发向上的热心；留给萨福克郡拉文汉教区信众的回忆”。
博济特的证道经文是《希伯来书》137：“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这场证道是“应邀”传讲的，也“应邀”出版了，开头题上了“献给我尊敬的朋友撒拉·葛诺尔夫人，拉文汉已故威廉·葛诺尔先生悲伤的遗孀，也献给该镇悲伤的居民”。证道很不错，虽然有些古韵，风格相当浮华。但博济特讲这场道时，还比较年轻，只有二十九岁，所以能讲成这样已经很好了。下面将从证道中选出提到了葛诺尔的内容。
博济特的证道由以下篇章结尾：
“诚实地讲，本篇证道是为了告诉你们，让你们信服，你们对全能的神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因为一方面你们享受了葛诺尔的侍奉那么久，另一方面你们也可以幸福地看到他的榜样；同样，也是要让这个吹毛求疵的时代（有些人对主教制怀有深深的偏见，对服从国教的人，他们看不到优点，只看到跟自己不一样）了解到你们的牧师是服从国教的人，他用得体的话温和地传讲坚固的信仰；他生活虔诚，律己节制，广有爱心，将珍贵的信仰传给世界；他的全部时间、力量，他的一切，都虔诚地献给了神和他的神圣事工。
“神让摩西拥有高于其他圣人的殊荣。圣人们死时，天使护送他们的灵魂去往福乐荣耀的居所，但摩西死时，有一位天使把他的身体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免得以色列人迷信地将他的尸体当偶像，加以崇拜。你们的牧师就像摩西，一生在神的家全然尽忠，当然死时也不会不像摩西。但我可以为生者讲述你们离去的牧师，而无须担心你们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迷信地崇拜。他谦和的灵魂坐在无法察觉的精致车辆中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死就像现在的犹太传统所说摩西的死，他们之间不再有障碍——他们上去，死了。
“最后，愿你们所作所为同他身上那些值得效法、值得颂扬的优点一致。愿你们死去的牧师在世时的榜样在你们身上发扬光大。愿你们每天都以他为镜，踏上他虔诚崇敬的脚步。愿在审判的那日，你们都能无比惊喜地遇见他，快乐舒畅得无法形容地看见他。这就是现在、将来，我——你们充满同情的仆人和朋友——真心实意的恳求。
“威廉·博济特”
“1679年12月10日，于米尔登”
证道中的下列内容值得一书：
“他日常的谈话给你们树立了多么美丽的信仰标本啊！他照耀出来的圣洁之威严极为有力，赢得了最反对他之人的尊敬；也极有说服力，刺透了他仇敌的良心，令那些因偏见敌视他的人默默承认神与他同在，赐他真理。”
“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是的，虽死犹生，他仍是你们的传道人，他的裹尸布和棺材就是讲台，坟墓和墓碑就是殿，尽管他已经静默无声，一个字也没有说给你们听，但他仍在向你们讲道。我的意思是，他留给你们虔诚有益的榜样，在你们中间留下理所当然的美名。”
“我肯定，你们的牧师意识到即将离世之际，有良好的理由盼望，自己埋身黄土后，（作为属灵的父亲）会留下许多孩子，继续在今生担负起基督的事工，这定然给他不小的安慰。”
这篇证道的最后五页都是在讲葛诺尔其人，我觉得最好原封不动地摘录下来：
“最后，我作出结论，你们长久地拥有真虔诚和美德的榜样（我指的是你们故去的牧师），为此你们负有多么大的责任啊！你们的牧师最近走了（恐怕是因为你们的罪）。现在你们要拿出对神的顺服来，尊敬他，珍惜你们自己的灵魂，热心信实地在生活中一丝不苟地效法你们牧师的榜样。不要越过经文的约束，我要诚挚地请求你们以基督徒的样式加倍地顺从以下责任：
“效法他的信心；效法他的言谈。
“效法他的信心，即加倍地尊重他信心的纯正和信心的坚定。
“效法他信心的纯正。他坚定地认信、教导的信仰是与敬虔相符的教义。这信仰是神直接颁布的，《圣经》是其无误的准则，这信仰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永恒忠告的产物，已经借着神迹证实，并以一位救主的血封印。一句话，他火热教导的信仰源于《圣经》。他无论何时传讲任何真理，要你们不仅在理智上赞同，还要以信心来顺服、爱慕，他都是一直在用《圣经》正典来证实。如果在他之后有人站在这里，试图引诱你们接受别的福音，或者接受任何《圣经》中没有的教义，就算他假装是天上来的使者，都可咒可诅。
“效法他信心的坚定。他初到你们中间时给你们的信仰原则，他一生都在遵从，并传讲，直到死时。对此我更是言之凿凿，因为有些人恬不知耻地公开宣布，自从他服从教会的纪律，就背叛了起初认信、教导的信心之道。但你们都可以确信，在信心和信仰的大原则上，他都始终如一，至死一直教导你们同样的信仰。我毫不怀疑，如果神呼召他接受猛烈的试炼，他预备着以自己的鲜血来证实这信仰，甚至在最猛烈的火焰中殉道也在所不惜。
“效法他基督徒的言谈。我的意思是，当初他在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福音的恩典和基督徒美德，你们要在生活中活出来。下面列出一些：
“他无比的谦卑。他谦卑地看待自己所有出色的成就，其实这样一来这些成就就更加明显，惹人喜爱了。他看待自己是多么地谦逊啊！他不仅知足，也渴望他人像他一样。没人像他那样如此低估自己的价值和美德。所有他人身上的优点，他认为是卓越的美德，而自己身上同样的，甚至更优秀的优点，他却认为应当轻看。他的眼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缺陷和他人的美德。
“一句话，他是可爱的山谷，载满了甜美的植物，浇灌充分，果实累累。所以，请效法他，在这美德上以圣洁的竞争之心超过他，回忆你们从他那里听到的《腓立比书》25精彩的讲解，就能获得帮助：‘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的心。
“他广博的爱心。这一美德以多种方式展现。
“他对神的爱。他极其爱神，超过自己能献上的爱，因为他深深领会自己的创造主的美善，以至于认为自己最上等、最优秀的情感都不配奉献给如此神圣的一位主。
“他爱圣洁的耶稣。这是他灵里无比快乐的神圣火焰，烧尽了对世界和所有地上安逸之事的爱。因基督的十字架，就他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见证，他达到的程度究竟有多深。
“他爱灵魂。无疑，正是因为这样的爱心令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讲道；也正是由此，他全部时间都献给了施恩的宝座、学习、讲台和可怜的邻舍。
“他无比地热爱所有基督徒，尽管他们对他看法不一。他爱基督徒是因他们的信仰，他崇拜基督徒身上救主的形象，即便他们不幸地凭着耻辱的本性，以恶名彼此逼迫。他时常公开哀叹悲泣，说今日宣称持守十字架信仰的人中，最大的爱也不过是朋党之爱，并非真基督徒的爱。那么，请效法他，不偏不倚地操练这一美德，请记住他根据《以弗所书》52给你们的教导：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如果你们还在意自己宣称认信的那位主，就留心别让分裂众人的灵（现在）进入你们中间。团结就是你们的力量，就是你们的美丽之所在。因此，我劝你们坚守基督徒的秩序，他也一生都希望保守你们如此。要及时反对灵魂的仇敌魔鬼狡猾的计谋，以便能够团结一心，因它想趁现在属灵的父亲离开之际兴风作浪（如有可能）。
“他乐善好施。他的施舍就跟他的爱心一样丰盛。无论在哪里看到有不幸，有人缺乏，他都慷慨解囊，令得到帮助的人对他感恩戴德。他不会掩面不顾穷人，也不会一年只发一次善心来抚慰良心，而是天天都在慷慨地施舍。他在各种土地上都播下了慈善的种子，在神的家中尤甚。我的意思是，他对所有人都行善，但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让他成为你们每日效法的榜样。因为世界是因爱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慈善之心，世界很快就会成为碎秸。因此，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帮助，请一一数算劝勉操练这一神圣责任的有力论据，就是他根据《希伯来书》1316使徒的教导来敦促你们的：‘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他殷勤忠信地尽职尽责。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永恒的事工。他不仅绝不闲懒，而且似乎还极其厌恶闲懒，常常在讲道中热切地劝你们，不要闲懒，总要做点什么。正如圣耶柔米所说，‘魔鬼总是忙着找你(7)’，所以不要让魔鬼发现你无所事事，就来诱惑你。确实，闲懒之人的脑子不仅是魔鬼的商店，也是它的国，是地狱的模板，地狱的肢体，是生发痛苦和祸害之地。至于葛诺尔牧师自己，最主要的消遣就是各样工作。因为除了自然的需要和日常生活之需占据的时间外，他没有浪费一分钟。现在请激发热心，效法他，我劝你们反复思量他讲解的《马太福音》206：‘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对基督受苦的教会之温柔同情的心。正像锡安的真儿子，他无法在母亲悲哀的时候喜乐，他整日为自己所见所闻感同身受。不奇怪，谁在教会这条船上有货物，就必定在每次风暴的时候哀哭颤抖。他是多么频繁地打探教会的消息，多么热切地为之祷告，多么肝肠寸断地为之哀哭！不管是生是死，教会和国家糟糕的处境都令他忧心忡忡。他看重教会的福祉胜于自己的喜乐。为了获得他里面那种像基督的性情，你们要时常默想他讲解的《尼希米记》14，牵肠挂肚的先知看到受苦的教会饮水，就拒绝饮酒。
“最后，总而言之，要效法他日日为了尽所有能力活出信仰而尽心竭力。你们可以见证，神也可以见证，他作为牧师，是多么忠信、本着良心向你们尽责。关于他的牧师工作，如果要责备他有什么疏忽，那一定是他没能更频繁地探访群羊，这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而非心高气傲，不乐意行。软弱的身体给他履行职分造成了障碍，令他不能照自己所愿的来尽职，这不管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在临终的床上，都是他最大的伤心事。但他可以欣慰，因为身体的软弱是他的苦难，而非罪。再看他身为人子，是多么谦恭孝顺！他总是孝敬给白发苍苍的父母许多的财物。作为丈夫，他是多么温柔体贴；作为父亲，是多么宽厚慈祥；作为牧师，是多么友善、慷慨！他在一切角色上都尽善尽美，尽心尽力活出信仰。如果你们想效法他，就天天用他这面镜子来反照，这是他正在死去的手最后一次在你们眼前举起的教训。我指的是属天的默想，要让这些有用的真理成为你们自己的，就是你们从他最后一次讲道中听到的，他讲的经文是《提多书》212：‘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要是你们确实学会了他忠心地教导你们的功课，我就要大胆地表扬你们，他的百姓，即你们向世界展现了有说服力的范例，表明这个世代的恶行怎样惊人，美德也怎样惊人！
“结论是：我已经尽自己的责任劝你们以基督徒的立场思想你们牧师的榜样，所以我已经满意了。希望不会有人吹毛求疵地说我一直都在给先知的坟墓涂脂抹粉。不，我并不是在说先知本人，我唯一的、诚挚的意图是要你们及时知道曾经有主的先知在你们中间。‘omnia in se sempitema praater orpusulum(8)’，即除了身体以外，这个人的一切都会持续到永恒，只有身体必然死亡，除此之外他没有哪一样会见朽坏。以妇人之仁哀叹他之死——其实任何口头的哀悼——都会贬损他本人的美德，低估我们的巨大损失。如同他的作品那样，除了圣洁、属天之事，没有别的适于用以纪念他。愿他由此、由自己的美德而得的美名，在一切后来的世代眼中都看为宝贵。当刻在大理石上的挽歌字迹难辨，仿佛是写在水中之时，当所有雄伟的金字塔都化为尘土，所有古时的纪念碑都被时间侵蚀吞没之时，愿这句真实充分地刻画他形象的简短话语，仍然存留，即他是一位‘装备齐整的基督徒’。”
这篇葬礼证道也提及了拉文汉的环境，而我们现在对当时拉文汉的环境还不能确定。显然，葛诺尔在履职的后半段日子里遇到的麻烦不小。人们绝对忘不了1662年他顺从了国教的要求，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可能因为教区内某些教众难以释怀的敌意而阴云密布。博济特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葛诺尔的内心世界，但很遗憾，他没有写一份葛诺尔的传记。他本可以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太可惜了。
葛诺尔的遗孀在他死后又活了十九年，好像也一直住在拉文汉。不管怎样，1698年9月7日，她在拉文汉下葬，处理她财产的告示上称她为“已故的拉文汉寡妇撒拉·葛诺尔”。
姆基翁说，葛诺尔留下了至少八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年纪轻轻就死了。
1撒拉，1646年4月2日受洗，嫁给了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梅耶先生。
2苏珊娜，1650年4月4日受洗，嫁给了萨福克郡色莫教区长、毕业于剑桥以马内利学院的撒母耳·比奇克罗夫特牧师。
3凯瑟琳，受洗日期不详，嫁给了萨德贝里附近的比尔斯·圣玛丽教区的教区牧师、剑桥以马内利学院毕业生比撒列·皮奇牧师。皮奇也是葛诺尔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4伊丽莎白，1655年4月25日受洗，嫁给了伊普斯维奇的教士、毕业于剑桥基督学院的腓力·理查德森牧师。
5安，1655年2月11日受洗，母亲1698年过世前，与她一起住在拉文汉。1700年6月，她嫁给了娄尔斯托夫特的威廉·曼思罗普先生。
6又一个女儿，名字不详，丈夫姓夏福拓，来自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7多马，1659年3月13日受洗，定居小沃德令菲尔德，1723年去世，就葬在当地。
8约瑟，1662年7月23日受洗，是位律师，姆基翁认为他住在拉文汉。
9约翰，1664年12月24日受洗，1685年就读剑桥基督学院攻读文学士学位，后来在布罗克利做副牧师，直到1698年。1700年2月6日，在拉文汉下葬。
10莱昂纳德，1669年5月11日受洗，情况不详。
我没有找到葛诺尔现在还有什么后代。据我所知，拉文汉没有一个人姓葛诺尔。他曾居住的教区长宅邸已经不复存在。拉文汉教区的俸禄已经归给剑桥凯斯学院。除了作品外，一切与他相关的东西都似乎消散殆尽。只有凭借他的作品，“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至此，我已经穷尽了一切关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作者的信息，只能为自己无法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而深感遗憾。的确相当令人沮丧，这样一位17世纪的作者，比大部分清教徒都要出名，住在距离欧文、马歇尔、纽科曼、杨和斯托克顿等人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他三十五年来所居之地是两百年前相当重要的城镇，而且属于当时闻名遐迩的萨福克郡，但这样的人却悄然而逝，留下的信息竟然那么少！但事情就是如此。也许，葛诺尔并不是个案。也许，到末日，我们会看到有些最优秀、最圣洁的人却鲜为人知。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以讲了，只是要说一说葛诺尔的作品，最近首次集结成册出版(9)。
葛诺尔的第一本书，也是令他名垂青史的作品，是《装备齐整的基督徒》。这本名垂后世的书同其他17世纪神学作品一样，是作者日常的证道或讲座集结而成的，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10-20。
这本书最早出版时是小四开本，分成三部分，于不同的时间出版。第一部出版于1655年，讲的是《以弗所书》610-13。葛诺尔把这本书题献给“拉文汉的居民，我亲爱的友邻”，题献词中包含一项独特的声明，称此书是用在拉文汉传讲的证道集结而成的。葛诺尔说：“您在本书中看到的，是您自己餐桌上的菜，所以（我希望）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尽管本书看起来很平常，但请不要轻视，否则你就是在责备自己，因为厨师是你选的。”题献词最后的落款表明了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655年1月1日。我手中的是第二版了。
第二部于1658年出版，讲的是《以弗所书》614-16。书中包含给萨福克郡肯特威尔大院的“托马斯·达西骑士和他信仰的伴侣西西莉亚·达西夫人”的题献词。似乎达西夫人是葛诺尔的保护人西蒙德·德威斯爵士的女儿。落款是1657年10月于拉文汉。我手中的是第一版。
第三部出版于1662年，讲的是《以弗所书》617-20。葛诺尔将其题献给17世纪名声不小的提尔贝里男爵夫人玛丽·维尔女士，她是格洛斯特郡托丁顿的威廉·特雷西骑士之女。落款是1661年8月28日。我手中的是第一版。
也许，葛诺尔的伟大作品已经无须推荐，无须评述了。他去世的1679年，已经出版了第六版，就足以证明该作品的价值已经得到认可。别忘了，时至今日，该作品在喜爱纯正英国神学的人中仍然享有盛誉。其他17世纪神学作品在当时名噪一时，但现在很少人会读。而《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直到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为之倾心。
《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另一项特点就是教义陈述健全纯正，符合《圣经》。葛诺尔阐述任何论点，不管是论信心还是实践，都毫无夸大之辞。他没有给什么事涂脂抹粉，也没有把什么掩盖起来。在这方面很像班扬的《天路历程》，在教义上很平衡，加尔文主义者和阿民念派，国教教友和不从国教者，都一致认可，赞不绝口。
葛诺尔作品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充满了举例说明和比较。全书几乎找不到哪一页没有生动地描绘出属天之事，如同一缕阳光一样照亮整个主题。我并不是说他在这方面超过了布鲁克斯、华森和斯温诺克，但我肯定他可以与他们比肩。如果更多传道人拥有阐述说明的恩赐，勤加操练，那教会定会蒙福！要想人们牢牢记住证道内容，就要像神圣的主一样，“设立比喻”。有句东方格言说：“谁让听众耳闻成眼见，让他们看到自己讲述之事，那他就是最雄辩的人。”
葛诺尔作品的另一美妙特征是简练扼要，直指要害，字字珠玑。如果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里选取那种简短的金句，将会填满一页又一页。书中时常出现一两句包含某些伟大真理的话，非常简练，却又内涵丰富，让人不禁惊叹这么几句话怎么能表达如此多的思想。
要罗列证据来证明《装备齐整的基督徒》一书的价值，非常容易。巴克斯特和芙莱维尔都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托普雷第常常在记事本中大段摘录书中的话；约翰·牛顿说，如果在《圣经》之外只能选择一本书，他会选葛诺尔的《装备齐整的基督徒》。塞西尔最后的日子花了许多时间读这本书，一再表达自己的赞赏。但我说得已经足以令读者心烦了，读者最好还是亲自去读一读这本书，自己来判断。最近，梅色尔·布莱基出版了一个漂亮的版本。
除了《装备齐整的基督徒》这本经典之作外，已知的另外两本葛诺尔作品都是在特别场合的单场证道。
其中一篇叫做《神的话语中描绘的治安官形象》。这篇证道是1656年8月20日，“本郡议会重选前”，在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传讲的，并于同年出版。证道的主题取自《以赛亚书》126。这是篇卓越的证道，配得上作者的名。
另一篇叫做《基督徒的劳苦和赏赐》，是1671年1月10日在埃塞克斯郡的赫丁汉城堡传讲的，并于1672年出版。内容主要是在玛丽·维尔夫人葬礼上的演讲。玛丽夫人是提尔贝里的贺瑞斯·维尔爵士的遗孀，《装备齐整的基督徒》第三部就是题献给她的。葛诺尔把这本书题献给玛丽·维尔夫人的女儿，即克莱尔的道维吉尔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无疑，这也是篇不错的证道，但如果能再精简一些就更好了。然而，传讲葬礼证道的人很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也许葛诺尔没有时间把证道缩短一些。
有人断言，除了上述作品外，葛诺尔1660年出版了一卷讲道集。姆基翁说，库克17年出版的《传道人的帮助》一书提到了这卷讲道集，伦敦有位书商告诉他说，曾经看到过一本。
但在大英博物馆找不到这卷讲道集，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也找不到，伦敦的红十字街图书馆也没有。我也没听任何活着的人，书商也好，神学古书收藏者也好，说自己看到过这卷讲道集。因此，我想姆基翁可能搞错了，这本书并没有出版过。
在结束本章之际，我热切盼望有更多人购买、葛诺尔的作品。恭敬地将《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的书，正确看待基督和圣灵的书，清楚、明确、准确地描绘、阐明称义、成圣、重生、信心、恩典和圣洁的书，才能有益于人。复苏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是最为紧要的事之一。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所有声称对我主的事工有所启发的书，只要我能获得，我都读了。但读得越多，就越无法赞赏现代神学。研究新派神学教师的作品越多，我就越感到，这种作品要是能满足人心，那真是奇迹。关于大公教会系统或更宏大系统的文献，这些书很模糊、幼稚、肤浅、空洞、未得要领，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在脸上就写上了出身。它们是出于地，是属世的。对于所谓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学派领袖的书，葛诺尔的一页作品比五页这样的书包含更多满足人灵魂的思想。在神学这件事上，“古旧的更好”(10)。
(1)约翰·阿罗史密斯1602年生于盖茨黑德。他曾就读剑桥圣约翰学院，并被选定为凯瑟琳学堂研究员。曾当选为大学传道人之一，并享受林镇的圣俸，后来又担任伦敦打铁巷圣玛格丽特教堂传道人。他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1644年，当选为圣约翰学院院长，1647年担任剑桥副校长。1651年，被任命为王室神学教授和萨莫夏姆教区长。1653年，被选定为三一学院院长。他死于1659年，葬在三一学院教堂。他的《约翰福音》11-17注释《神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撒母耳·费尔克拉夫1594年生于哈沃希尔，在剑桥皇后学院接受了大学教育。1619年，林镇镇长和参事任命他为林镇神学讲师。在诺维奇主教哈斯内特的反对和逼迫至下，他不得不辞职。后来，在萨福克郡克莱尔担任讲师，又被巴拿蒂斯顿爵士任命为克丁顿教区长。1662年，他因为《统一令》而辞职。1677年，他在退隐生活中去世，享年84岁。他是极有恩赐和魅力的人。
(2)总的说来，我摘录的信件内容是姆基翁翻译的，偶尔我会修改他的译文。
(3)原文为2800英亩，此处进行了换算。——译注
(4)原文为140英亩。——译注
(5)原文使用的是英制单位，此处进行了换算。——译注
(6)雷诺兹1661年由查理二世任命为诺维奇主教。他是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的重要成员。查理二世让他当诺维奇主教时，也让巴克斯特当赫里福德主教，卡拉米当利奇菲尔德主教，曼顿当罗彻斯特主任牧师，贝茨当考文垂主任牧师。但这些远近闻名的清教徒神职人员都拒绝出任，只有雷诺兹接受了。我斗胆认为，他们的拒绝是英国国教最大的不幸，是教会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突出的错误判断。如果雷诺兹、巴克斯特和卡拉米都当了主教，进入议会上院，曼顿和贝茨也当了主任牧师，1662年的《统一令》恐怕不能原封不动地获得通过。
(7)原文为拉丁语。——译注
(8)原文即为拉丁文。——译注
(9)我指的是布莱基的葛诺尔全集完整版。
(10)原文引用了《路加福音》539耶稣关于酒的比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