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站在秦淮河的码头，绵延的江水匍匐着接住了低垂的白云，如同鹏鸟之羽翼在开合中鼓风荡气。它们又像是巨大的棉花团吸纳了这个时代太多的毒素，于是，白色就变成了污浊的黑暗。很多时候，朱元璋实在搞不清楚是因为检校和锦衣卫真的拿到了谋逆者的证据，他才会大开杀戒，还是因为他想要杀人，检校和锦衣卫才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找来那些谋反证据。
朱元璋无法想象，几百年后，人们会怎样评价他，评价这个时代。他们或许会说，看吧，那个只会杀人的家伙，他的王朝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他不是靠仁德而是靠绵绵不休的江湖智慧才拥有今日之地位。他的王国布满了无处不在的耳朵和眼睛，他的疑心病源于一个“怕”字，既怕官僚手中握有过分膨胀的权力，有一天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也怕那些强悍跋扈的武将，私底下积蓄叛变的力量；更怕低层民众的不满，就像他当年一样起兵造反。民事如歌，江水汤汤，时间会让往事倒流。而人居于其中，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瞎子，一个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的瞎子。
历史充满了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历史。当怀疑带有必然的、隐秘的、预言的色彩时，怀疑对象就会成为客观事实的存在，从而使怀疑成为肯定。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以及针对人心的罪名，必然将以制造血肉惨案的方式呈现，再旁及精神层面。
前文提到的杨宪是洪武年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高官，他死于朱元璋为其设定的恶犬职业。他自以为有皇帝宠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向所有人开战，逮谁咬谁。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随着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他反而将自己逼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他检校人员也都没有落得好下场，高见贤、夏煜、丁光眼等人告讦他人，结果被人反告，丢了性命。检校人员不断被杀，说明了一个道理：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庙堂与江湖之间地域漫漶，仅有一条并不明显的模糊界限，庙堂不是人性的跑马场，江湖也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投名状。一个有了出路却走上绝路的人，一个明知归宿是与刀锋对撞的人，还是没有躲过命运的劫难。杨宪之死只是开端，不是结局。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不仅不放弃，还要让他们变得更加有用。他治理的天下那么大，而每天送到御案上的奏章却是有限的。尽管他不眠不休，也知之甚少，朱元璋急需掌握朝臣的思想动态和真实的生活状态。想一想，天下有多少真相是他这个皇帝不知道的。检校必须存在，那是他伸展出去的触角，无所不在的触角才能使他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那么就用他们的死亡来平息愤怒者心底的火光。
不知在何处读过这样一句话：神灵在先于人类认识欲望和疯狂之前，就埋下了恶念的种子。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是狼或鹰的后代，他们血腥的恶习让人胆颤心惊。有人将他们称为食人者。胆小的人类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能够听见他们血腥咀嚼，以及神灵操控他们的咒语。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赫赫功劳。它是一个职务名称，并非正式机构，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让他们更加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让他们无所不在、任性而为。皇帝是驱赶虎狼之人，他的判断力就是驱动一切的理由，不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在朱元璋撒开的这张权力大网中，仅有检校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恶犬无处不在，但是大规模的屠戮，还需要一批虎狼出来执行。于是，朱元璋将他的目光收回到内廷，放在身边侍卫的亲军身上。侍卫亲军是他的私人卫队，他将检校放入其中，并赋予他们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锦衣卫也由此产生。
朱元璋怀疑一切，哪怕是一次援手相助，他都认为那是气节和美德的明码标价。锦衣卫，他们接受了指令而去向不明，他们是皇权的无形之手，掌握着生者和死者的秘密。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锦衣卫成立。检校与锦衣卫区别很明显，检校负责把收集到的事向皇帝报告，而锦衣卫则是一个集特务、法庭、监狱三位一体的特务组织，其功能更加完善。一个王朝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并无差别，都有着不可动摇的法则与设计：蝙蝠要在黑夜寻找光明，狗则为人类看守家园，有人在梦里回到故乡，有人却在现实被投入牢笼。如同那些锦衣夜行者，他们让生者伏法，让死者说话。他们可以伸手抓住空气里飘荡着的亡魂，可以替朱元璋消弭内心的孽障与恩仇。
朱元璋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也是为了给那些功臣子弟一个吃皇粮拿俸禄的机会，因为锦衣卫最初的人员组成大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员构成。他们不是底层的小人物，没有品尝过被命运驱赶到山穷水尽的滋味。每逢朝会之时，官员们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赶往午门。就在天光微亮、雾霭氤氲中，那些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殿廷卫士也会天神鬼魅似的紧随而入，他们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在冗长的朝会开始之前，这些有力有势的年轻人，不仅彰显皇家气势，更让他们每个人体内的热血瞬间燃烧起来。这些殿廷卫士，又称为大汉将军，隶属于锦衣卫，飞鱼服与绣春刀是他们身份的象征。飞翔的鱼，看上去有些龙的风姿，而绣春刀则像是拉长的一弯新月，阴柔轻巧，并无横暴刚霸之气。
曾听人说起过婆罗门教的事，在他们皇帝的宝座四周，围绕着人数众多的天使，组成天使军团，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唱赞歌，每天心情愉悦地享受着天堂里的生活，而心中却隐藏着自甘堕落之恶。如果朱元璋是那个皇帝，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们只能是魔鬼，不会是天使。朱元璋需要他们的守护，也需要他们用“邪恶”让他拥有警惕和知戒的本能。那些于内廷行走的人是朱元璋精挑细选出来的，属于锦衣卫中最为风光之人。内廷拱卫司是朱元璋身边最亲近的一支队伍，属于他的专职贴身卫队，拱卫司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包括他们的出身、祖上三代是做什么的、所有的亲属关系。这些人对朱元璋必须死忠，同时，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必须达到顶级水平。
有人说，一切都是善的，一切都是恶的，在万恶之中，以人为最恶。他们生于原罪，死于自相残杀，最后终将消失于内心的魔鬼和炼狱之火。而在朱元璋看来，人的世界虽万恶丛生，但人还要艰难苟活。他是皇帝，他们是臣子，既然套在不同的角色中，那就各自辗转腾挪，无所谓对错。开国初始，朱元璋便已动用锦衣卫来对付自己的政治假想敌。虽是假想敌，但有的人是真正的敌人，有的人仅是潜在的威胁，他从不后悔揪住他们的罪恶、割下他们的脑袋。一把刀的命运开始于怀疑，也必将终止于厄运。要说出锦衣卫的秘密，就绕不开内廷拱卫司。内廷拱卫司属于皇帝的亲军，级别不高，其首领也不过七品的官职。朱元璋将它独立出来，变成亲军都卫司以后，又将指挥使品秩从正七品提升到正三品，提高规格、增加人数编制——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其后开始大肆扩充亲军都卫司。
在亲军都卫司里，仪鸾司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密，锦衣卫的发端就是从仪鸾司开始。作为一个君主，朱元璋在他的国度里，既承认黑夜与恶魔的存在，也期待他的人民在光明的祈愿中御风飞行。在胡惟庸案启动以后，亲军都卫司中的仪鸾司开始慢慢转换自身的职能，向着锦衣卫蜕变。这时候，朱元璋的统治基础已经趋于稳定，政权建设已摆上议事日程。当年跟随他打天下的老少爷们儿都已放下战刀、脱去戎装，换上锦袍玉带，等待着他论功行赏，准备投入荣华富贵的下半生，光宗耀祖、庇荫后人。
于朱元璋而言，面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不敢有丝毫大意，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那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危机感。此后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仪鸾司中让他无法放心的人员逐个清理，然后再将心腹人员秘密训练成为超强的特殊人才。那些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锦衣卫并不只是履行守卫的职责，朱元璋在最开始设立锦衣卫的时候，把朝臣们都给欺骗了。那些看起来像是散兵游勇的锦衣卫，个个都是军队里千锤百炼的精英分子。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他们在军队系统只是兼理而已。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外廷。
早在朱元璋当吴王之时，就想要改组军队编制，他将军队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个侍卫亲军指挥使司，废除了袭用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官衔，同时废除的还有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锦衣卫正式公开挂牌后，朱元璋也从幕后走到台前。锦衣卫已经不再像当初挖掘胡惟庸谋逆案时那般生硬如刀，他们已经成为一支成熟的特务组织。就在穿着大红蟒衣的锦衣卫们手握着“诏令”耀武扬威的同时，更多的锦衣卫在不为人知的暗夜里蠢蠢欲动。如果说大明政权是朱元璋亲手栽种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影响这棵大树生长的多余枝叶全部修剪掉，哪怕用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法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配以锦衣卫们维持皇权威仪的刑罚也比一般监狱要严酷得多。锦衣卫的“诏狱”总共有十八套常用刑具，几乎每一种都是让人魂飞魄散的酷刑。
对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无法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不再像朱重八那样活得像一只蝼蚁。这时候的他更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怕光、怕风、怕黑，准确来说，他怕身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锦衣卫建立起来以后，交给什么人负责？朱元璋选定的锦衣卫第一任指挥使是毛骧。毛骧原先负责的是仪鸾司，仪鸾司本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其职责不过是负责宫廷礼仪的布置和实施，负责皇家祭祀、巡幸、宴会的筹划和安排。就是这样一个偏软偏文的部门，在毛骧的一手打造之下，居然呈现出另外一番狰狞的面目。毛骧借着仪鸾司的层层掩护，从事一些机密活动，监视文武百官的动向。在他的用心经营下，仪鸾司被改造成为一个直接有效的特务机构，成为朱元璋在内廷安插的一柄利剑。毛骧在这些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他训练出来的成员，都以誓死的决心捍卫皇家的安全。
在废除亲军都尉府和仪鸾司后，朱元璋重建了一支既贴身又贴心的护卫队伍——上十二卫，仪鸾司的员工可重新调配。上十二卫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带头大哥就是毛骧。朱元璋想要使用的人，不能有善恶观念和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拥有人的情感，他最好是一块冰冷而绝望的石头，不能为山鬼所驱使，只能为皇帝一人驱使。
毛骧也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在朱元璋进攻定远时，他的父亲毛骐就带着当地的县令归降于红巾军。当时朱元璋的身旁只有李善长和毛骐两位机要秘书。毛骐死后，朱元璋厚待其子毛骧，将他留在身边当了亲兵卫队的指挥使。在大明正式建立之前，毛骧就已经是检校中的一员，有着丰富的稽查捕拿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当然这份信任并不是白白送给他的，任用此类人物，除了要通过行动来发现他人性的阴暗面与狠辣程度，更重要的是观察他在处理棘手问题时的方式方法。朱元璋在将锦衣卫的指挥权交给毛骧之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利用锦衣卫为他清除异己，替他找到清洗那些固执难制大臣的突破口。这种事对毛骧来说易如反掌，两个字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谋反。栽赃谁谋反呢？胡惟庸。
夜色再深沉，也不会将死亡的秘密淹没。就算是一头狮子滚落山坡，他在遇见比他弱小的野兽和迷路的精灵时，也会下意识地遮掩自己暴露的身体。然后说，黑夜是忧伤者的黑夜，与道德无关。朱元璋就是那只狮子，捏着道德的命门，看上去无比神圣。胡惟庸案被朱元璋编织成了一只大筐，什么人都往里装。大部分都是让朱元璋不放心的，或者对大明有潜在威胁的人，他们的存在让朱元璋日夜难安。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有些年头，但是朝中与他有牵连的官员依然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便是一道无解的题，纵使千口万口也难辨真伪。经过几年的蛰伏，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避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锦衣卫取得了朱元璋的充分信任，随着权力不断扩张，分工更趋于明确和完整，时间，在锋利的刀刃的面前散发出料峭的冷意，被割裂、被撕开，露出了龙袍下的血红。朱元璋要的就是雷霆之撼，要的就是噩梦不断。那些伴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已经无法得到他的信任，他身边新的一批亡命之徒正在应运而生。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锦衣卫是蒙着面纱的，人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让朝臣们感到惊骇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等人的清洗会如此完整和周密。他们不会想到，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才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他对功臣的肃清工作，行动稳健、准确，如同一架高效精密的仪器。
历时十多年的屠杀和不断地发掘，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朱元璋的计划和手段从来都是缜密无误的。也许正是这时候，人们才想起不知从何时起，刑部天牢外，出现了一座由锦衣卫管理的“诏狱”。不管是骨头比刀锋还硬的武将，还是意志力超强的文官，只要是个人，他们进入这里后，也会完全崩溃。锦衣卫的十八酷刑光听名字就让人魂飞魄散，什么刷洗、油煎、灌毒药、剥皮、铲头会、钩肠等超出人类想象极限的刑讯手段在这里得到了创新升级。走在黄泉路上而不知何时抵达黄泉的尽头，这既有恐惧，也会让那些当事人魂魄难安。这座“诏狱”关押的犯人，他们的身价丝毫不逊色于刑部天牢里的人物，锦衣卫手里绣春刀的杀气弥漫过南京城高耸入云的城墙。
外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贴在皇帝寝殿屏风上的一张张小纸条，这样的办事效率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知道这样可怕的事情已经确实存在，很多外廷的官员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身边早已密布鬼魅暗影。朱元璋并不希望锦衣卫只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扑腾，站在皇宫大殿，他眼睛里所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有那一面面贴满小纸条的屏风。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转眼还不是被他这个放牛娃给掀得天翻地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渗透外廷的同时，他召见了仪鸾司的小头目，告诉他们，未来锦衣卫的版图必须要扩张到大明江山的每一个角落，无孔不入。朱元璋有理由相信，历朝历代，没有一个皇帝打造特务机关所花的精力超过他。
其实真正查起案来，让朝中的锦衣卫出动到地方上去追查也不太可能，毕竟蟒衣鸾带过于招摇。因此大批量的基层锦衣卫才是朱元璋掌握外廷边缘地带动向的秘密武器，但是让下级锦衣卫直接向皇帝报告也是不现实的。出于节约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锦衣卫的情报输送工作应该是一级一级地传递到京城，而不是由专人护送。一系列的血腥清洗导致了外廷臣子们的大换血，无数的位置在瞬息之间就变换了官员，而在这些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锦衣卫轻易就将自己的耳目安插进去，这种刻意地清洗不但没让基层的锦衣卫们失业，相反使锦衣卫的网络建设更加趋于严密和完善。
朱元璋就像是一个超级玩家，步步紧逼地完善着自己对于外廷的掌控，尤其是通过“胡惟庸案”完成了仪鸾司到锦衣卫的蜕变和进化，将仪鸾司与基层的特务们成功地连接在了一起。建立起了一支史无前例的、最为强悍的秘密部队。锦衣卫的存在让朱元璋省心不少，凡是他有心清除的官员，都会将自己的意图传达于锦衣卫，根本不需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对他来说已形同虚设。
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某党某派，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血性和胆气还没有被完全消磨殆尽。有的人就算自己赴死，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等到洪武年后期，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而锦衣卫如同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马，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比如洪武十八年，毛骧将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要就势诛杀李善长。朱元璋阻止了他的这一疯狂举动，因为李善长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还不到动他的时候。
李善长也意识到朱元璋想利用锦衣卫将胡案扩大化，一旦掀起株连风暴，他们这些元老大臣将会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李善长联合朝中一些功臣不断地向朱元璋施加压力。这些年来，胡惟庸案已牵连进来几万人。毛骧真是一个人才，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先是找到了胡惟庸“通倭”、与海外番邦勾结的证据；后又找到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的诏狱里早已人满为患。
凡事不能做得太绝，物极必反的道理，朱元璋还是懂的。为了安抚天下臣民，尤其是那些整日活在噩梦中的官员，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朱元璋召集朝中大臣，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将诏狱里的犯人交由刑部审讯。朱元璋这么做只是想缓和一下外廷的紧张形势，毛骧和他的锦衣卫已经让那些朝臣恨得牙根痒痒。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
随后的三年时间，攀附于李善长这棵权力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被一一清除。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刻，毛骧这时候敏锐地捕捉到朱元璋内心释放的强烈信号。旧事重提，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与胡惟庸有勾结，当年准备共同举事。这一次，朱元璋没有再多做犹豫，李存义被杀，李善长遭到株连。就在李善长倒下的那一刻，他居然在口供中将审讯他的毛骧也拉进了“胡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毛骧就这样做了陪葬。害人终害己，试问苍天饶过谁？
锦衣卫是朱元璋的私兵，没有他的授权，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条件与那些朝臣相抗衡，尤其是那些开国功臣。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明王朝的体制内没有谁是不破金身。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你身上背负的使命就是皇帝的千耳百目，就是皇帝的一柄利剑。一旦有一天被皇权抛弃，他们的命运也就走到了尽头。
诚如朱元璋后来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随后不久，朱元璋又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也就此撤销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时隔不久，忠心耿耿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得到了朱元璋赏赐的一杯毒酒。
杀胡惟庸也好，后来杀蓝玉也罢，都是为了江山稳固，但由此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是朱元璋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此以往，彼时的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能尽快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新王朝势必会在动荡中倾垮下去。至于锦衣卫，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恶犬，是他拿来对付功臣集团的一件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犬也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尊重。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春天，夜将要走到尽头，黑而且凉。启明星那如水波跳跃的音符，如常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的征程。朱元璋又是一宿未睡，仍端坐于奉先殿那张御案前批阅奏章，保持着石化般的姿态。这些朝臣的奏章越来越敷衍，像是有意无意和他这个皇帝玩文字游戏。他懂得他们，就像他们懂得他一样。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他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少年时那段浮萍般的漂泊生涯，让朱元璋懂得了读书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尤其在他进入皇觉寺后，开始发奋读书。此后的戎马生涯，读书更是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没进过几天学堂的人似乎比读书人更懂得读书的好处，朱元璋便是如此。当然对于儒生，朱元璋不会将他们白白地养在身边，士人可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那些儒士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名人，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往往会左右地方百姓的政治取向。将他们养在身边，老百姓也会跟着过来，这样等于间接巩固了地方的政权。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张，朱元璋加紧对天下儒生名士的网罗。他毫不掩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态，每日反复念叨：“予思英贤，有如饥渴。”生怕属下不了解他的心思。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他们的出现，让朱元璋初次领略到读书人的不同凡响。冯氏兄弟家境富裕，熟读兵书战策，对天下大势有着非常独到的看法。见面后，冯国用从他的怀中掏出一幅手制地图。据说，这是朱元璋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天下大势图。只见冯国用手指着集庆那个地方，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冯国用说：“集庆，古称健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要想得天下，就要先拿下这个地方。”两个人说了很多话，最让朱元璋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句：“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群雄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冯氏兄弟竟然能够如此明晰地在朱元璋面前勾画天下大势，如此远见卓识怎不令人心动？这不禁让朱元璋想起刘备当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当即任命他们为军中参谋。朱元璋攻下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为人相对谦和，不好名利，礼让贤者，为朱元璋招纳了不少贤才俊杰。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至金陵后，朱元璋向陶安咨询他们四人能力如何，陶安谦虚地说：“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他的谦逊礼让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亲自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悬于陶安的府邸门楣之上，以示尊荣。这些儒生虽然身受乱世之苦，目睹群豪蜂起之乱，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与朱元璋相逢于乱世，不仅同患难共命运，更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的形象。
朱元璋本是小民出身，他们所倡导的仁义天下的理念与他不谋而合，而这也成为朱元璋与那些烧杀抢掠的造反者的不同之处。定远人李善长来到军营求见，朱元璋将其留在幕府掌书记，言听计从。攻占应天后，朱元璋向天下书生发出号召——愿意追随立功业者，自己都会以礼相待。不久，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朱元璋热情接待了他们，然后充满诚意地对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为了表示尊崇之意，他还专门在自己住宅的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如此一来，在朱元璋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
龙凤七年（1361年）三月，朱元璋命中书省招揽文武人才：“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后又强调：“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在元朝体制内的儒家士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过镇压红巾军，对朱元璋的招降既疑且惧。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朱元璋特地宣布：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他的感召之下，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这些贤人儒士的加入使朱元璋的精神视野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对于儒家奉行的那套纲常之理和治国安邦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逐步走向身份的转型，从一个暴力求生存的草莽英雄跃升为争夺天下的霸主、进退有据的权术高手。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参与到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要懂得如何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使用方法上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里使用。否则的话，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他从那帮书生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他是一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凭借着草根的底子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段传奇。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不仅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他们靠拢。大字不识几个，却经常在战争间隙作诗为文，抒发情怀。他写下的人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找帝王自学成才的典范，朱元璋当列其中。在婺州，朱元璋曾经招揽了十三名儒士专门为他讲解那些晦涩难懂的经史。与读书人相处日久，朱元璋的文字功力自然提升，他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甚至可以写诗作赋、注解经书。在他亲自起草的《御制皇陵碑》中，已经可以做到通篇用韵。在《御制文集》中，他更是将自己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结集，其中不乏得意之作。比如那首他本人最为满意的《咏菊花》，就寄托了他的某种精神信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比如另一首无题诗：
天为帐幕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到了朱元璋这里则完全进入实践阶段，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已经深刻认识到，知识是可以改变实力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朱元璋在这条路上尝到了甜头。即使在打拼创业的初始阶段，与对手刺刀见红，他也不曾忘记拉拢知识分子。他曾经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人才工作，让这些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四处寻访地方大儒。其实请读书人出山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只要你能客客气气地给足他们面子，然后再安排一个虚头巴脑的闲职，他们便会许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誓言。投入不高，收益却极大，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着刘备三顾茅庐，亲自登门拜访。攻下应天后，他又礼聘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在和这些文人儒士打交道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他领军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主动来投。当他听说洛阳有个儒士秦从龙，非常有学问，曾经做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当徐达出征镇江之时，朱元璋特地交代于他：“镇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
徐达攻克镇江后找到秦从龙，朱元璋赶紧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钱财、宝物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朱元璋更是亲自到龙江（今南京中山门外）迎接，与他朝夕相对，甚至同榻而眠，随时向对方请教时政策略。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也将秦从龙安置于西华门外，事无大小，都要和他商量。为了表示尊重，朱元璋言必称先生，从来没有直呼过对方的名字。每年逢秦从龙生日，朱元璋和朱标都会送上一份大礼，或者亲自到他的家中，与其对饮。秦从龙被朱元璋的诚意所打动，又将另一位饱学之士陈遇推荐给他。有人说，武人最讲义气，你对他好，他可以将一腔热血献给你。可在朱元璋看来，文人最重气节，你对他好，他也同样会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你。
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派遣编写起居注的吴林、魏观待专门负责搜罗那些散落民间的贤才大儒。人才越多越好，朱元璋恨不得将天下儒者文士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就算将他们养在身边派不上用场，也好过他们被敌方阵营收买，成为自己的对手。对于刚刚起兵的朱元璋来说，文人能够主动来投，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自己是个没文化的泥腿子，有饱学之士愿意跟着自己干事创业，让他觉得底气更足。他们在关键时刻点拨几句，就让朱元璋茅塞顿开，大有拨云见日之感。冯国用初次见我，就建议朱元璋取建康以为根本。而李善长刚见面，就将朱元璋比作汉高祖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
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朱元璋如遇明灯，扑朔迷离的前途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朱元璋也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打心里瞧不起像他这样出身寒微的草寇，但他并没把潜藏于内心的不悦表现出来。他们越是清高得难以接近，他就越要表现得虔诚恭顺。或许是朱元璋的低姿态，以及他所采取的知识分子的优待政策让这些读书人找到了存在感，他们才会放下心中疑虑追随于他。又或许是朱元璋所表现出来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总而言之，朱元璋的诚意深深打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们一定暗自庆幸：“吾辈今有主矣。”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百转千回的人生境遇中遇上了明君圣主，只要自己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就会成就一个读书人的至高理想。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也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南京中枢更需要一批文人学士为朝廷服务。朱元璋对于罗致天下贤才包括那些蒙元王朝的遗民，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与真诚。对于那些早期投奔自己的读书人，朱元璋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开国前后，更是给以特殊优待。在这些读书人中，朱元璋对朱升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时，朱升被召至御前任议礼官，负责订立一整套新朝礼仪规制，并为朱元璋撰写了功臣封赏诰书。忙完这些事，眼看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了，他老先生却在第二年上疏“请老归山”——要求告老还乡。
朱元璋对朱升的请归感到非常意外，当下表示“欲赐以爵土”，但朱升坚决不肯接受。就在朱升请辞不久前，朱元璋曾经下过一道《免朝谒手诏》，在这其中褒奖了朱升这十多年来的辅佐之功。朱元璋对每个追随者都有一个综合的评价，有时候他会装一装糊涂，有时候又会表现得异常清醒。朱升虽然有功劳，并且功劳还大得不得了，但他并没从朱元璋那里谋得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官职，一直保持着亦宦亦士亦“山人”的非官方身份。朱升想要归隐的念头也不是一年两年，他对功名仕途一向看得清淡。明朝刚建立时，他在自己所写的《梅谷隐居序》中，对自己乡间朋友在梅谷隐居流露出羡慕之意。他说：我又老又笨，在官场每天目送来往的车尘，无法和你一起享受同游的乐趣，等我荣归之时，一定和你盘桓于梅谷，共同把玩疏影暗香的奇趣。当然朱升在洪武二年（1369年）就急急忙忙地选择退出体制，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敏锐性，为自己选择一条明哲保身之路。归隐是很多文人雅士追求的生活境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舍弃权力、地位和与此关联的利益。于是乎，归隐山林也就成了空口说说的白话，当不得真。在与朱元璋的朝夕相处中，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恋人之间，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如果继续留下来与其共事，落得一个好下场的概率会很低。
当朱升提出退隐乡间时，朱元璋虽然感到意外却也可以接受。新朝建立，不光是那些奉诏不出的遗老耆宿，就连那些在朝的士大夫也萌生退意。他们这种做法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如今之天下是他朱家之天下。这些饱食终日的读书人不为君王分忧，宁愿将时间和精力放在风花雪月上，实在是大逆不道。儒士许元就是个例子，他在朱元璋身边工作了十来年，从考核古代礼仪到起草文书，直至推荐或罢免官员，他都会参与其中。在朱元璋跻登大位之际，他突然站出来向皇帝提出辞呈，请求“告归”。朱元璋大为恼火，以“忤旨”之罪将其“逮死狱中”。
在朱元璋看来，乡居的自由不是人人可以得而享之的，朱升是一个特例。他同意一个功臣从体制内全身而退，无异于法外施恩，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他的功绩基础上的。在朱升告归之际，朱元璋要赐他领地，他也推辞道：“之所以不敢接受陛下授予的高官厚禄，是因为我的儿孙福分很薄，不敢叨天恩也！”
这话在朱元璋听来有几分刺耳，他问：“爱卿有几个儿子？你即使不受封爵，难道也不想让你的儿子辅佐朕么？”
没想到朱元璋的一句话，让朱升老泪纵横，哽咽以对。他说：“臣有一子名同，事君的忠心有余，保身的智慧不足，臣所以不让他出仕，怕他日后不得老死于家中啊！”这句话只有朱升敢当着朱元璋的面说出来，放在其他人身上，朱元璋是绝对不会轻饶的。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强压心头怒火，叱问对方：“你这是什么话？朕与爱卿名分上是君臣，实则情同父子，是什么让你心存如此忧虑？”
朱升的回答充满了悲观的色彩，像是在交代临终遗言。他说：“不是自己顾虑太多，而这一切是在劫难逃的天数。但愿陛下将来能够哀念老臣，若他日自己的儿子不能免罪，也希望陛下能够赐他一个全尸，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的话像是一道命运的符咒，朱元璋听来不觉为之恻然，这样的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敬畏。如果对方没有看透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出那样一番话的。尽管朱元璋给了朱升一张免死铁券，可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朱升，一个为大明立国指明方向的儒士，虽然看透了皇权的底牌，也看透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却无法摆脱命运缠身。与朱升的超然物外相比，李善长、刘基、宋濂、冯国用等人走得更远，远得迷失在了朱元璋的视野尽头。他们这些人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历史深处，结局却难逃定数。随着政治风云变幻，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即使最初的礼遇，也暗含着紧张，当表面那层温情的面纱被撕去，文士们愈发如履薄冰。
武将们对朱元璋重用读书人早就心存不满，他们经常在他耳边发出警示之语——小心文人。朱元璋问他们，这些人于大明有功，为什么要对他们怀有戒心？更何况他们也不像你们这些武人手中有兵权，身怀武功。有武将在朱元璋面前大谈特谈读书人的诸般不是，说到激愤处更是破口大骂：“这帮书呆子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愚弄。当初张九四厚礼文士，可那帮文士却在背后捣他的鬼。他让那些才学之士给自己取一个文雅的名字，结果文士们给他取名‘士诚’。《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你厚待人家，人家却将你骂作小人，自己还美滋滋地以为得到了一个好名字。”
听说这件事后，朱元璋也替张士诚感到不值。他不由联系自身，如果身边这些读书人联起手来算计他，凭他的那点文化底子怎能不被蒙在鼓里？就算他们今日不算计他，将来也有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朱家子孙的事。一个人如果有了文化，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这些文士产生了疑忌。就连平日批阅奏章，他也会处处留心，生怕他们在字里行间埋下伏笔，算计到自己。如今虽然贵有天下，但是朱元璋明白，终其一生，他也无法撕去曾经贴在身上的身份标签。盗贼或者和尚，这两种经历是他不愿示人的伤疤，经常会让他无端地焦虑起来。
这是洪武初年一个普通的下午时光，阳光均匀地涂满宫殿的琉璃屋顶，青苍的屋脊上，几株不起眼的青草在轻轻地晃动。九重宫墙把殿宇一层层地包裹其中，也将喧嚣的世界关在了外面。
朱元璋的心情突然变得低落，起因是刚才他在翻阅《孟子》时，不经意读到“民贵君轻”一章。没想到圣人也会说不负责任的话，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犹如一颗子弹瞬间击穿朱元璋的那颗玻璃心，让他如坐针毡，心烦气躁。他一边读，一边破口大骂。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是一个臣子说的话？如果孟子活在当下，岂可免自己一刀。朱元璋当天就命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文庙，说出如此大逆之言的人不得配享。他警告那些意欲劝阻的文官，如果谁敢谏言，他就让卫士用箭射死他。
一道圣旨，让满朝文武惊恐莫名。当然也有不怕死的，刑部尚书钱唐就是其中一个。他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这么做分明是在向朱元璋发出挑衅，激怒于他。内侍将朱元璋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他却不以为然道：“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这句话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自然不能将其放过。他正要派人捉拿钱唐，对方居然袒着胸抬着一口棺材来找他当面理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朱元璋命卫士张弓搭箭等着他上前。钱唐的倔强表情让朱元璋更加愤怒，他让卫士连着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箭，最后倒在朝堂之上。倒下去的钱唐挣扎着向朱元璋爬过来，看着他痛苦执拗的表情，朱元璋破天荒地做出了让步。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但没有治钱唐的罪，而且让太医为他治疗箭伤。他打心里赏识钱唐这样的刚直之臣，或许这就是一直以来，他在文官中苦苦寻觅而不得的文人风骨。
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下了一道谕旨：“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就这样将孟子的牌位重新请了回去。其实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曾经有过动孔子的念头。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刚好属济宁路。于是，朱元璋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朝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南京朝见。让人没想到的，孔克坚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赴京朝见。朱元璋感觉受到了羞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传于孔克坚。朱元璋在诏书中毫不客气地说：“朕虽然出身寒微，但自古以来，能够像朕这样以草民身份登基称帝的，唯汉高祖刘邦。你是真病，还是装病？若是因为不愿意见朕而称病，是绝对不可以的！”言下之意，就算是孔子后人，以身试法也是要问罪的。
朱元璋语气强硬，这让孔克坚感觉到不妙。于是，他日夜兼程赶往南京请罪。朱元璋虽然在谨身殿召见了他，表面上一团和谐，但已造成伤害。朱元璋不仅对孔克坚这个孔子后人不满，甚至对“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千百年来文人奉若神明的精神偶像也有不同的看法。时隔不久，他突然颁下一纸诏书，其中有言：“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为之震动。有大臣伏阙上疏：“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也有文官上疏劝谏：“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自古以来，就有“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的说法，士大夫们完全将“尊孔”当成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好极不情愿地收回成命。他一直心有不甘，几年之后，孟子遭此一劫也是早有先兆。
时间来到洪武十六年（13年）八月初六，干支为丁卯，这一天是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称为秋丁，同时也是祭祀孔子的日子。往年的这个日子，皇帝或许要兴师动众地巡视学校，以示对教育的重视。皇帝这一重视不打紧，学校那边得在三天前就要搜检封门，并用几种不同的号牌限制出入。当然也不光是麻烦，学生们也会得到好处，巡视过后，会给几个保送的名额，直接参加朝廷的礼部试。今年朱元璋的心情被胡惟庸案搅得乱糟糟的，他没想到，自己撒下的这张大网会有那么多的文人落入其中。虽然具体情况他比谁都清楚，仍不免心有凄然。
早朝过后，就在宫中和皇后马秀英交流对读书人的看法。朱元璋说，读书最重要的是懂得进退，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如那些田间劳作的农民；农民虽然不读书，但至少懂得人心冷暖、世态凉薄，这样就会少犯错误；读书而不能学以致用，又自以为胸有韬略，危害更大，更该死。马秀英知道朱元璋心中郁闷难当，常常一宿一宿不合眼。她没有贸然接话，而是沉吟片刻，才婉转地将话题引开。她说：陛下，我虽然识字不多，但也知上马靠武将打天下、下马靠文人治天下的道理；文人还是要用，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谁还肯为陛下分忧解难。
朱元璋叹了口气，望着自己的皇后。他心里明白，皇后又在替那些陷于牢笼的文官说情。这个女人总是心怀慈悲，虽然连豁出去说一句狠话的勇气都没有，但她说的每句话都让朱元璋感觉到足够的分量。天下纷乱未定，那些隐于市藏于野的读书人不愿意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君王的朱元璋并没有干出放火烧山将其逼出来的愚蠢之举，毕竟人各有志。如果逼急了，他们有可能会跑到对手那里去。对于他们的态度，朱元璋通常会摆出一副宽怀大度的姿态。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天下归一，朱元璋成了新王朝的主人，读书人不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对于那些不给自己面子的读书人，朱元璋也不必再强作笑脸。如果这时候谁再敢拂逆自己，他一定会亮出獠牙，动用威权来狠狠地惩治他们。
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曾经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不过此人是一个淡泊名利的大雅之士，眼见朱元璋一步一步夺得天下，却不愿意留下来与其共享荣华，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体制，从此泛舟江湖做了一个浪荡客。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朱元璋又想到这位朋友。于是，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他。其中有言：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朱元璋没找御用文人代笔，这封信由他亲手所写，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他说，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往往表达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这不是朱元璋第一次手书，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战争岁月里，朱元璋亲笔了大量公文、手令。他的属下和大臣看到那些文字，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这封信还算文气盎然，既没有虚伪客套，更没有用“礼贤下士”那些陈词滥调。比如，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上来就是“说与大将军知道……”，他给李文忠的手令，则是“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跃然纸上。这种用语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当皇帝，朱元璋也因此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1370年），他为了建立“户贴”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极具个人色彩。其中有言：“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贴。”这样夹杂着口语、半文半白的圣旨也算是明朝文牍一大特色，仿佛在听凤阳农民朱元璋训话，入耳的都是粗鄙率直的乡间俚语。
话说回来，朱元璋并不靠道德激励回报那些文人。在他的功臣序列里，文官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尽管如此，他与文人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户部尚书茹太素是个性情刚烈之人，爱说老实话，几次因为冲撞朱元璋被廷杖、降官，甚至让他脚上戴着镣铐办公。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官吏脚上戴着镣铐，甚至已经被判了死刑。在别人看来，如此荒唐的画面，但是在朱元璋眼里这一切是最正常不过的。有一天，他在偏殿赐宴，当场送给茹太素一首警告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接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以死相胁，茹太素却向他表明自己的忠心。
文人求生，最后还是难逃一死。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大明体制内为官，为了逃避朝廷征用，他们不惜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将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是同样原因被诛杀。朱元璋尤其痛恨那些动不动就托身寺庙的前朝官员，对于隐而不出的读书人，他不惜采取激烈手段。甚至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出一颗脑袋，然后用刀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看来，他不能再让那些读书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一旦放任其性，一个个又都成了脱笼的鸟兽，变得百无禁忌。在他的一压再压之下，这时候的读书人已经无法再像传统文士那样动不动就归隐山林。朱元璋心里清楚，那些拒绝与朝廷合作的文人在骨子里是轻贱他这个皇帝的。他们看不起他这个曾经做过乞丐也做过和尚的无业游民，将他视为权力的暴发户。在朱元璋看来，这天下如今是他自家的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应该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在他所颁布的《大诰》里有一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犯此罪的人可以抄斩。有学问才识却不能为君王所用就是目无君上，这样的人留着也没用，就该杀头抄家。赶上这个时代，文士们是进亦忧退亦忧。朱元璋与那些读书人的关系极其微妙。文化上的自卑使朱元璋对读书人采取更为严苛的手段，甚至不惜通过文字狱来迫使他们承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洪武年间，读书人的尊严被朱元璋一再剥夺，而他这个帝王也需要在生杀予夺中享受极权所带来的威严与快意。在他的杀戮名单中，除了那些多年追随自己的名士大儒，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小文人。清洗一轮接着一轮，天下读书人纵然有隐身术也不敢轻易使用，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最后还是要乖乖地站出来为大明王朝服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新政权的官僚体系才会迅速壮大，国家机器才会有条不紊地运转。
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态度这时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尽管他们无所不知，可做起事来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表面上一心做君子，私底下也有小人勾当。他们难以独立成就大事，只能追随像自己这样敢于豁出命来赌一把的野蛮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脑子里塞的是孔孟之道，只配做体制内的寄生虫，不值得自己去崇拜。
朱元璋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想法：“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可是办事能力实在不行，遇到事情常常难以决断。如果让你检阅则有余，可是执行能力实在不足。”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他的这番评价，也让其他文臣从中读到了不安与惶惑。刘基就曾经对他说过：“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可是这天下文章的三甲之士在朱元璋的手里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宋濂被流放茂州，途中卒于夔州；刘基被羁管于京城，留下了死亡之谜；张孟遭到弃市。当那些读书人认识到皇权的残酷性之后，开始变得张皇失措，哀叹生之悲凉。为了远离皇权的伤害，不少文臣不惜诈死佯狂。在朱元璋的意识里，和平年代的文士与倡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能用来点缀升平，难以拯救苍生。在一个王朝的新生时期，那些耐不住寂寞，或者迫于时势的读书人，选择出来做官，本来就是一件高风险的生存方式，搞不好就会血染仕途。那些京官每日清早去上朝的时候，都得与家人洒泪诀别。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举家欢庆又多活了一天。随着大明体制内文人的不断增多，他们的价值也越来越低，皇帝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有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按照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可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们给她服丧。皇帝的这一决定，自然引来好事文臣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反对朱元璋更改古礼。古礼，当皇帝受你们这些人的气就是古礼？保持皇权的畅通无阻才是最大的礼，在此之上不存在什么别的礼，更别说古礼。皇帝没一个不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与胡惟庸、李善长这些人完全是半斤对八两。
激愤之余，朱元璋写了篇《孝慈录》将这些读书人骂了一通，说他们是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儒”，不知道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现实问题。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过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话不好听，是一群无用之物，不但成不了大事，还会乱政祸国。他警告自己将来的接班人，不要听信读书人。为了敲醒那些自以为是的文人，朱元璋不惜用最难听的话讽刺他们。在他所写的《辟阿奉文》中，他讥讽这帮读书人的所作所为还不如唐代的女人有风骨。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都敢说真话，可是这帮知识分子一个个活得唯唯诺诺，毫无骨气。朱元璋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权力这块石头的打磨，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体制里发出感慨：“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轻读书人，但是他对读书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在任何场合，朱元璋都谦虚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由他自己来说，别人说不得。他也清楚，这些表面上恭顺有加的读书人最看不起他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做过讨饭吃的乞丐，做过混饭吃的游方和尚，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历史疮疤。
做了皇帝，朱元璋的个人避忌进一步发展为广义上的避忌。洪武三年（1370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等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史等字样。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禁忌。他是农民军起兵，不能听见别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二字。在血的教训之下，大臣们也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总是怀疑有些人在背地里拐弯抹角地骂他，于是将防区无限扩大。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他视为不敬，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他当过和尚，斩。
…… ……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前后历经十三年。随着慢慢老去，朱元璋的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人到晚年，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开国以来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很多时候他感觉力不从心，精神恍惚。他越来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见不得不听话的大臣在他面前露出的嘴脸，情绪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坚如磐石，知识分子已入彀中，无所逃遁。
他已经不需要在乎他们的任何想法，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可以通过收放自如的掌控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无节制的惩罚越来越多，无来由的屠戮也越来越密集。洪武年后期，那些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虽然死的人难以计数，可他们的死法却很整齐划一，不是陷入文字狱，就是被牵连进各种大狱。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高启，他是“吴中四杰”之首，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力。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推脱拒绝。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他，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还是那个理由，大明初建，他这个新皇帝要向天下人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相投。虽然当时没有为难高启，但是在朱元璋心中早已种下芥蒂。他一面依靠这些儒家大臣，一面加强皇权专制。既要借儒道以自重，更害怕那些儒家弟子们持“道”压“势”，与皇权形成对抗之势。
洪武七年（1374年），高启因为一篇《上梁文》而遭到腰斩。起因是苏州知府魏观建造他的苏州治所的办公大楼，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需要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那篇《上梁文》里面，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皇帝的大忌。“龙蟠虎踞”之地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帝王才有资格待的地方，高启在这里将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简直大逆不道。朱元璋一气之下，杀了魏观，高启也受株连腰斩。
高启受刑时，朱元璋命人将现场的情况报于他知晓。他倒想看看这位不合作、不给他面子，多次动用诗文来讽刺他的文人如何面对自己生命消逝的最后一刻。据说，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当有人在朱元璋面前说起刑场上的这一幕，不知他的内心深处会做何感想。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其中杨基进入大明体制后，曾任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最后死于工所；张羽官至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走到半路就被召了回来，“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曾任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而遭到下狱处死。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不再需要用文化名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他对他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信任和笼络，转变为屠戮与清洗。文人王行就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待到蓝玉案发，父子二人也连坐而死。画家王蒙，曾经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等到胡案发后，也因为这些事受到连累，死在监狱里。宫廷画家赵原奉朱元璋的诏令画历史上的圣贤像，由于没有按照要求，受到严重惩罚。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出了些差错，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为恼火，将其抛尸街头。
据说，方孝孺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此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也就是说，当时的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不仅这些低级别的文官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就连那些一直追随在朱元璋左右、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能逃过劫难。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当数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过早去世落了一个善终，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极为讨厌，也找了个借口将其杀掉。第二批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罢官回乡，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牵连进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能够数得着的几大文臣，落得善终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始于热情延请，终于摧残屠戮。但这并不是朱元璋的独创，君王与读书人之间的博弈游戏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上演过。要天下臣民绝对服从皇帝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让他们心口一致地承认皇帝的金口玉言都是绝对真理，这就有很大的难度。更何况像朱元璋这样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即使这些读书人在表面上认同他，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也让他难以平复内心的疑惑。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他考虑最多的还是生存与发展，在用人之际，他对文人士大夫保持了应有的礼貌，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等到开国以后，这些体制内的名士大儒摇身一变，成为他难以轻松面对的权力大佬。在表面上，朱元璋还是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言必称“先生”。比如在《慰刘基书》《谕刘基书》中，他称呼刘基为“老先生”，甚至用“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这样的客套话。双方都明白，那种和谐的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朱元璋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这时候读书人的利用价值已经远远地小于他们所带来的风险值。他担心他们会暗中集结，凭借着他们高人一等的谋略和手段做出伤害大明以及朱家子孙的事。
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每年的这一天，朱元璋都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熟读历史的朱元璋深知，饥饿的农民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千秋万代，他必须重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在朱元璋心中，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模式。简而言之，那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从登基之日起，朱元璋就一直在为这个理想不知疲倦地努力着。
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帝国而言，农业事关农民的温饱，农民的温饱则事关天下太平。朱元璋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想象力，就可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农民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
——是乐土，还是险途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江山易手，现如今的朱元璋成了当家人。前朝税赋之重他比谁的体会都深刻，如今轮到他坐了江山，才知道减轻百姓赋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多难。供养知识分子需要花钱，供养武人需要花钱，安置皇室宗亲也需要花钱。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困苦，是大明这个大帝国的一种宿命。所以要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发展不是只有权贵和富人发大财，就算富人和权贵吃大鱼大肉，但也要让穷人们有一口汤喝。如果他们连汤都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弄到最后谁也没有肉吃没有汤喝。朱元璋一生都难以忘记淮河边那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如果不是因为他，那里只是中华大地上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当元军攻占濠州的消息传至南京。朱元璋每日忧心不已，这时候天下已有大半被他收入囊中，尽管如此，濠州陷落还是让他的精神世界受到重创。那一刻，他不由感慨：“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
一个月后，在朱元璋的催逼之下，红巾军又重新收复濠州。虽然军务紧急，可思乡之情还是让他难以自持，他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故乡。见到昔日的乡亲，让他百感交集。就算是面对当年的仇人刘德，他也有如见亲人的感觉。要知道，在朱元璋父母去世后，他和哥哥曾经登门求他能够施舍一块坟地埋葬也无法得以实现。看着昔日的仇人跪在自己面前磕头如捣蒜，朱元璋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将其拉起，宽容了他。朱元璋说：“你不必如此，我不会计较。当年你所作的一切，也是人之常情，你又怎知道我朱元璋今日会成就大事。如果你知道今日，也不会那么做的。”
在离开家乡前，朱元璋宴请父老乡亲。他动情地说：
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
走在故乡的田野，路转溪桥、竹外桃花，朱元璋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但这样的心情很快被一幅人力拉犁的画面破坏。老者在后面扶犁，青年夫妇和几个孩子在前面背着套绳，他们一律弯着腰，身子向前倾过去，和地面保持一个相对危险的距离。淮河两岸多硬质黏土，天一旱，地面就硬得像是一块石板，犁铧在上面划出浅浅的痕迹，而人只能艰难地向前使力。这样的画面让朱元璋心情黯淡，这一幕对他来说太熟悉不过了。江南地区的地租通常是四六分，如果佃户使用地主家的耕牛和农具，则地主取七成。还有些贫穷的佃户，连农具和种粮也要地主提供，则又要减去二成，这些人辛苦一年，最后只能得到一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用人力拉犁。对于这些贫苦农民来说，这样做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力气和汗水。
贫瘠的土地和更贫瘠的脊梁，在朱元璋的眼里，那绝不是让他能够欣赏的风景，而是帝国的病灶。濠州这块土地贫瘠得本就长不出多少庄稼，又加上淮河泛滥，可谓十年九荒。朱元璋在此留下的记忆，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但是回到这里，朱元璋的内心还是感觉到温暖。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一生都难以割舍的乡情，一个人在外面世界感受人性的冷酷，而故乡带来的永远是恬静与舒适。
野史记载，朱元璋即位后，对凤阳的乡亲“赐朱户”。也就是允许他们在茅屋外墙、门窗上涂上红色，不必纳粮当差，将他们视为皇亲国戚。因为自己落难时，曾蒙邻居季爸爸、王妈妈照顾，当了皇帝以后，命工部为他们造房屋，给他们的儿子安排工作，还把季爸爸、王妈妈带到南京宫殿，设宴款待。开国之后，朱元璋提出一个令天下臣民感到震惊的计划，那就是在凤阳建立中都。经过百万民工六年时间的艰苦打造，中都已初见规模。由于有匠人心怀不满，在宫殿的一些重要部位实施了“厌胜法”，他最后只好废弃这座耗费全国财力建造的新都。
洪武三年（1370年）初夏，天气大旱。朱元璋领着子女以及后妃，穿着麻衣草鞋从皇城步行十几里前往山川坛。他共有四十六个后妃，二十六个儿子和十六个公主。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生育能力旺盛之人。对于帝王来说，繁衍生息固然是头等大事。不过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家族会在百年之后繁衍到八千多人。作为皇族成员，这些人都是由帝国的财政养活，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养活朱明皇族所耗费的资本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军费。朱元璋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天下苍生祈雨，以缓解严酷的旱灾。历朝历代发生类似的灾情，那些有道君王都会选择在旱灾发生时举行祈雨活动。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天灾人祸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所以他的做法并不仅仅只是演给天下臣民看的一场真人秀。
朱元璋登上祭坛后，敞开上身，像一尊罗汉似的盘坐于青石板上，将自己的身体曝晒于炎炎烈日之下。儿子们也都模仿他的做法虔诚地陪侍左右。马皇后带着后宫嫔妃，在祈祷现场临时搭砌的灶台上烧制农家饭。麦饭菽豆煮熟后，皇太子先捧过一碗给朱元璋品尝，然后一家人坐于烈日下吞咽粗糙的饭食。这种状态一直要持续三天，白天袒背曝晒，夜里原地和衣而卧。老天爷或许真的被朱元璋的诚心感动，居然下起了大雨，几个月的旱情得以缓解。
朱元璋来自贫民阶层，亲历田间农事，深知物力维艰，更了解民间疾苦。在他二十五岁以前，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饥寒交迫。在经历了从游民到帝王的身份转换以后，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应了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有人说，人性的欲望就是由空荡荡的胃传导给这个世界。像朱元璋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家庭里的孩子，生来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即使是这最粗糙的粮食，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灶上支起的那口破锅，一年到头也难见一回荤腥。这当然并不是朱元璋一家一户的状况，而是多数农民乱世里谋生存的最为常见的景状。
河南蒿县一个姓刘的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身上穿着打了补丁的官服，心里很是高兴。他说：“官员们往往为了锦衣美食去侵害百姓，像这个蒿县典史如此贫寒，居官能不清廉吗？”朱元璋命赐予布帛，以资鼓励。对那些衣着华丽的人，朱元璋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一日，他在奉天门外见着一个散骑舍人穿着一身华美服装，就问他置办这件衣裳花了多少钱。对方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贵，只用了五百贯。朱元璋闻言大怒，当场训斥道：“尔不闻农桑勤苦，置一衣乃至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年的过活。骄奢如此，岂不是暴殄天物！”
朱元璋经常对大臣们说：
节俭二字，不但为治天下者所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若日用无穷，费用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公帑，剥削百姓，皆源于此。
少年时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当政后的治国理念，他生来是一个赤贫者，是最接近社会底层的人，遭受过人间最为惨烈的困苦。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念叨，自己在乡下时，经常会看到官吏饮酒作乐、不务正业、欺压百姓，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会公然把救济粮贱价卖给大户。对佃户的租子，他们会千方百计搜刮盘剥，这些人这些事让人可恨。每每想到那一幕幕的过往岁月，朱元璋的心里就会升腾起愤怒之火，恨不得拔刀杀了那些人。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年辛苦到头，种庄稼、纺织布匹，忙到最后的微薄收入也只能用来抵债。田地里所种的庄稼还没收割，机杼上所织的布匹还没取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年到头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粗粮，做的是最为艰苦的劳动。
朱元璋把亲身经历的这些场景、眼里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深深地烙在自己的心里，融进他的治国理念。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始终没有忘记当初身为农民的悲苦岁月。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尤其痛恨那些寄生虫似的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一种刻骨的偏见与仇恨。朱元璋是在乡村生活中长大，在他的执政理想中，最幸福的农民生活应该是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而不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家破人亡。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对大臣们发过一段警示之语：“天下刚刚稳定，老百姓财力都很困难，因为打仗，让他们损失严重。这就像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乱摇晃它，你不能动它的根。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靠廉洁，靠禁止贪暴，要爱惜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在取得政权、一统天下之初，朱元璋经常下令免征一些地区的粮税。他也曾在享受帝王尊荣的时刻，突然想起父母当年吃糠咽菜的苦难岁月，这时候他会无法自控放声大哭。
按照皇家传统，皇帝生日这一天应该是万寿节。遵循帝国礼仪制度，文武百官都要在正殿举行朝贺，如果赶上皇帝心情好的话，百官还可以齐聚一堂享受帝王寿宴，拿到一个大大的红包。如此群臣欢宴的场面让朱元璋极为反感，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奢靡之风，连续十几年都拒绝行此典礼。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奢华的设计取消，多用一些庄重简朴的图画。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画上稼穑图，太子东宫的整面墙上要画上朱元璋的个人生平事迹图。在皇帝的起居办公殿堂内，全是用朱笔写的治世格言，一字一句令人警醒。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只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在政事闲暇的时候，自己时常来到这里看太监宫女汲水灌园、捉虫除草。车、舆、用具该用金银装饰的，全都改用铜。在朱元璋看来，忘记自己的布衣身份，意味着背祖叛宗，是一种天大的罪过，是会遭到天谴的。如果今日的朱元璋还是农民，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之人，因为他生来就成长于一个勤劳本分的农家。年轻时候的痛苦、父母一生的凄惨，给他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挥之不去。
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全国很多地方都遭受了旱灾。这让朱元璋想起至正四年（1344年）前后，大旱连年、瘟疫不断的可怕情景。朱元璋祭告父母亡灵，请求他们在天能够护佑自己。想到父母在时，自己没有机会尽一天的孝道，他的内心会隐隐作痛。而今父母已不在人间，自己就是贵有天下、富有四海，也难以弥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如今他也只能通过这种外在形式，使自己的内心得到一时的宽慰。
除了按照传统的礼制在宫城外建立太庙，每逢初一，摆上新鲜的食品供奉祖先之外，朱元璋还在宫城内建了一座奉先殿，专门用来供奉朱家的列祖列宗。每天早晚，他都会率领诸子亲王前往此处拜祭，皇后则带领各宫嫔妃按时供膳，如同侍奉生者。朱元璋亲自撰写祭文，每日早晚各两次面向苍天诵读。祭文大致内容是：虽然儿子有过错，但当年二老吃草根、糙米的艰难始终不敢忘记。今日，儿臣愿意率领妻妾在半月内吃草根、野菜、粗饭，与百姓共甘苦，以反省上天的谴责，并为天下百姓祈福。青少年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而在那个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元末纷乱的时局将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迹，朱元璋这一生将会被牢牢锁定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与懦弱，有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他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由于出身贫苦，幼时受过许多苦难，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后便把自己当做贫困农民的代表，就连下诏书的时候，自己也免不了要表白一番：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境界，决定了朱元璋和农民的关系。如果说他与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应该在于他一生对农业特别关注，对农村特别了解，对农民特别同情。他的一切与农民有关的感叹都发自由衷，如同一个老农站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感叹这一年的收成。
四海苍生，皆吾赤子，爱念之意，旦暮不忘。
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皆吾赤子。
朱元璋总是不厌其烦地在皇子和大臣们面前唠叨：“四民之中，农民是最累最苦的。春天鸡一叫就要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的事……”
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经带着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茅草屋里，与农家同吃同住，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苦。回宫之后，朱元璋问太子此行有着怎样的感受，太子自然是心有戚然。朱元璋告诉他，当年他们老朱家的艰困程度十倍百倍于这样的家庭。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忘记他们的饥寒。否则，于心何忍？他们老朱家当年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所以他更能够感受农民生活之不易。他不允许在自己的王朝里，利益者随便浪费物力财力。他们所挥霍的是民脂民膏，是老百姓一点一滴攒起来的。
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吃穿方面都不太讲究。南京这个地方夏天非常热，朱元璋到各个衙门去视察的时候，通常会搞得汗流浃背。这时候，旁边随从就会给他拿着衣裳，这件湿了然后换另一件。或许是旁边的官员看朱皇帝换下来的衣裳没有一件是新的，就在私下里议论。这样的话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并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自己为官员做出了榜样。朱元璋告诉他们，虽然他今天已经富有四海，但是他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更加管束好自己的内心。朱元璋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所以能够体会百姓的疾苦。你们给朕记住，在朕的王朝，奢侈与腐化是当权者最大的犯罪，朕绝不允许官员有此恶念恶行。
朱元璋还说，自己虽然是朱明王朝的皇帝，但是在铺张浪费这件事上，他也没有任何特权。皇帝的嗜好至关重要，往往会引领社会风气。楚王好细腰，会饿死天下多少好姑娘。崇尚节俭，能够滋养一个人的品性，如果崇尚奢侈糜烂的生活，整个社会肯定会走向道德败坏，君臣也会跟着腐化堕落。
开国之初，湖广官员千里迢迢跑到南京向皇家进献竹席，朱元璋怕就此打开进奉之风，下令全部将其退回。后来金华又进贡香米，虽然他也觉得香米的确好吃，但是接受进奉会给地方百姓增加负担，朱元璋也禁止了。朱元璋在后宫的园林中辟了几十亩地用来种庄稼，每当耕耘收获季节，他都会带后妃和皇子们亲往观看。朱元璋不太喜欢饮酒，虽然能喝一点点葡萄酒，但是没有酒瘾，更没有酒量。起初太原进贡一种葡萄酒，他下令不要再进贡了。山西潞州进贡人参，也被他取缔了。他认为采人参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么做实在是劳民之事。国家的职责在于养民，不能因为皇家的挥霍享用而劳民。
洪武七年（1374年），西番酋长进贡葡萄酒，朱元璋赏赐给酋长一些绸缎衣物，但是把酒退了回去，让他们从今以后不要再进贡。他对中书省官员说：“饮食衣服平常够用就行了，额外的追求只会带来无穷的祸害。元朝时期，西域进贡葡萄酒，使者络绎不绝，沿途百姓饱受痛苦，朕岂能再以此殃民。”回族商人进贡一种香料叫阿刺吉，汉语叫蔷薇露，说是能够治疗心病，还可以调制香粉。朱元璋也予以拒绝，他说：“中国治心病的药物很多，这种东西不过是修饰容颜的，用它只能助长奢侈之心。”
有一次在宫里，他看见几个宫女往地上扔了一缕丝线，就将她们喊到面前，问她们这是谁扔的。并警告她们，这是老百姓的血汗，下次如果再扔，重罚不饶。还有一次，朱元璋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鞋，下着雨踩着泥水，毫不爱惜。他警告他们，这样不爱护老百姓提供的衣服、鞋子，是一种犯罪。老百姓的血汗不能让你们随便糟蹋，下次再犯，重责不饶。
朱元璋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节俭，固然有开国君王的政治秀成分，但更多是与他的穷苦出身有着很大关系。朱元璋身上具有倔强难制的性格，以及超乎常人的约束力。其实他的治国理念，除了对待官员的铁血一面，还有对待老百姓温情的一面，他真的不愿意浪费民力和钱财。
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三年考满，州官给他写的考核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这个马亮出身于商业世家，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并不是通过科举进入洪武体制内的，而是经过县、府、州层层推举，然后被朱元璋钦点为日照知县。
知县的首要任务是无条件执行朝廷颁布的休养生息政策，抓好农业生产。可这个马亮上任后，一门心思想调整到督运部门工作。督运是朝廷的重要经济部门，主要管理全国商业。马亮上任后，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他频频插手日照督运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商业发展上，做了不少大事儿。朱元璋在获知马亮的事迹后，特批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当县令者首先务此两样。该县令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也就是说，当县令不发展农业，不兴办教育，只擅长督运，是本末倒置，万万不可取。
朱元璋对洪武年间的官场规则还是了若指掌的，督运是朝廷的经济部门，如果一个官员能够谋得此处当差，发财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县令则是苦差事。州官给马亮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确，也就是希望能够将他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那些跑官要官之人，更痛恨地方官员不懂农业与教育，一天到晚只想着得好处、捞钱财。马亮的这一做法，让朱元璋大为不满，以渎职罪将其革职，且永不叙用。
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有所改观，扰农事件还是屡有发生。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比谁都明白：一个王朝政权的稳定，往往取决于农业社会的祥和安静，毕竟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农民的比例要占去百分之九十以上。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视为与整个大明王朝为敌。朱元璋和智囊团的那些高参对于开国后的未来社会不可能提出新的理想方案与新的设计，他们所向往的还是恢复被元朝统治者和战乱所破坏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没有激烈的兼并、没有巨大的社会动荡的破坏，尤其是统治者不对它们做过多的干扰的情况下，它基本上能够保持一种稳定性。如果上层建筑能够与其发展相匹配，它也不会自发地与政权对抗。更何况，小农的分散性及其生产规模的狭小和个人拥有财富过少也形成不了与政权对抗的力量。
在分配帝国利益这块大蛋糕时，朱元璋首先将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对待官员的严刑峻法不同，对于农民，他始终给予特殊的关照。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所向往的“理想国”正是他这个农民皇帝的奋斗所在。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皇位已经达到了个体生命的巅峰。但是作为一个君王，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社会。
早年的卑微出身，使得朱元璋深深体会到一个小民要想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所要付出的痛苦与艰辛。在当了皇帝之后，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官员面前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朱元璋这是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他说自己是天下之主，凡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住不上房，都是他这个做皇帝的责任，他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或许是长期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缘故，朱元璋执政时期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农民疾苦的无比同情；二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仇恨。他将“安民为本”作为自己施政的中心要务。每遇灾荒之年，他就像是一个靠天收的农民那样变得焦躁难安，少年时的灾荒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灾荒认识最为深刻的一位君主。
他将民心视为天命所在，将民心视为朱明王朝能不能维持长久统治的根本。历史上那些短命王朝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走到灭亡的境地，究其原因，还是失去民心。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由衷地发出感叹：“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
洪武五年（1372年）腊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南京的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他们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一边蹚水一边用手在浑水里摸，当时的南京已经冰冷刺骨。朱元璋问身边随行的官员，这么冷的天这些农夫在水里摸什么，是在捞东西吗？身边人回答朱元璋，这些农夫在这里是给官府做工，可是督工的官吏把他们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一定是农民得罪了那些督工的官员，督工的官员才会如此惩罚。可是工具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好比战士的武器。正因为如此，这些农夫才会冒着严寒在冰水里捞工具。
朱元璋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然后派人去把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叫来，痛打了他们一顿，并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责罚他们。这些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这里服役。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劳作，手脚都皴裂了，你们不但不同情他们，还把他们的工具扔到冰冷的水中，你们怎会如此狠心？要是这些农民是你们的父兄，你们也会如此对待他们吗？
朱元璋命这些人赶快去为他们打捞，并且赏给农夫一些锄头和工具。他对当时的随行官员汪广洋说：“像这样的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还觉得冷，可是农民还在做工，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非常可怜。”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的农夫一律停役，放假回家。此情此景，难免会让朱元璋想起寒微之时，那些遭遇兵荒饥馑、靠野菜度日的苦难岁月。即使已经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曾忘怀。他做出规定：“凡是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员不及时上报的，如有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
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朱元璋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都要向他请示而后执行，只有在救济灾民这件事上，他们才可以先采取行动后向他汇报。朱元璋曾经认真地算过一笔账：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除了这些应急措施，朝廷还建立起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这些福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朝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
严格说来，朱元璋应该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农民皇帝”，虽然他当初以开创大汉王朝的刘邦为自己人生的奋斗榜样，但是他与刘邦有着很大的区别。刘邦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只能算是一个民间社会的流氓式人物，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泗水亭长的职位。
朱元璋一生都没有改变自己身上的农民本色和农民作风。在许多日常细节里，他会为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而处心积虑。在内心世界，朱元璋总有一种感觉，帮助他们就能够在冥冥之中改变当年父母兄弟的生存状态。
朱元璋语重心长地告诉那些大臣，他说：“昔日，在民间看到那些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情绪，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去死。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要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这样的人。”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曾经反复向各级官吏们灌输一个理念——官不扰民。在他的意识里，官民之间如果发生矛盾，责任一方在官而不在民。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官民冲突，朱元璋的惩治手段只会用来对付体制内的官员而不是平民。各司府州县，如果遇到公务需要差遣平民，官吏只允许拿差牌到平民家中去传唤。如果传唤三次不到，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捉来之后，必须询问他为什么没来。朱元璋担心这些农民可能只有夫妻二人，为了生计而出门劳作，或有急事不在家中，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农民的罪过。如果对他们加罪，就是在虐待农民。
每每回想起三十年前，父母生病无钱救治的悲惨情景，朱元璋都会心如刀绞。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平民阶层中，朱元璋尤其厚爱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孤寡老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老人更需要来自朝廷的优抚和安置。他先后出台过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三大福利政策，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朱元璋做过流浪汉，对于那些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养济院用来收留城市中的孤寡老人和赤贫者，每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则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漏泽园用来埋葬那些死后无钱无地安葬的老人。惠民药局用来收留那些有病而无钱医治者，免费给予医药治疗。
大才子解缙曾经给朱元璋提供了一幅完美的太平图景——《献太平十策》，他是根据《周礼》的记载描绘的。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幅美好的图景虽然与朱元璋的理想国相一致，但是他比谁都清楚，过于理想化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也只能结合实际生活，加以修正完善。
——最后的乌托邦
洪武元年（1368年），刚刚登基的朱元璋曾经与刘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刘基：“如今，天下已平定，我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怎样对待天下百姓？”
刘基回答道：“两个字就可以解决陛下的心头所忧，那就是‘宽仁’，对待老百姓要宽仁，国家要实行宽仁的政策。”
刘基的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朱元璋却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一味地实施“宽仁”与他的治国理念还是有些出入的。这些年来，他跟着这帮书生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入得了脑，可实在无法入他的心。这宫墙内外也不乏道观庙宇，可是身为君主，他又不能领着一帮皇亲贵族天天沉溺于此。他知道，他和他的继承人们无法成道、成佛，至于能不能成儒，也只能另当别论。
回到现实，他面对的还是这么一大摊子麻烦事。在他看来，一个君王不想着去施恩惠，只是在那里空谈宽仁，是没有任何用的。宽仁是什么？它是建立在有利于民生、体恤民力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做到勤俭治国，老百姓就会贫穷；如果不能够体恤民力，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国家不实行教化，老百姓就会不知道礼义；如果不禁贪暴，就会失信于民。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
在与刘伯温谈话之后，朱元璋与时任中书省长官的胡惟庸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对话。朱元璋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居所者，朕常思如何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小民之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人，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每见此状，心常凄恻。故吾躬提军旅，誓清四海，以安百姓。今朕代天理世已数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更改朕之初衷，于代天行道，亦不工耳。其令天下郡县，查访穷民无靠者，月给以衣食；贫困无依者，给以屋舍。
原来当皇帝也没有那么难，朴素的道理连大字不识的农民都知道。一个君王不需要苦心经营，只要愿意去做，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一刻，朱元璋似乎悟出了治国的真义。记得那年，他们老朱家断粮已有半个月，父亲朱五四去地主刘德家借粮，结果被羞辱得恨不得一头撞死。哪怕刘德当时将家里喂牲畜的粮食施舍他们一些，爹娘也不至于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死。那些有钱的大户没有一个是心怀慈悲的，在那饥荒年月，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你饿死路旁而见死不救，尽管他们的餐桌上有吃不完的大鱼大肉。朱元璋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天下大同、人人均等的国家，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社会。天下百姓听到朱元璋这句话，岂能不欢欣鼓舞。自古以来，农民始终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民中的鳏寡无助者，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朱元璋倡导要让这样一些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朱元璋曾经对官员们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那些富民往往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勾结官府欺压良善。对于富民，朱元璋始终怀有一种敌意，在这一点上他无法欺骗自己。为富者多不仁，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少年时的生活经验和自己的治国理念纠缠一处。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把浙西的富民召到身边训诫了一番。朱元璋诘问，你们能够在乡里收受田租安享清福，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古人说，人人都想享福，如果没有人管理，这天下就乱了。如果天下无人管理，就会造成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你们这些富人不能安享清福，贫苦百姓连生活也无法保证。今天为你们立法定制，只要你们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就能够保护你们的身家和财富。你们不要欺负弱小，不要兼并穷人的田地房产，不要虐待小孩，不要欺负老年人，要孝敬父兄，要和睦亲族，要周给贫乏，对那些贫困的人给予帮助，在乡里不要胡作非为，要和气，要谦逊，这样才是一个良民。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就不是良民了。
除了将那些有钱人强行迁徙之外，朱元璋还借着几次兴起的大案，将矛头指向民间社会的豪民巨室。江南地区富庶，那里的大地主也多，自然成为朱元璋重点打击的目标。凡被牵连者，多被抄家杀头；发展到最后，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基本上也都破产了。
对于豪宗大族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富农，朱元璋所采取的手段是严酷无比的。对这一群体的反复打击是前朝从未有过的。打击对象主要集中于那些气焰嚣张的地方豪强，虽然手段偏激了些，但实际效果却是明显的。贫富差距逐步缩小，社会趋于稳定，遏止了土地兼并。
朱元璋的骨子里始终住着一个小农，其中存在着小农社会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对于地主豪强的打击，使得那些阻碍皇帝实现政治理想的绊脚石被一一清除。倘若朱元璋的青少年时期不曾经历过那样的苦难，就没有人会相信像他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铁血帝王能有如此温暖的情怀。
朱元璋是农民的儿子，他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模式：帝国的所有农民，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缴纳皇粮——完成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大明王朝最忠实的良民。
在朱元璋的国度里，他容不下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他认为，这些人必须为自己的放纵无度付出惨痛的代价。为此，他在全国每个乡村都设立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写在亭中，以此张扬人心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去，第二天可以接着再审。而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会被写于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
每年的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的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在那个时间里，全体村民都会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而所有行为不轨者也会在这里接受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会被定为“顽民”，扭送官府接受强制教育，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会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而那些被推举出来主持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他们也会受到惩罚，严重者同样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朱元璋同时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朱元璋报告。如果朱元璋得知地方官员有干预乡村之事，涉事官员将会受到严厉惩处。这种双轨报告机制，能让各级官员处于一种自控状态。朱元璋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在中央位置摆放一面鼓。每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都是由老人负责。那些懒惰不愿意下田的人，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就会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会受到惩罚。
朱元璋虽然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但是他早年所处的阶层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民阶层。一个皇帝要想天下太平，首先就要让这一阶层的民众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生活。如果当年的他能够混上一口饭吃，是绝对不会去干造反之事。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他要打造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平均化理想国，每一个成员有着接近的财富，人与人之间不会盘剥，不会相互倾轧，更不会大鱼吃小鱼似的融合。每个人安心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没有非分的要求，更不会自发组织起来。朱元璋在诏令中规定：如今天下已经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分内之事，做到丰衣足食。
朱元璋当时还做出一项规定，要求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用来解决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渡过饥荒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大明经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事对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全家流放边疆。松江府（上海松江）治下，这里曾经是朱元璋的死敌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一直对当地老百姓拥护张士诚的做法耿耿于怀，他甚至曾经产生过“屠其民”的念头。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个想法，但一直心存芥蒂。也正因为如此，等到开国后，他将苏州、松江地区作为高额赋税区。如此沉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无法支撑。那些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就开始向丝绸发展，苏州由此成为全国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至此，朱元璋在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已经算是尽心竭力。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认为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他还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他要让天下人知道，什么才是帝王心思。
晋王府的致仕官员长史桂彦亮曾经上书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太平治要》。其中第一条就说“法天道”，具体内容是：“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顺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大明开国后，朱元璋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整治那些贪官污吏，整治官僚队伍。他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民之意，也是为了保证他的朱明王朝能够传之久远。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王朝的体制内养的都是贪官污吏，这天下又怎能实现长治久安？
早在北伐元朝时期，朱元璋就曾经在他那篇著名的讨元檄文中向天下人承诺，自己起兵为的是“陈纲立纪”。何谓“陈纲立纪”，也就是建立制度、规范秩序。这闹哄哄的天下，若是人心失了规范，礼仪失了尊卑，道德失去标准，那么这天下还是太平之乡吗？正因为如此，他在洪武初年就提出先正纲纪、纲纪先礼。洪武年的制度建设，不仅局限于官僚队伍，更主要指向民间乡里。对于民间而言，恢复纲常秩序，就是推行礼仪教化。在朱元璋看来，礼仪教化事关国家政权的安危。元朝为什么会走向败亡，就是因为没有抓好礼仪建设。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
洪武初年，朱元璋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礼仪建设这项工作中。先后制定了《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法制节文》等各项制度。他的这些礼仪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驯化人的精神要比控制一个人的身体更难，也更有效。想想也是好笑，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居然在他的国度里，教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全国上下“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他还将“首重农桑、学校”写进了大明治国纲领之中。他对诸皇子的教育特别看重，在宫中专门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典籍，同时征聘天下名士大儒来教育太子和诸王。在中央设立了国学，或称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各级地方也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没有例外。在校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朱元璋亲自把关编订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大明律》。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整理发布了《大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法制教育，用血淋淋的案例警戒天下臣民。同时他还编著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姊妹篇，用以教育官员和百姓。这些书都是朱元璋亲自编写的，为了让天下臣民能够原汁原味地接受他的思想，书中文字都是朱元璋平日使用的凤阳方言。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人人都要学习书中内容。同时规定，官府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教书先生要将这些书作为教材使用。有一年，朱元璋诏令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进京接受他这个皇帝的赏赐，将近二十万名师生在这一年蜂拥进入南京城。
朱元璋告诉他们，自己编写这些案例不是吓唬他们，更不是为了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是出于对他们爱护，使他们了解趋吉避凶之道。他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的，就可以不犯法，就可以保护自己。天下哪有绝对的自由，连做皇帝都是不自由的，何况是那些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
也有人说，朱元璋编写的这些书毫无意义，只是吓唬人的玩意。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大诰》的推广和学习，民间社会的犯罪率大幅降低。那些在《大诰》里记载的各项严刑峻法都未曾轻易使用。如果一个罪犯家里藏有《大诰》，那么他就可以罪减一等。发展到后来，官府衙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时候，也就不再询问当事人是否藏有《大诰》，而是一律按家里藏有《大诰》减刑去罪。
为了把教化推行到乡里，朱元璋还弄了一个《教民榜文》，也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通过大面积地张贴、宣传，让老百姓普遍知道《教民榜文》的内容，榜文并不复杂，只有短短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张《教民榜文》不仅要张贴在村子最显眼之处，还要进行宣讲。宣讲之人手持木铎，嘴里呼喊着《教民榜文》，这种仪式每月不下于六次。天地如牢笼，何处得自由？朱元璋要使整个社会的底部成为一个碗底式的牢笼，让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一潭死水，让整个社会成为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所谓的帝国底部，也就是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朱元璋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全面释放与展开。他留给世人的身份标签，如今只剩下一种，那就是皇帝。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已经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
为扭转元朝末年混乱不堪的官场风气，朱元璋亲手编订了《诸司职掌》《责任调例》《到任须知》等规章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和禁令。朱元璋在底层生活过，他知道，一个官员的好与坏，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与老百姓联手监督官员。朱元璋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他这个皇帝。他希望能够发动那些低层民众站起来，能够帮助他这个皇帝鉴别地方官员的善恶廉贪。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他对百姓冷暖的关心几乎无处不在。而他对那些地方官员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