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二世（1633～1701）
查理二世（1630～1685），因他死后无嗣，弟弟詹姆士二世才得以继位。
自宗教改革以来，对英国影响最大的时期莫过于詹姆士二世在位的岁月。我们的公民和信仰自由，以及对更正教信仰的传承，都要归功于这一时期。因此所有真心实意的英国人都应该关注这一时期。我打算在本章中大致概述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并详细讲述一下著名的审判七主教的故事。如果本章的整个主题不能为我们今日的立场和责任带来广泛而清晰的启发，那我定是犯了个大错误。
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时期异常短暂，始于1685年2月，1688年12月结束。尽管他的统治非常短暂，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血腥玛丽外，这片土地上没有其他任何立宪君主的统治会像他那样因严酷、愚蠢、不公、专横——君主本人可以不受掣肘地行事——而颜面尽失。事实上在英格兰的历史记载中，这段日子一无是处。没有一场可以振奋我们爱国情感的伟大胜利；没有一流的政治家或将军，几乎没有值得我们钦佩的主教，除了肯主教和皮尔森主教外；只有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名孤零零地伫立在科学界。那时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伟人。这是一个平庸至极的时代，不是黄金时代，也不是白银或青铜时代，甚至连黑铁时代都算不上，这是铅的时代。我们羞愧、厌恶地转过头去，不想看到这番景象，但记忆中还是定格下了一幅没有光明只有阴影的画。
这段时期如此丢人，主要原因是，詹姆士二世是一个心胸狭隘、偏执、狂热且彻头彻尾的罗马教会成员。他一登上王位就启用了神甫和罗马教谋士，除了罗马教徒谁也不信任。詹姆士二世登基不到一个月，伊夫林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帮罗马教徒在宫里上蹿下跳，信心满满，英格兰自宗教改革后从来不曾看到过这样的事。”在他的加冕礼上，詹姆士二世拒绝按照英国国教的仪式举行圣礼。他在宫廷中设立了一座罗马教礼拜堂望弥撒。他在统治期间竭尽全力鼓励罗马教传播，抑制更正教。他促成罗马教廷派一位大使来访，并在这位大使面前自贬身份，而自从约翰王以来英格兰君主从未如此。他对法国大使巴立龙说，他最首要的目标是让天主教徒能自由地礼拜，而最终目标是让他们获得绝对的权力。一百多年前，殉道的改教家们让这个国家从罗马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更正教也形成了组织体系，现在竟有人想在这个国家复辟天主教！谁能想象掌管万有的神不悦了，拒绝在这片土地展现他笑脸的光照？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是英格兰历史上一段不幸、耻辱的日子，因为国王是个彻头彻尾的罗马教徒。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很不光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即位后全国上下堪忧的道德状况。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治国无方，劳德大主教实行半罗马教化政策，共和国时期激烈内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查理二世复辟后社会道德反弹变得肆意放荡，极其愚蠢而又不公的《统一令》，打着侍奉神的旗号毫不停歇地迫害真信仰，想统一思想——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自然而然的苦果。詹姆士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道德败坏，腐朽不堪。宫廷似乎已经把体面扔到九霄云外，完全不认为通奸和淫乱是罪。伊夫林描述了查理二世去世那周他在白厅看到的令人作呕的悲哀景象。1685年的2月1日，星期日，这天的晚上伊夫林似乎也在白厅。一周后他记录下了他目睹此景的印象：
“我绝不会忘记那种难以形容的奢华与亵渎，完全无视神，这是在主日晚上啊。国王坐着，与他的姘头朴茨茅斯、克利夫兰、玛扎琳等人一起狎玩，一个法国男孩在富丽堂皇的走廊里唱着淫曲；与此同时至少有二十个左右的大臣和其他风流人士在一张巨大的桌前打巴塞特牌，他们面前至少堆着两千枚金币。”2月2日，周一的早上，国王就中风了。
查尔斯·奈特（《英格兰史》）忠实写道：
“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真实的荣誉感，这些使英格兰贵族和上流人士在内战中与众不同的品质，在二十八年的复辟统治中，在自私、卑劣和放荡的包围下消失殆尽。人们正大光明地腐败，孵化出卖国贼；政治家和律师自私自利得令人发指；厚颜无耻的卑躬屈膝成为神职人员的首要信条；贵族总是克扣仆人的口粮；人们党同伐异却打着爱国的旗号；人民大众对任何义愤或迫切的盼望都无动于衷。他们各自干着自己的营生，只要有吃有喝，生活愉快，就不太在乎统治他们的是极权还是宪政。他们已经挣脱了清教徒的严格自律；不仅法庭对正派人士怒火冲天，舞台也嘲笑他们，而且人民大众更是无拘无束地放荡。”
政府高层往往极其无耻地撒谎，乐于收受贿赂。法官自私、腐败、无知成了定律。英国国教本应是对抗邪恶的堡垒，却再没能从1662年《统一令》造成的自杀性失血中缓过气来，虚弱不堪，缩手缩脚，唯命是从。主教和教士跟改教家很不一样了，他们不愿意指出任何大人物的过错，也不愿驳斥国王随心所欲的教权，少有例外。当局小肚鸡肠地对不从国教者毫不宽容，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他们面临罚款、坐牢和迫害，几乎无力为改变时代做些什么，只能勉强从水底下探出头来换口气。
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我们决不要忘了，过去一百多年里，英格兰不断遭遇不知疲倦的耶稣会会士的阴谋。自从伊丽莎白登基以来，这些恶毒的罗马教代理人就走遍了陆地海洋，要摧毁宗教改革的事工，把我们的国家带回罗马教会的奴役之下。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伪装自己，宣称得到教皇的允许和差派，为了实现目的，这些耶稣会会士在整个斯图亚特王朝期间都没有消停。他们不断挑拨国教信众敌对不从国教者，加尔文主义者敌对阿民念主义者，挑起派系争端，以削弱更正教事业。17世纪，国教人士同不从国教者之间的苦毒纷争，令人世蒙羞的宗教争端，有多少要归功于耶稣会会士，我相信只有到末日才能揭晓。只有读了《帕奇尼回忆》或迪恩·古德《罗马的诡计》的人，才会了解他们干的坏事。简言之，如果近代历史中有哪个时期信奉罗马教的国王可以推广罗马教，毫无阻拦地大行残暴不公之事，那就是詹姆士二世统治的日子。要不是他滚蛋得太快，那么这样的王，做这样的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还真没法说。神以他无比的良善向英格兰施慈爱，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毒计。但詹姆士二世在他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1)，他逾越界限审判七位主教的特别方式，他丢了王位，对于这些，任何英格兰人，只要是真正的更正教信徒并热爱自己的国家，都不应该忘记。
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有五件重要的事件应当特别留意。从詹姆士登基到退位，这五件事依次发生，都有同样的目的，即颠覆更正教，在废墟上重建罗马教。
詹姆士二世在位时期第一页耻辱的历史是他野蛮凶残地对待不从国教者。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说：“他对清教徒的仇恨来自多个方面，包括神学和政治、家族与个人这几方面。他视清教徒为天敌，是教会和国家所有合法权威的敌人。”真相是，多年来最坚决、热心的更正教拥护者都是不从国教者，而在劳德大主教的危害性政策影响下，国教教众变得不冷不热，不从国教者却同罗马教不共戴天，天生愚钝的詹姆士知道了这些就感到受够了。一掌权，他就尝试彻底镇压不从国教者。如果他的前任使用杖来惩罚他们，那他就是用蝎子来惩罚他们。如果他没法让他们皈依，就会借着起诉、罚款和牢房来让他们闭嘴，并且，他像法老一样，用严厉的手段“让他们觉得命苦”。无疑，他的主张是如果能堵住不从国教者的嘴，不久就能除掉国教。他狡猾地先从弱小的一方身上开始。他一厢情愿地盘算着怎么都不会失手。
这段日子里，不幸的不从国教者怎样被传唤、罚款、禁言、逐出家门，甚至没有立足之地，要说起来可以没完没了。有两幅画面足以展现他们受到的是怎样的苦待。一幅是在英格兰，一幅是在苏格兰(2)，都是在国王继位三个月之内批准的事。
英格兰的这幅画面就是审判名垂青史的巴克斯特。巴克斯特是《圣徒的安息》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直到今日仍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685年5月，詹姆士可憎的鹰犬、大法官杰弗雷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审判巴克斯特，罪名是出版煽动性的书籍《新约释义》影射攻击主教。再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荒唐、更缺乏根据的指控了。这本书流传了下来，任何人都可以看看是否支持检方的指控。审判一开始，裁决如何就很清楚了。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的举动就好像他是检察官，而非法官。他屈尊俯就，竟然同辩方争吵，用的是谩骂的语言，似乎是在伦敦的鱼市场骂街，而不是在法庭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威逼辩方律师，不准他发言，甚至用猛烈抨击被告的话来打断他。有一次，大法官宣称：“这是个老流氓，用他在基德敏斯特的教义毒害世界。他鼓励所有大姑娘小媳妇用缝衣针和顶针来同蒙福的国王打仗。这是个搞分裂的老恶棍！虚伪的罪犯！”不久，他又骂巴克斯特，“老笨蛋，不知感恩的恶棍，自负顽固的疯狗。”“吊死他！”他说，“这个老家伙羞辱我们教会的制度和原则已经够多了，一百年都擦不掉。但我要为此教训教训他，因为他该受鞭打，在城里示众。”一会儿后，当巴克斯特开始为自己辩护时，说了两句话，杰弗雷斯就打断他，喊道：“理查德，理查德，你以为我会任你毒害法庭？理查德，你这个老家伙，老坏蛋。你写的书可以装满一辆马车，就像鸡蛋里满了肉，每本都充满了煽动性甚至可以说叛国的言论。要是四十年前就鞭打你，让你停笔，那该多好啊。”毋庸多言，在这样的法庭上巴克斯特立即被判有罪。法庭判处他罚金五百马克，显然他无力支付。在付清罚金之前，他不能出狱，而且还要签字保证七年里行为良好。结果，《圣徒的安息》一书的圣洁作者，这位可怜的年老病弱、无儿无女的鳏夫，竟然在南华克监狱待了两年！
不从国教者在詹姆士二世统治之下的遭遇，苏格兰的那幅画面甚至比英格兰的更黑暗。我将大体基于沃卓和麦考利的记载来讲述此事。就在巴克斯特受审当月，两位妇人因信仰的缘故在魏格顿郡丧命于詹姆士二世的走狗之手，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寡妇，名叫玛格丽特·麦克拉齐兰，另一个是十八岁的少女，名叫玛格丽特·威尔森。她们都是敬虔的妇人，并无任何罪行，只是不从国教。如果她们发誓弃绝盟约者的造反行径，参加主教制的敬拜，就能活命。但她们拒绝了，被判溺水刑。她们被押到索尔维海岸的一处地方，潮水每天两次淹没那里。刽子手把柱子固定在沙土中，标上高低水位标记，又把她们绑在上面。老妇绑在离水近的一边，当局希望她最后的痛苦挣扎能震慑年轻的姑娘，让她屈服。场面骇人，但年轻姑娘并未丧失勇气。她看到难友被淹没，海水离自己越来越近，却丝毫没有惊恐的表现。她祷告，并歌唱《诗篇》，直到海浪让她哽咽。当她尝到死亡的痛苦之时，刽子手解开她，把她救活，这真是残忍的慈悲。她醒过来后，满心怜悯的朋友和邻舍劝她顺服。“亲爱的玛格丽特，”他们说，“你只要说，神佑国王。”可怜的女孩坚持自己的信仰，喘着气说：“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愿神拯救他。”朋友们围着监刑官，喊道：“她说了，她实际上已经说了啊，大人。”“她会发誓弃绝吗？”他坚持。“决不，”她说，“我属于基督，让我上路吧。”他们再次把她绑到柱子上，索尔维的海水最终吞没了她。她的墓志铭直到今天仍立在魏格顿教堂的院子里。
这就是詹姆士登基之初对待更正教不从国教者的方式。对这两件事我没必要说什么，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判断。而这两件事并非特例。克雷弗豪斯谋杀普里斯特希尔的约翰·布朗一案，与玛格丽特·威尔森事件一样令人悲哀。这就难怪苏格兰人民心里根深蒂固地扎下了对主教制的厌恶，直到今日！他们永远忘不了类似玛格丽特·威尔森的这些事件。甚至在英格兰，我也希望这卑鄙的迫害能像巴克斯特那件案子一样，遭到来自国教信众的反对。但看呐！詹姆士一时之间顺风顺水，恣意逼迫，没人反对他。
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第二页黑暗的历史是，1685年秋，对跟蒙茅斯公爵造反有牵连的英格兰郡县，他的惩罚残忍得令人发指。对于这场不幸的反叛，明智的人当然都会持同样的看法。无法否认，这次短暂的叛乱——终结于赛吉莫之战——属于极为愚蠢的犯罪行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叛乱不幸的带头者蒙茅斯公爵付出了上断头台的代价。但是，对所有同情蒙茅斯公爵的人，以及拿起武器支持他的人，詹姆士的报复凶残嗜血，在英国历史上无人可比，否认这一点也是徒劳的。
叛军兵败溃散后，军事怪物柯克上校的做法比印度叛乱中我们听说过的任何事都要过分。据说，赛吉莫之战后，他在汤顿一周就绞死了至少一百名所谓的叛贼，许多人甚至连审判的过场都没有走。不少悲惨的遇难者被分尸，头和肢体送往临近的村庄，用链子吊起来示众。“被分尸的死人太多了，”麦考利说，“绞架下的刽子手的脚踝都浸在鲜血里。”
但即便是柯克上校魔鬼般的残忍行径，比起赛吉莫之战两个月后，杰弗雷斯在汉普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设立巡回法庭时可憎的判决，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在多塞特郡绞死了大约七十人，在萨默塞特郡不下二百三十三人。被终身流放的总人数达八百四十一人。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学问的乡下人，其中许多人品性无可指摘，因为认为更正教处于危急关头才拿起武器。他们仅仅是因为追随政治冒险家蒙茅斯公爵短短几星期，就被剥夺了生命。长久以来，巡回法庭被称为血腥法庭。麦考利说：“在萨默塞特郡，每个大村庄，只要有人给蒙茅斯当兵，那里的草地上就会有栓尸体的铁索在风中咔哒作声，或者人头、碎肢被挑在杆上，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令过路的人恐惧不已。在许多教区，农民聚集到教会时，甚至都会看到哪个邻居的脑袋挂在门廊上，脸色惨白。”在汉普郡，杰弗雷斯判处一位可敬的七十岁老妇利斯尔夫人死刑，只因她暂时收留了一个叛乱者。只是因为温彻斯特教士激愤地抗议，才令她未遭活活烧死的刑罚。攻克赛吉莫的费弗夏姆大人，还有国王的妻舅克拉伦登大人为她求情，但毫无效果。杰弗雷斯获准照自己的意思办，在温彻斯特的集市上砍了她的脑袋。
所有这些可憎的残酷行径，詹姆士二世难辞其咎。流人血的卑鄙之徒只不过是他的工具，只要他一句话，屠杀就会停止。历史学家哈拉姆特意说，国王是这一切血腥杀戮的始作俑者，杰弗雷斯后来宣称“他的血腥还没达到主人要求的程度”。但国王可憎的野蛮行径真正的秘密是，他决心用恐怖统治来摧毁更正教，让人再也不敢赞同这种信仰。归根结底，必须说出真相。詹姆士所在的教会多年来习惯于“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而詹姆士又是该教会里的顽固分子。他只不过是追随了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脚步，查理九世在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的脚步，萨伏伊公爵在皮德蒙特的脚步——只是后来克伦威尔的干预令他不得不停止(3)，以及可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脚步。有一点可以肯定：罗马教徒詹姆士镇压蒙茅斯公爵造反之残酷血腥，超过了任何一场小型叛乱所遭遇的镇压。血腥是极大的污点。有朝一日，他会看到自己付出的代价，柯克和杰弗雷斯在他批准之下所杀之人的鲜血已经向天哀告，神不会忘记。奥兰治亲王在托贝登陆后，西部各郡都群起响应，背叛詹姆士。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第三页黑暗历史是他竟敢对讲道加以限制，阻止所有反对罗马教的传讲。
教会历史的每一时期，讲道都是神用来坚固真理、防止谬误的首要方式。宗教改革在英格兰见效，一种主要的方法就是讲道。罗马教会对此心知肚明，无论在何处，只要他们敢，就总会努力高举仪式，贬低讲台。拉蒂默的话精妙绝伦：“无论何时，只要魔鬼进了教会，就会盘算着要高喊：多点蜡烛，少讲道。”对罗马教事业最大的阻碍除了公开自由地获得《圣经》之外，就是自由的讲台和公开阐释神的道。我们一刻也不用怀疑，詹姆士二世跟所有顽固不化的教皇拥趸一样，对此十分清楚。因此，对于他1686年着手攻击英格兰讲台之举，我们无须惊讶。如果他能让讲台这一大能的途径静默不言，就有希望铺平罗马教前进的道路。麦考利说：
“他命令国教教士在讲道中不得涉及争议教义。因此，当王室教堂每个主日和节日传讲为罗马天主教辩解的证道时，国教，这个国家有大群信众的教会，却不能为自己的原则进行解释和辩护。”
圣殿教堂主管牧师威廉·谢洛克是第一个感受到国王怒火的人。他的津贴停发，并遭严厉申斥。诺维奇主任牧师、圣盖尔教区长约翰·夏普更令国王恼火。他应一位教区居民的请求，生动地驳斥了罗马教会的自命不凡。于是，当局立刻命令伦敦主教康普顿让他立即停职。主教拒绝了，于是他自己被停职，不得承担任何属灵的职分，他的主教区被交给两位趋炎附势的高级教士斯普莱特和克鲁。康普顿讨厌罗马教早就声名在外了。当詹姆士登上王位，他就勇敢地在上院宣布：“宪法危险了。”詹姆士当然渴望镇压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条霸道的政策竟峰回路转，发挥了好作用。自从登基以来，第一次有人找詹姆士算账了。对谢洛克、夏普和康普顿主教的打击激起了全体英格兰教士的愤慨，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讲道驳斥罗马教的谬误，以此为荣。伦敦的教士作出了榜样，并为全国教士勇敢地群起效法。各地都无视国王禁止传讲争议话题的命令。从怀特岛到特韦德河畔伯立克，从兰兹角到北佛兰，违反这条禁令的神职人员每周日都成千上万，因此不可能惩罚他们。此外，会众的情绪完全迸发出来了。伦敦有人的祖父听过拉蒂默的讲道，见过约翰·罗杰斯在史密斯菲尔德烈火焚身。还有人的父母目睹了劳德因为试图让教会罗马化、迫害更正教教士而被砍头。詹姆士的举动激起这类人的厌恶。要是教士不讲道揭露罗马教，他们就会认为教士不忠、犯罪。
除此之外，伦敦、牛津和剑桥的印刷厂也齐心协力地印制反对罗马教的作品，凡能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罗马教会每一谬误的丰富信息。提罗岑、斯蒂令弗利特、谢洛克、帕特里克、滕尼森、维克、福勒、克拉格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写了无数各种各样揭露罗马教的专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都保留到了今天，许多都收录在了名为《吉布森收藏》的三卷大部头里，而麦考利估计大英博物馆里有多达两万页的这类作品。
这件事突出地证明了，神的大能可以让恶行产生好的效果。这位可怜的罗马教君主以为能让最强的敌人闭嘴，结果却成了毁灭自己的第一步。至此，他似乎已经黔驴技穷。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从他用手摸约柜，干涉神的道，压制传道人之时起，他再未得势，后来迈出的每一步都江河日下。他就像哈曼一样，竟敢攻击神特选的仆人，也就像哈曼一样，一蹶不振。
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第四页黑暗的历史是1687年专横地干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权利。
这两所英格兰泰山北斗级别的大学一直影响力惊人，我相信它们也会如此继续下去。这两所大学的影响力在17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并非夸大之词，因为除了它们以外，再也没有大学和学院了。那时，伦敦国王学院、杜伦的大学学院、圣艾丹学院、海布里学院、圣比斯学院和卡德斯顿学院都不存在，只有牛津和剑桥。当时，这两所大学是这个国家一切学问的来源地，所有最有才干的神职人员和律师、诗人和演说家都毕业于这两所大学。即使是清教徒中，也极少有哪个有才之士没有在这两所大学就读、任职过。简言之，这两所大学是英格兰知识分子的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让这个国家感受到。
对此，我们无须怀疑，即使詹姆士二世那颗榆木脑袋也无疑很清楚。他发现，如果不能控制这两所大学，就根本没有机会在英格兰推行罗马教，因此，他决定先向大学下手。牛津和剑桥一直以来对斯图亚特王室可耻的忠心众所周知，这也可能让詹姆士更加乐观。在不幸的共和国战争时期，这两所大学都因为与国王一派过从甚密而大受损害。许多学院的院长都被免职，换上了克伦威尔一派的清教徒。欧文掌管了基督教堂学院，而古德文掌管了莫德林学院。许多学院的钱柜空空如也，相比旧日的状况十分可悲，因为银子都拿去熔化，援助查理一世购买武器弹药了。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两所大学对王权马首是瞻，坚持君权神授，经常以谄媚之辞讨好国王。我想，詹姆士自以为是，以为他们会事事都就范，天真地梦想几年后他们会完全听从教皇的指令，英格兰年轻人的教育会把握在罗马教会手里。这一前景令他陶醉。但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考虑到这两所大学本身。他对牛津和剑桥的精神一无所知。
詹姆士的行动开始了，先攻击剑桥大学。大学的规定很清楚，不管什么人，若不宣誓，就无法取得任何学位，宣誓的誓言一份叫“无上权力的誓言”，另一份叫“顺从的誓言”。尽管如此，1687年2月，国王还是写信给剑桥，要求授予本笃会修士阿尔班·弗朗西斯文硕士学位。王命和学校制度间的矛盾将大学的官员们置于非常复杂之境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即在国王提名的人选宣誓之前，坚决不同意授予学位。结果，剑桥副校长以及大学理事会任命的代表们被杰弗雷斯执掌的新高级专员会议法庭传唤。庭审的日子到了，副校长佩切尔博士——此人没什么特别的能力——在包括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在内的八位名人的伴随下出现在了实力强大的特别法庭。案子一目了然。他们要求法庭让他们证明自己并未违反法律和惯例，而仅仅是执行了院规最直白的要求。但杰弗雷斯什么都听不进去。他下流无礼地对待这些人，仿佛他们是在老贝利街(4)受审的重犯，没有进行听证就把他们轰出了法庭。稍后，法庭又召他们进去，告知他们，高级专员会议决定免去佩切尔副校长职位，并停发他作为一所学院院长的所有薪金。“至于你们，”杰弗雷斯以令人作呕的轻浮态度对艾萨克·牛顿和七位同伴说，“我送你们回家，给你们一节经文：‘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对付完剑桥，詹姆士又开始对付牛津。必须承认，他在这里采取行动时优势很大。罗马教在这里已经有了积淀，在大学心脏地带也有盟友。经国王提名，议会通过，罗马天主教徒马西已经当上了基督教堂学院学监。大学学院在院长俄巴底亚·沃克尔归向罗马教的政策折磨下，已经比罗马教神学院好不到哪里去了。这两所学院每天都望弥撒。但这种状况在整个牛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懑。本科生对沃克尔的聚会报以嘘声，并在他的窗子外唱讽刺性的民谣，却未遭到学监干涉。其中一首歌的歌词保留了下来，你们可能在这所古老学院附近的大街上听过，歌词是：
老头俄巴底亚，
唱万福马利亚。
简言之，任何细心的人都会预见到，牛津对国王的感情将会大大改变，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焰。
正当此危急时刻，莫德林学院院长去世，根据院规，研究员要从本院或新学院的研究员中推选继任者。国王愚蠢鲁莽得令人吃惊，竟要研究员们选举罗马教徒安东尼·法莫尔。此人是酒鬼，因道德败坏而声名狼藉，而且毫无管理一所学院的经验，根据韦恩弗利特规章，此人完全没有任职资格，因为他既非新学院研究员，也非莫德林学院研究员。绝大多数研究员——他们应得极大的赞誉——拒绝选举国王提名的人选，即使国王不悦也坚决反对，故意选举约翰·霍夫为院长，这是一位有杰出美德、为人谨慎的研究员。国王立即无比粗暴、不公地对待他们，侮辱他们。他坚持要他们接受他的另一位人选，命令他们选举朝廷的一个刻薄小人牛津主教帕克。研究员们拒不让步，说他们已经合法地选出了霍夫，决不会让其他人担任院长。他们遭受了威胁和侮辱，一开始是国王自己亲自出马，后来是从伦敦选派特别专员委员会来对付他们，但这是徒劳的。他们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专员委员会最后宣布霍夫是滋事者，解除了他的职位，并要研究员们无须再服从他的领导，只需协助让牛津主教任职即可。于是，勇敢的霍夫公开向专员委员会慷慨陈词：“诸位大人，你们今天剥夺了我的职任。我在此抗议你们所有的行动都不合法、不公正、没有法律效力，我要上诉于我们无上之王，由他的法庭主持公道。”尽管霍夫被迫去职，但整所大学乃至几乎每个与莫德林学院有联系的人都支持他。四十名研究员中只有两名出席了他继任者（帕克）的任职典礼。学院的门房罗伯特·加登纳丢掉了他的钥匙。司膳官拒绝从食品配给名册上擦去霍夫的名字。牛津全城找不到一个铁匠愿意给院长宅邸开锁，专员委员会被迫让自己的人用铁棍破门而入。
但事情并未了结。霍夫被解职，由帕克接任那天，专员们邀请1687年的副校长一起用餐。当年的副校长是瓦德汉学院院长吉尔伯特·艾龙赛德，后来曾任赫里福德主教。他拒绝了，说：“我的品位跟柯克上校不一样。在绞刑架下，我可没有胃口吃饭。”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们拒绝向新院长脱帽致敬。德米奖学金获得者们拒绝操练课业，出席讲座，说合法的管理者被驱逐，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僭越的权柄。国王一方试图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以此来贿赂他们，但无济于事。本科生一个个拒绝，要是有人接受，就会被其余人赶出校舍。研究员被驱逐，紧接着德米奖学金获得者成批被开除。此后几个星期，帕克就死了，有人说是因为丢尽面子，伤心而死。他葬在莫德林学院教堂门厅，但没有墓碑标示出墓穴所在。国王的全盘计划奏效了。该学院成了一所罗马教神学院，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博纳文图拉·吉法德成了院长。同一天内，十二名罗马教徒出任研究员。学院教堂里举行罗马天主教崇拜，整项暴力和掠夺的工作完成了。
这就是詹姆士二世对付牛津和剑桥的方式。完全不公，同样也完全失策。国王对罗马教狂热无比，野心大得过了头，难免失败。他让这片土地上两所最有势力的学府对他离心离德，让英格兰成千上万最有才干的人都深深地感到他错了。十八个月后，当他的结局来临之际，这两所遭到他粗暴驾驭的学府，两所伟大的英国大学牛津和剑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乐意抛弃他。
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第五页黑暗的历史是他轻率地试图把英格兰各郡的贵胄踩在脚下，代之以唯命是从的人，让这些人帮助自己实现目的。
为了理解糊涂国王的这一举动，必须要知道他想建立新的下院，对自己唯命是从，不反对他复辟罗马教的计划。他很清楚，自从西蒙·德孟福尔(5)执政以来，每个有学识的英格兰人都认为选举出的议会重要无比。他没有完全忘记长期议会在他父亲的时代实施的铁腕统治。他正确地判明，没有下院的批准，就无法成功地颠覆更正教，因此试图获得下院的支持。
麦考利说：“下定决心要构建一个议会后，詹姆士干劲十足、有条不紊地着手了。（1687年底）《公报》上刊登了一项声明，宣布国王决定修改太平绅士和官吏任职条件，只有支持他政策的人才能担任公职。”同时，又为了所谓的“规范”所有在议会中有代表的市镇政府，而在白厅设立了一个七人私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耶稣会会士彼得神父。麦考利接着说：
“詹姆士依靠的人主要是他的王室代表。每个王室代表都拿着他的亲笔书函直接去到本郡，召集所有警官和太平绅士，质询他们一系列问题，为的是了解他们在大选中会怎样投票。代表要记录他们的答复交给政府，并拟出一份适合担任治安官和民兵的罗马教徒和更正教不从国教者名单。代表也要审查本郡所有市镇的状况，提交报告供伦敦的监管委员会参考。国王还暗示，每个王室代表都必须亲自完成任务，不能委任其他任何人。”
这些违宪的鲁莽命令最初的效果可以让任何有常识的国王了解形势。事实证明，在兰尼米德聚头的贵族们的精神并未消失。甚至就在那之前不久，诺福克公爵在詹姆士礼拜的罗马教教堂门口站住，詹姆士告诫他道：“大人的父亲还会走得更远一点的。”他大胆地答道：“陛下的父亲不会走那么远。”那时很清楚，除了诺福克公爵外，还有很多贵族骨子里就是更正教信徒。英格兰半数的王室代表断然拒绝做国王的肮脏勾当，拒绝屈从加诸他们身上的可憎任务。他们立即被解职，而更趋炎附势、昧着良心的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接替了他们。
即使现在，在那难忘的时节拒绝国王旨意的那些高尚的贵胄仍尤为引人注目，应当纪念。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名字接连出现在麦考利的记载中，国王的愚行令人快喘不过气来。埃塞克斯郡有牛津伯爵；斯塔福德郡有什鲁斯伯里伯爵；苏塞克斯郡有多赛特伯爵；约克郡有东区的萨默赛特公爵和北区的法尔康伯格勋爵；什罗普郡有纽珀特勋爵；兰开夏郡有德比伯爵；威尔特郡有彭布罗克伯爵；莱斯特郡有拉特兰伯爵；白金汉郡有布里吉沃特尔伯爵；坎伯兰郡有散特伯爵；沃里克郡有北安普顿伯爵；牛津郡有阿冰顿伯爵；德比郡有斯卡斯代尔伯爵；汉普郡有庚斯博罗伯爵——这些人都被国王草率地推到了对立面。为了什么？很简单，路人皆知，因为他们宁可失去国王的宠幸也不愿违背良心，要原则不要地位，要更正教不要罗马教。牛津伯爵在埃塞克斯郡被停职，当国王命令他解释为何抗旨时，他勇敢的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陛下，如果是为了抵抗敌人，我会站在您这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这是关乎良心的事，我无法服从。”
很难设想出比詹姆士的行动更加卑鄙的忘恩负义之举了。被他撤职的大部分贵胄都代表着内战时期为他父亲作出巨大牺牲的望族。其中有些人，比如德比伯爵，祖父和父亲一辈都有很多人为了查理国王献出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家里伊丽莎白时代建造的壁炉上方都挂着刀剑和盔甲，上面还留着同议会军在边山、马斯顿荒原和纳西比激战的痕迹。不少人还可以指给人看，在保王党同圆颅党大战的日子，被摧毁的城堡、房屋，被伐光木材的旷地，空空如也的橱柜，不幸地耗尽的财产。然而现在，他们天真地称之为牺牲者查理之子的这人，却翻脸不认人，不顾他们的感受，要他们屈服，昧着良心做事。无须惊讶，他们当然满心怨恨国王的行为！詹姆士一个猛冲就摧毁了半数英格兰各地领袖人物的感情，化友为敌了。
其实，国王的忘恩负义与他的愚妄、失策并驾齐驱。他用于构建唯命是从的议会的新机构开始运作不久，彻底的失败就到来了。国家的各个角落都传来了失败的消息。新的王室代表什么都做不了。治安官和候选议员回避质询，拒绝起誓遵从圣旨。说理也好，允诺也好，威胁也好，都同样落空。人们深深地怀疑，詹姆士想颠覆更正教，复辟罗马教，他们不能容他得逞。诺福克公爵从诺福克郡传来消息，该郡七十名头面人物中，只有六名有可能支持朝廷。在赫特福德郡，乡绅们告诉罗彻斯特勋爵，如果议会要投票撤销对更正教信仰的保护，那么他们不会派人去议会。白金汉郡、什罗普郡和威尔特郡的上层人士也说了同样的话。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治安官和驻军首领告诉贝思勋爵，他们愿意为了国王献上财产、生命，绝无异议，但更正教信仰比这两者都要宝贵。贝思勋爵对国王说：“如果陛下将他们解职，继任者也会给您同样的回答。”在兰开夏郡，一个相当罗马教化的郡，新任王室代表报告说，三分之一的治安官反对朝廷。在汉普郡，全体治安官，除了五、六个人外，都表明，如果当地的王权代表还是罗马教徒伯立克公爵，他们就不会参与任何民事或军事政务。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詹姆士攻击地方贵胄的独立自主权，就跟他攻击讲台、攻击大学一样，完全是失败之举，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举在英格兰各地播下了不满的种子，让成千上万的头面人物疏远了他，本来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跟随他到底的。结果，一年后奥兰治亲王威廉在托贝登陆时，英格兰有一半的郡支持他。神的护理之工借着詹姆士人尽皆知的轻率盲目，铺平了这人毁灭的道路。“大乡绅都背叛他。”贵族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弃他，最后他众叛亲离，无依无靠，成了光杆司令。
现在我要开始讲述詹姆士国王的耻辱统治结束的场面，起诉、审判七位主教的故事。这件事极为重要，后果影响深远，所以我会更多地触及细节。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日有些人试图曲解这次审判，错误地解读主教们的动机，混淆真相。今日，有人不择手段地混淆视听，歪曲历史，为罗马教会涂脂抹粉。但我决心找到关于这个时代的每一权威资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我都可以接受。我也试图给读者展现“事情原原本本的样子”。
审判七位主教始于1688年4月27日詹姆士二世的一项公告，称为《宽容宣言》。不同于1687年4月的宣言，这份宣言附有一份“枢密院令”，要求全国所有教堂全体国教牧师连续两个主日在聚会时宣读宣言。伦敦的宣读时间是5月20、27日，英格兰其他地区是6月3、10日。詹姆士命令主教在各自的主教区分发该宣言。该宣言的实质非常简单，即中止所有对不从国教者的处罚。同时，也允许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不从国教者公开聚会敬拜。宣言称，干扰任何集会都是在阻碍国王的意图，令他不悦。宣言废除了议会所有关于民政和军事公职任职资格的宗教要求。对生活在本世纪的我们而言，这份宣言看起来很合理，没有害处。但对17世纪的英格兰，却有完全不同的一面！人们知道这份宣言是出自谁手，知道其背后的意图。在似是而非地借口宽容和自由的背后，该宣言是想提倡罗马教，让罗马教会可以自由活动，以便实现重新篡夺英格兰的阴谋。
我们一眼可以看出这份著名的宣言让主教和教士们处在了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怎么办呢？用怎样的方式尽责呢？他们完全处在了两难境地。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国王，看起来就是心胸狭窄、气量小、冷酷对待不从国教者，同样也是对君主不忠、不尊敬、不顺服。如果他们屈从国王，宣读了宣言，就是在支持罗马教传播。詹姆士要求他们宣读的正好就是对耶稣会会士和整个罗马教会的纵容，分毫不差。简言之，他们发现自己夹在了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6)，不管怎样都要冒犯其中一方。拒绝宣言，他们一定会触怒国王，也许还会激怒不从国教者。同意宣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帮助教皇。也许，英格兰的主教和教士从来没有置身于这样困难复杂的位置！
在这紧要关头，不从国教者站出来解开了难题，帮助主教们作出了正确决定，在此要向他们致以永恒的敬意。善良的老清教徒们的精明继承人一眼看穿了詹姆士的诡计，看到在似是而非的自由之下，詹姆士要的是一个让英格兰变天的杠杆支点，要借以摧毁宗教改革的事业。如同皮拉斯给高尚的罗马大使看一袋黄金，又给他看一头大象，先是利诱，后是威胁一样，不从国教者们也被利诱威胁，但都不为所动。如果要付出国家的更正教事业作为代价，那么他们宁可不要王室的宽容。巴克斯特、贝茨和豪，还有伦敦的大批不从国教者，都恳求教士站稳立场，对国王寸步不让。年轻的笛福对不从国教的弟兄们说：“我宁可让英国国教罚款、没收财产以致赤身露体，也不愿让罗马教徒对国教和不从国教者都展开攻击，用火和柴扒掉我们的皮。”
当时著名的不从国教者奥利弗·黑伍德在他对那个时代的记述中直接说：“尽管允诺给不从国教者自由，但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爱我们，而是别有用心。听说国王讲过，此时他不得不给他心里憎恶的人自由。”
面对不从国教者的举动，伦敦的教士立即开会，提罗岑、谢洛克、帕特里克和斯蒂令弗利特都参加了讨论，会议决定不遵从“枢密院令”。对这一结果贡献最大的是跛子门的圣盖尔教区牧师、知名的宽派教会人士福勒博士。当会议出现僵局，投票结果恐怕难以预料之时，他站起来说：“我必须清楚表态。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再争论也不会有进展，只能让人发火。是黑是白，每个人都表明态度吧。但我不能拘泥于多数人的决定。对不起，我要制造分裂。这份声明我不能宣读。”这番大胆的讲话扭转了局面。会议起草了一份决意，表明所有在场的人都誓言不宣读这份声明，最终伦敦有八十五名牧会的教士在决议上签了字。
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表示，他不反对这一紧急措施。他当然是个谨慎、安静，甚至某种程度上胆小的人，最不好战，最不愿意同君权冲突。然而连他也勇敢地站了出来，作出回应。当枢密院的命令一到，他就召集在伦敦的一些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来到兰柏宫，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决定抵制国王，拒绝宣读宣言。于是，大主教写信给所有信得过的英格兰主教，让他们立即到伦敦，参与正式的抗议和请愿。但时间太短。当时没有铁路，赶路很慢。博内特说，有十八名主教同意桑克罗夫特的意见。但尽最大努力，也只有六名主教能赶到伦敦支持他。这六位，还有领头的大主教，5月18日聚集到了兰柏宫，仅仅比那个性命攸关的主日早两天，到了主日，国王的宣言就要在伦敦宣读了。夜幕降临前，他们通过了一份请愿书或者说抗议书，所有人都署了名。
除了桑克罗夫特外，应该列出六位签署这份重要文件的主教姓名，以纪念他们。他们是：圣阿萨富主教劳埃德，伊利主教特纳，奇彻斯特主教雷克，巴斯和韦尔斯主教肯，彼得伯勒主教怀特，以及布里斯托主教约拿单·特里劳尼爵士。很奇妙，除了《早晚圣歌集》作者肯之外，这七个签署请愿书的人不管在哪方面，都没一个称得上非凡之士。除了肯之外，没一个在神学上留下什么印记，也不是名垂青史的作家或传道人。这七个人没有一个能与帕克、惠特吉夫特、格林多尔、杰威尔、安德烈斯或何尔比肩。他们可能是体面、可敬、低调、老派的高派教会人士，仅此而已。但神喜悦用软弱的器皿彰显他的荣耀。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他们一致洞悉了更正教面临的威胁，决定誓死捍卫更正教。记住，他们并不是嫉妒不从国教者，而是厌恶罗马教，所以才一起迈出这一步。他们十分光荣。他们无可置疑地证明，真正的、忠心的、诚实的老派高派教会人士也跟国教里其他派别一样讨厌罗马教。
在此关头，七位主教起草、签署的这份著名的请愿书是一份奇妙的文件，又短又平淡、小心翼翼，甚至写得还有些笨拙。但是，这些可敬的起草者无疑时间紧急，没有时间润色语言。此外，他们采取了最佳的意见，小心地避免说得过多，无谓地触怒国王。麦考利说：
实质上，也不可能比这份文件更巧妙了。他们恭敬地否认自己不是不忠于国王、心胸狭窄，向国王保证，教会仍然跟以往一样，忠于君王。他们也向他保证，主教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作为上议院议员和制宪会议的成员，表明他们并非不关切不从国教者的良心不安。之前和现在的议会也已经宣布，君权实质上没有资格颁布关于教会的法令。因此，宣言并不合法。出于谨慎、荣誉和良心，请愿者们不能在神的殿中，在聚会的时候，参与发布一份不合法的宣言。
尽管这份请愿书看起来似乎不得要领、毫无锋芒，但我们绝不要错解其潜在的含义，及主教们拒绝服从国王真正的目的。必须公正地看待他们。他们完全确信，宣言意在帮助罗马教，决心站稳立场，抵制国王。他们并不是厌恶不从国教者，也不想继续压制他们。但他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更正教事业面临危险，当下必须冒一切风险来捍卫，否则将再无机会。每位稍有学识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这一点，采取其他观点是徒劳的，除非我们要重写历史。在这个问题上，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有海量证据表明七主教断然反对国王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决心保卫宗教改革的原则，反对任何向罗马教倒退的做法。一句话，让他们大胆竖起旗帜的原因是更正教反对罗马教的古老而正义的事业。1688年，每个人，不管是国教教友还是不从国教者，都明白这一点，现在谁要否认的话就是可耻至极。谁要否认，只能说他既无知又不诚实。
5月18日，星期五夜晚，这份请愿书才完成并签署，5月20日，主日上午，伦敦所有教堂都要宣读王室宣言了。因此，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六位主教拿起请愿书，前往白厅宫（桑克罗夫特已经被禁止入宫），晚上10点，与詹姆士二世面谈了。国王拿过请愿书，读了后，既生气又诧异。他表现出自己非常愤怒，又极为惊讶。他从没想到英格兰主教会反对他的旨意。“我没想到会这样，”他说，“这是标准的反叛。”特里劳尼跪下说：“特里劳尼家的人不会反叛。请您记住，我的家族曾为国王奋战。”特纳说：“我们反叛！我们准备着死在陛下脚前。”肯说：“我希望您给予我们良心的自由，这是您承认全人类都拥有的。”这些话都归于徒然，毫无作用。国王暴怒，叫道：“你们这些鼓动骚乱的家伙，回到你们的主教区去，看着我的旨意定被执行。”“我们有两样职责要履行，”高贵的肯说，“对神和对陛下的职责。我们尊敬您，但我们敬畏神。”谈话结束，主教们离开国王，肯最后的话是：“神的旨意会成就的。”
5月19日，周六早晨日出前，主教们的请愿书印出来了，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谁做的，今日已经无从考证，但据说印制者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赚了一千磅。整个首都沸腾了，第二天，主日到来，教堂挤满了充满期待的人群，想知道教士会怎么做，会不会宣读国王的宣言。他们的怀疑不会持续太久。伦敦城和教区一百座教区教堂里，只有四座遵从了枢密院令，而在这四座教堂里，当宣言刚刚开始宣读，人群就齐刷刷起身离开，如同一人。威斯敏斯特学校的男孩们对西敏寺的景象记忆犹新。当主任牧师斯普莱特主教，一个卑鄙、卑躬屈膝的高级教士，开始宣读宣言时，人群交头接耳，一片哗然，完全掩盖了他的声音。他颤抖了，人们看到他手中的纸都在发抖。他还远远没有读完，整个大堂，除了诗班和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之外，就已经空无一人了。臭名昭著的教士提摩太·何尔在星期五街的圣马太教堂宣读宣言后，国王把当时空缺的牛津主教一职赏给了他。但他换取主教法冠的代价太大了。基督教堂学院没有一位法政牧师出席就职典礼，没有一名毕业生来找他按立。
两星期过去了，6月3日，英格兰其余地方勇敢地仿效了伦敦的教士。诺维奇、格洛斯特、索尔兹伯里、温彻斯特和埃克赛特的主教虽无法及时赶到伦敦参加兰柏宫的会议，却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字，自然也拒绝遵从宣读宣言之命。伍斯特主教拒绝分发宣言。切斯特主教区很大，包括整个兰开夏郡，却只有三名教士宣读宣言。在广袤的诺维奇主教区，更正教的坚固阵地，一千两百个教区中只有四个宣读了宣言。简言之，明显整个英格兰大地苏醒了，这是朝廷未曾料到的。尽管可以镇压主教和教士，却无法让他们屈服。国王是否会镇压还未知晓。6月8日晚，七主教遵命来到白厅觐见枢密院中的国王。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最佳的法律建议，小心翼翼地照此而行。他们镇定地拒绝承认任何有罪的指控，除非因国王的命令被迫如此。国王的人质问他们请愿书中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回答警惕而明智，国王的审查一无所获。他们坚定地站稳了立场，既不撤回请愿书，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对自己关于宣言的决定更是毫不退让。最后，国王的人告诉他们，会以诽谤罪在王座法庭起诉他们，但他们遵从律师的建议，拒绝为自由而交纳保释金，于是被正式打入伦敦塔。国王的人拟好授权，命令一条船带他们顺河而下去伦敦塔。
他们被打入伦敦塔，让整个伦敦城一片哗然，热血沸腾，也许伦敦历史从未有过这样的群情激奋。人们很早就知道主教们被带去枢密院，于是焦急的群众围着白厅，长久等待，要看结果如何。但当伦敦人看到兵丁押解七位上了年纪的高级教士走出宫殿，得知他们为了保卫英格兰的更正教而下狱（实质上就是这样），人们的激愤之情难以言表。当他们走下白厅的台阶时，数百人围着他们，为他们喝彩，表明要与他们同仇敌忾。许多人冲到泥浆里，水漫过了腰，祝福他们，也求他们祝福。河上有许多船载满了人，跟着他们去伦敦塔，一路大声宣泄着自己的感情。人们的感情甚至感染了守卫伦敦塔的兵丁，令他们热心地仰慕自己看守的囚犯。当伦敦塔守备、罗马教徒黑尔斯爵士想要阻止他们时，手下人告诉他没有用，因为他的人“都为主教们的健康举杯庆祝”。
七位高级教士在伦敦塔中关了一星期。此间，群众对他们的热情倾慕之心与日俱增。他们几乎被当作偶像了，好比拒绝讨好罗马教暴君的殉道者，就像玛丽时代的拉蒂默和里德利。英国国教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也水涨船高。在那一周中，主教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成群结队的人，其中还有许多贵族，每天都去伦敦塔向这些尊贵的囚犯致敬。还有十位领袖级的不从国教者牧师组成的代表团也去表达他们的同仇敌忾，并且，当国王派人去抓其中四人，申斥他们之时，他们勇敢地回答说，他们“认为忘记过去的争论，与捍卫更正教事业的人站在一边，是神圣的职责”。甚至苏格兰长老会也支持主教们，变得亲切起来，送信来表明与他们意气相投，鼓励他们。每天都有友好、支持的话从英格兰各地传来。康沃尔郡的人对身处险境的同乡特里劳尼的观念十分感动，作了一首民谣来讲述他的事，唱遍了整个郡。民谣的主要部分流传了下来(7)：
特里劳尼会死吗？特里劳尼会死吗？
两万康沃尔男孩都会知道原因。
甚至矿工都学会了这首歌，他们唱的版本稍有不同：
三万在地底下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原因。
任何比詹姆士更有常识的王都会因被囚的七主教如此大得人心而震惊，找个台阶停止进一步行动。但是很不幸，詹姆士没有那种智慧，不会退让，像耶户那样“赶得甚猛”，结果自取灭亡。他执意要起诉。6月15日，当局把七主教从伦敦塔带到王座法庭，要他们就针对他们的指控作出解释。当然，他们都称自己“无罪”。审判定于6月29日进行，同时，他们交纳保释金就能自由。他们没有请求保释，国王也无所谓。二十一位最高级别的贵族准备给他们担保，每三人担保一名被告，并且城里一位最富有的不从国教者请求得到恩准，让他能够荣幸地充当肯主教的保释人。
离开法庭，返回住处的时候，主教们受到的欢迎几乎跟他们进伦敦塔时一样盛大。许多教堂敲钟庆贺，许多对法律程序一无所知的下层百姓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正义的事业奏响了凯歌。但是，那么大一群人——不管有没有学问——在宫廷广场上聚集，令他们几乎无法从朋友和倾慕者们中间穿过。而且，人们绝非不知道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众人普遍都怀着同一种感情，即对罗马教的憎恶、对更正教的热心。麦考利记录的一件事证明了这种感情有多么深：
“切斯特主教卡特赖特，该法庭的一个胆小的马屁精，在高尚的弟兄们走出法庭时，稀里糊涂地跟人群混在了一起。有人看到了他的主教法衣，以为他就是被指控的主教之一，于是请他祝福，卡特赖特答应了。有位旁人叫道：‘你晓得是啥人在祝福你哦？’‘当然，’那人说，‘是七主教之一。’‘不是，’这位旁人说，‘这是信罗马教的切斯特主教。’那个伦敦人立刻激愤地咆哮起来：‘教皇的狗，把你的祝福拿回去！’”
最终，6月29日，永远难忘的对七主教的审判到来了。检方在威斯敏斯特的王座法庭指控他们，陪审团则是由他们的同胞组成。法庭上涌入这么多人，真是空前绝后。据伊夫林的日记记载，有六十位贵族，据麦考利记载，有三十五位，坐在四名法官旁边，表明关心此案件。威斯敏斯特大厅、宫廷广场和附近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焦急地想知道结果。我没法详细讲述那斗争激烈的一天。从早晨到日落，法律斗争继续着：辩方盘问国王的证人，提出质疑；主教们的第四位辩护人索默斯精彩绝伦地表明，控方所谓的“诽谤”既非作假，也非诽谤，也不是妖言惑众；四名法官起了分歧，其中两位甚至认为不存在诽谤，请陪审团裁定；天色已晚，陪审团退席商讨裁决，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夜，而被告的仆人们坐在台阶上盯着房门，以防有人耍赖；最终，十二名陪审团成员除了国王的阴谋家阿诺德外，都认为无罪，但当十二人中最大的那位说：“看着我，在我发现主教们有罪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比一根烟杆还小。”阿诺德也让步了；清晨六点，陪审团取得一致，并于十点来到法庭，由陪审长罗杰·郎利爵士宣布主教们无罪；当他念出这几个字时，哈利法克斯勋爵脱下帽子挥舞，法庭外至少一万人齐声欢呼，威斯敏斯特大厅老旧的天花板都想要震裂了；街上的人群竞相欢庆，消息传遍了伦敦；许多人喜乐欢呼，也有人喜极而泣；人们鸣枪、敲钟，骑手策马向各方飞奔，要送去战胜罗马教的好消息；陪审团几乎没法离开大厅，因为他们不得不跟成百上千人握手，这些人喊着：“神祝福你们，你们今天救了我们全部人。”当夜幕降临，人们点起篝火，照亮了整个伦敦，人们焚烧教皇的巨幅画像；这一切的一切，在麦考利大人生动的史书中都用闪光的文字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不会再班门弄斧。才华横溢的“句法大师”已经生动地记述过的内容，如果我再来一遍，就跟给精金镀金、在百合上画画一样愚蠢。可以说，在这场审判中，更正教同罗马教打了一场大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詹姆士二世也因为指控七主教，七主教却最终宣告无罪，而丢掉了王位。
绝不要忘了，这次审判的影响无比巨大，后果是6月29日欢呼雀跃的无数人想都没想到的。审判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七位英格兰领袖级人物签署了一封信，送去荷兰，邀请奥兰治亲王带兵来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英格兰需要那个人来。审判后不到四个星期，桑克罗夫特大主教因五、六月份的事备受安慰，热心起来，写了一封信给所有英国国教的主教传阅。这封信是历史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执笔的最引人注目的信之一，却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信中严肃地命令主教和教士“要温柔看待我们的弟兄——更正教不从国教者，拜访他们的家，友好地接待他们，无论何时遇见了，都要善待他们”。最重要的，他要他们“抓住所有机会向不从国教者保证，英格兰主教真心实意地反对罗马教会的谬误、迷信、偶像崇拜和专制，与之不共戴天。”最后，他敦促他们“勉励不从国教者与我们一同热切祷告，祈求神让普天下、海内外的改教教会团结一致”。这真是奇妙的牧者书信！如果兰柏宫一直持类似的论调，没有冷淡下来，忘记伦敦塔的事，那么对于英国国教就太好了。但这只是这场著名审判的最初成果之一。最后——也非常重要——主教们宣告无罪之后不到六个月，伟大的革命就到来了，罗马教君主失去了王冠，离开英格兰，威廉和玛丽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在他们正式登基之前，议会两院郑重地起草并签署了著名的《权利法案》。这份法案的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声明“詹姆士二世国王自认为有权颁布法律，并逮捕、起诉好几个高级教士，借此竭力颠覆、根除更正教信仰”。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是著名的“无上誓言”，包含以下字样：“我声明，任何外国的王、个人、高级教士、国家或统治者，在这个国家的教会或者属灵领域，都不得拥有，也不应拥有司法权、政权、特权、主宰权或控制权。所以愿神帮助我。”这就是审判七主教的直接结果，其重要性难以言述。对我来说，这是英格兰历史的地标，好比巴勒斯坦的他泊山一般，任何英格兰人都不应忘记。我们再次得救，脱离罗马教，要归功于这场对七位主教的审判。
现在我还要指出三点根据本章内容自然而然得出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功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英格兰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詹姆士二世的统治让我们学到一课，即决不能允许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落到罗马教徒的手中。
如果历史没有清清楚楚地显明这项教训，就好比伯沙撒宴会时手指写出的字，那么我就大错特错了。除非我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否则都要当心罗马教统治者。我们知道玛丽女王掌权的日子里他们是什么样子。詹姆士二世掌权时，我们又尝了第二次。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就绝不要让他们再试一次。如果他们没有不懈地努力颠覆英格兰的更正教，颠倒一切，那就不是真正的、认真的罗马教徒。任何不宽容、搞宗教迫害的人，我都厌恶，不会向其屈服。我一点也不想走回头路，复苏《审查法》中那些可悲之事。对当前的宪法，以及禁止英格兰王冠戴在罗马教徒的头上的法律，我都很满意。我希望我们都小心警惕，不让这些法律废除。
有些人会认为我杞人忧天，说得太多了。但我坦率地讲，展望今日的前景，有很多事令有思想的人不安。有些出名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逐渐进入了上流社会，我厌恶这种影响。单单把“真挚”当作偶像，却忘记历史，以为罗马教已经改变，真挚的罗马教徒跟任何更正教信徒一样善良，这种日渐增长的倾向也让我厌恶。我厌恶现代的原则，即不管君主是更正教信徒、罗马教徒、犹太教徒、突厥人、不信者还是异端都无所谓，旧时善良的清教徒们可没听说过这些原则。我看到这些事飘荡在空中。我承认，我因此不安。我深信我们需要站稳立场，坚决不能允许教皇重新统治英格兰，愿神帮助我们。要是教皇真的统治了英格兰，我们一定不会再得到神的祝福了。《圣经》所说的愤怒之神会转脸不看我们，国内的和平，海外的影响力，家庭的舒适，国家的繁荣，都要长久地跟我们说再见了。再说一遍，在允许罗马教首相或罗马教国王出现之前，愿我们撼天动地。1689年1月28日，下院一致决定，“根据经验，罗马教君王统治与这个更正教国家的安全和福祉相悖。”我祈求神，让人们绝不要忘了这一决议，绝不要废除这一决议。
其次，关于英格兰的主教和教士，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也教给我们一课，即决不能忘记英国国教真正的力量在于对更正教原则的忠诚、勇敢无畏地反对罗马教会。
英国国教从来没有像在劳德的时代那样不受欢迎，从来没有像在七主教的日子那样受欢迎。当劳德试图把教会向罗马教的方向篡改时，不从国教者对国教的恨意升到极点，当七主教宁可坐牢也不愿帮助教皇时，不从国教者对国教的爱意升到极点。为何当劳德被打入伦敦塔时，少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少有人说“愿神祝福你”呢？答案只有一个，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是半罗马教徒。为何五十年后，当桑克罗夫特和同伴们被打入伦敦塔时，伦敦的心都被搅动了，整个首都都向他们致以敬意？答案也很简单。人们爱他们，倾慕他们，因为他们坚持更正教，反对罗马。
最后，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应该教导给所有忠心的国教教友一项功课，即我们有责任采用各种合理合法的手段抵制罗马教经由极端礼仪派之手重新进入英国国教。
不可否认这是时代的要求，不可否认我们中间有人有预谋地想要让这个国家的国教罗马化。主教们看到了，在他们的控诉书中哀哭。政治家看到了，在公共演讲中揭露无遗。不从国教者看到了，轻蔑地伸出手指指出来。搞罗马化的人看到了，欢呼雀跃。外国看到了，惊异地举起手来。尽管这可耻的变节行为成功与否尚未可知，但好歹有一事可以确定，即没有时间闲坐着，抱着手躺卧了。英国国教需要所有他的儿子尽自己的职责，在神的掌管下，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信徒的行动。
有些极端礼仪派总是说，反对他们的人是要收窄英国国教的疆界，让教会只有一个派别，成为排他的教派，但这种说法不正确。我义愤地否认这种指控。我一直诚心诚意地赞成教会要包容，诚挚的高派、低派和宽派教会都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有哪个教士喜欢穿着法衣讲道，或者每周都施行圣餐礼，或者举行圣徒日聚会，或者每天晨祷晚祷，我都根本不愿干预，尽管我没法苟同他的眼光。但我坚持教会的包容性是有限度的，即要在《三十九条信纲》和《祈祷书》的范围内。
无疑，争议和宗教争端令人厌恶，但有时却有必要，具有积极作用。合一与和睦固然非常可喜，但如果要牺牲真理作为代价，就太昂贵了。今天，有些地方充斥着幼稚愚钝的关于合一与和睦的说法，无法与圣保罗的话相调和。无疑，争论太多很可悲，但人性依然败坏如前，魔鬼被放出来进入世界，更是可悲。亚流教导的关于基督位格的谬误很可悲，但如果亚他那修没有反对他，就更为可悲了。帖茨勒兜售教皇的赎罪券很可悲，但如果路德不站出来制止他，就更可悲了。其实，争论也是每个时代用以捍卫真理的手段，忽略争议是没有意义的。
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不管人们对今日的罗马化运动支持还是反对，英国国教一旦正式允许罗马教弥撒复活，可憎的告解死灰复燃，那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很快就会脱离英国国教。正确遵循大能的宗教改革原则，国教就会站立得稳，留住国民的感情，没有什么敌对我们的武器能得逞。违背这些原则，重新接纳罗马教，那国教很快就会倒下，任何做作的、刺激感官的仪式都无法阻止其毁灭。如同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推雅推喇教会容让耶洗别的教导，老底嘉教会不冷也不热，英国国教的灯台也会被挪去。尊荣会离她而去，云柱、火柱也会挪开。她最优秀、最忠心的孩子会厌恶地离弃她，并且，就像失去士兵、只留下军官和乐队的军队一样，国教会消亡，因为缺少信众而理所应当地消亡。
(1)想要了解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的历史，可以看看博内特、哈拉姆、麦考利、查尔斯·奈特、兰克等人的书，还有斯托顿的《复辟时期教会史》。
(2)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王位由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继任，称为詹姆士一世。此后，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共主邦联，因此詹姆士二世也统治着苏格兰。——译注
(3)阿尔瓦公爵是16世纪西班牙贵族，曾任尼德兰（今荷兰与比利时，即“低地国家”）总督，实施恐怖政策，大肆屠杀当地人；查理九世是1560～1574年在位的法国国王，于1572年对法国更正教胡格诺派实施了“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萨伏伊公爵曾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迫害瓦勒度派，遭致克伦威尔干预。——译注
(4)处理英格兰、威尔士重大刑事案件的中央刑事法院位于老贝利街，因此也常以街名来指代。著名的新门监狱也在这条街上。——译注
(5)西蒙·德孟福尔是第六代莱斯特伯爵，1263年曾率领贵族反抗国王，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他掌权期间召开了直选议会，因此被视为现代议会制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6)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两侧，要通过海峡，必须通过其中一个海妖的地盘。英语中借此比喻进退两难的境地。——译注
(7)据说，以下就是那首民谣，但除了副歌之外，其余部分是否是1688年的版本，难有定论：
一把宝剑，一双值得信赖的手，
一颗快活的真心；
詹姆士国王的人会明白
康沃尔人能做什么！
他们定好了时间地点吗？
特里劳尼会死吗？
两万康沃尔人
都会知道原因。
（副歌）
他们会嘲笑特里、坡尔和彭吗？
特里劳尼会死吗？
这里有两万康沃尔人，
都会知道原因。
领头的人心直口快，勇敢无畏
是个快活的人：
“就算伦敦塔在米迦勒的手里，
我们也要放特里劳尼出来！
我们会渡过他玛河，
七主教不会留在那里——
我们手拉手肩并肩，
谁能抵挡我们？”
（副歌）
他们会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