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的主人是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在位25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帝（在位30年）、清文宗爱新觉罗·奕咸丰帝（在位11年）、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在位13年）、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在位34年）、清末帝爱新觉罗·溥仪宣统帝（在位3年），共116年[嘉庆元年至宣统三年（1796～1911）]。
另，第96、97、98、99四讲带有综合性、总结性，附于本部分。
这个时期，清朝由衰转亡。内忧外患，乱象四起。它包括：
宫之忧：嘉庆宫忧是大内两次遇刺—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未有之事件；
国之忧：五省白莲教民起义，动摇了皇清的社会根基；
外之忧：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这标志着清朝已近日落西山。
本部分为86～99讲，重点关注清朝面临衰亡的症结是“心衰”—作为清朝最高统治核心的慈禧太后，带着六岁的同治、四岁的光绪以及懿旨三岁的宣统，去面对美国林肯、英国女皇、德国俾斯麦和日本伊藤博文。朝廷顽固保守，拒绝改革，漠视民意，悖逆潮流，无能无知之辈当国，阿谀谄媚之臣主政，帝国大厦倾倒，大清国祚覆亡。
北京故宫平面图
顺贞门
② 隆宗门
③ 毓庆宫
乾隆帝处理同近邻的关系，很有经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却很陌生。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是他处理中外、东西关系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我在前面说到，17世纪40年代，在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两件重要历史事件：
明朝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今景山公园），自缢身亡。五年之后，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名市民走向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在中国，清承明制，中国仍沿着封建体制“路线图”运行。到乾隆时期，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继承并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清代的“康乾之治”，被称为中国皇朝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但也潜藏着“盛世的危机”。
在英国，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决处死后，英国历史，几经曲折，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运行。就在乾隆朝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一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二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三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大事加上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再加上后来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清同治十年）德国统一，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其中，英国走在西方的最前列。
中国和英国这两艘巨轮，在时代浪潮的航行中终于靠近。
英国先后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军舰游弋，称霸海上，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但英国是个岛国，要拓展海外贸易，进行殖民扩张。英国人早在明崇祯年间，就曾抵达澳门附近的横琴岛。明末，他们将船驶向广州，闯入虎门，声言求市，同守军交火。事后英国派人到广州谈判失败后，英军占虎门炮台，明军进行反击。英舰失利，退回澳门。明廷规定：“英商永远不许来广州。”英国想用武力打开明朝大门的举动失败后，便改用外交手段，以达到在中国通商与殖民的目的。但是，明廷的闭关政策，是英国实现上述目的的障碍。
清统一台湾后，放宽海禁，允许在广州、漳州、宁波等四个口岸对外通商。后英国在广州建立商馆，又想在广州以北开港。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武装商船驶至宁波，引起乾隆帝的关注。乾隆帝阅兵巡防，随后下令只准英商在广州贸易。英国想通过同乾隆帝进行谈判，取消清廷对英贸易的禁令与限制。于是，英国决定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外交使团访清。
马戛尔尼（Gee Maey,1737～1806年），曾任英殖民地马德拉斯省总督、驻俄国彼得堡公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外交官。这个使团以向清廷“进贡”和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乘坐装有64门大炮的第一流军舰“狮子”号，载着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军事、化学、天文、历算、制图、航海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官兵等，共800多人，还有600箱礼物，自英国朴次茅斯港起航，经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海，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二十一日过澳门。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报英使马戛尔尼的到来。船队经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北上，于八月初五日（9月9日）在天津大沽登陆，通过运河经通州到北京，应乾隆帝邀请到避暑山庄。
清帝同西方国家打过交道，如顺治帝同耶稣会士汤若望交往、康熙帝同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帝同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等。但是同西欧外交使团正式接触，乾隆帝缺乏经验。
乾隆帝下谕隆重接待英国使团，指示直隶总督梁肯堂和长芦盐政征瑞接待英国使团。使团沿途受到各地接待和款待，一次就给使团送去牛羊猪260头、鸡鸭200只、面粉160袋、大米160包、茶40箱，以及蔬菜、瓜果、酒类等，装了七船。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看到英国使团的礼单，首先是觉得礼物并不像自吹的那样，天朝原亦有之；特别是看到礼单内有“遣钦差来朝”这样的话，认为不可。该国遣使入贡，怎么会是钦差？于是将使团的正副使臣称为贡使。这样，英国礼物也就变成了贡物，是向皇帝进贡的贡物。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
接着问题来了：既然是贡使进贡，乾隆帝下谕给总督梁肯堂和盐政征瑞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见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亦同此礼。
梁肯堂和征瑞在陪同使团往避暑山庄路上，劝说马戛尔尼，先派出官员给使臣做跪拜示范，又安排传教士当着使臣面给征瑞行礼。经过训练，征瑞觉得可以了，奏报乾隆帝说，使臣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军机处通知征瑞：该贡使到后，先学习礼节，跪拜娴熟，方可瞻觐。
事实上，马戛尔尼仅答应以觐见英王的礼节来觐见乾隆皇帝，拒绝学习三跪九叩的跪拜礼。他们为此写了致大学士和珅的备忘录请征瑞转递。备忘录提出，可以按照中国提出的礼节谒见乾隆皇帝，但条件是乾隆帝派一名跟马戛尔尼同样级别的官员，穿着朝服在英王画像前行同样礼节。马戛尔尼坚持他是西方一个独立国家所派的钦差，和中国的附庸国家所派的贡使完全不同，所以拒绝行中国的礼节。
马戛尔尼一行到承德后，以疲劳为由，仅派代表特使谒见和珅，并把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件的翻译件交给和珅过目，根本不理睬征瑞的劝告。乾隆帝对此很不高兴，下谕减少供给，取消格外赏赐，在万寿节宴会后就让他们回去。乾隆帝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
眼看使团就要被遣送出境，于是马戛尔尼和清朝大臣密商，终于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王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清晨，盛装的英使、王公大臣、蒙古诸王等齐集万树园。至时，乾隆皇帝在礼乐中升座。由礼部尚书引导马戛尔尼到御座左首，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行双膝跪之礼后致辞，并呈递英王国书给乾隆帝。乾隆帝以玉如意回赠英王，又分赠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绿色如意。他们二人又以金表和气枪回赠乾隆帝。觐见仪式完毕后，乾隆帝赐宴。第二天，乾隆帝命和珅、福康安陪英使游览避暑山庄。十三日，乾隆帝八十三岁生日庆典，马戛尔尼又随同王公大臣等到澹泊敬诚殿，向乾隆皇帝“行庆贺礼”。当天举行八旗军队参加的阅兵盛典，还有歌舞杂技与燃放焰火等祝寿活动。马戛尔尼在参加上述“万寿节”活动后离开热河，到京师等待乾隆帝回京。
乾隆帝回北京后，和珅同马戛尔尼在圆明园举行会谈。马戛尔尼提出他奉命准备作为英国大使“久驻北京”，英王政府也欢迎清朝派遣使臣到英国的建议等，和珅没有当面答复。会谈后第三天，和珅在皇宫会见马戛尔尼，面交乾隆帝致英王的复信。其来信与复信的主要内容是：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答复：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英方要来宁波、珠山（舟山）、天津开口贸易，答复：皆不可行；英方要求在北京设立洋行，答复：京城从无外人等开设货行之事；英方要求在珠山附近一小岛存放货物，答复：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即岛屿沙洲，亦不便准行；英方要求在广州附近拨给一小块地方居住英商，答复：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等。乾隆帝对英使提出的各项要求，逐一驳回。
九月初三日（10月7日），马戛尔尼带着乾隆帝回赠英王的信件与礼物，离京往广州，返回英国。
由于中、英传统文化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两国利益不同，因而导致彼此观念的冲突，引发礼仪与贸易问题。而这种冲突的扩大与结果就是四十多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
乾隆帝以中国历朝防堵“夷狄”的传统政策，来防堵西方文化的扩张，而且扩张的力量方兴未艾，防堵的力量却日渐减弱，终至会冲溃堤防而泛滥成灾。中国以农立国，对工商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早已陌生，而对科技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更觉新奇。乾隆帝只能略窥一点西方科技的神奇，没有了解并把握中国近代化的契机，这是中英正式接触后，中国方面的最大损失。马戛尔尼一行虽然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但他们获取了清朝的各方面情报，特别是清军装备，尤其是海军落后的情报，为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伏笔。
马戛尔尼进献的火枪
一个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和珅，却得到乾隆帝宠信，是近300年清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件奇事。
和珅的官：武职—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步军统领；文职—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吏部尚书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学职—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石经馆正总裁、国史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钱官—崇文门税务监督、管理户部三库；内职—兼管太医院、御药房事务；爵位—太子太保、伯爵、公爵；“宠任冠朝列”。还是乾隆皇帝的儿女亲家。人们不禁要问，和珅如此得宠，有什么秘诀呢？
和珅从一个皇帝的侍卫为，最后到一人之下，兆民之上，其原因在哪里呢？
和珅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帝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家原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和珅十来岁时，有幸进皇宫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洲、蒙古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岁时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但没有考中举人。虽然如此，和珅因为出身满洲，便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接近皇权的核心入口。这个差事给和珅接近乾隆帝提供了机会，是和珅人生的一个重要。
乾隆帝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和珅呢？野史笔记中有三段记载：
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帝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件事给乾隆帝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一次乾隆帝坐在轿子里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就给接上了，乾隆帝由此很喜欢他。
《归云室见闻杂记》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帝临幸山东，和珅扈从。乾隆帝喜欢乘一种骡子驾驭的小车，“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有一天，碰巧和珅跟这种小骡车随侍，于是乾隆帝与和珅君臣二人，有了下面这段交谈：
上问：“是何出身？”
对曰：“文生员。”
问：“汝下场乎？”意思是你参加过科举考试吗？
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1770）]曾赴举。”
问：“何题？”
对：“孟公绰一节。”
和珅像
上曰：“能背汝文乎？”和珅便随行随背，矫捷异常。
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意思是你可以考中啊！
这次乾隆帝同和珅的谈话，成为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和珅聪明伶俐，又干练潇洒，年轻身健，口齿清晰，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官运从此亨通，青云直上。
和珅既有学问、又能实干，还会权术。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三十五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帝谕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子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乾隆帝曾说：用兵西藏和廓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兼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喇嘛和廓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敕书，用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并把事情都办理得很好。
和珅执掌大权愈久，对乾隆帝的心思揣摩得愈透。他就借此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就尽量帮其打马虎眼，或者故意把事情拖住不办，等乾隆帝慢慢地消了火气，再大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比如极力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加以排挤和打击。如大学士松筠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所以松筠就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任职。
乾隆帝做太上皇之后，仍紧紧把持着实权。和珅审时度势，在乾隆帝与嘉庆帝之间采取四手：第一手是紧紧依靠乾隆太上皇，第二手是讨好嘉庆皇帝，第三手是限制嘉庆皇帝的权势，第四手是防止嘉庆帝日后对自己进行惩处。所以他在乾隆帝和嘉庆帝之间、在嘉庆帝面前和背后，都表现了“两面派”。
和珅在朝20多年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就达50次之多。其原因之一，是和珅对乾隆帝的四点心术：揣摩其旨意，迎合其所好，满足其欲求，博得其欢心。
第一，陪乾隆帝和诗。乾隆帝一生喜爱作诗，和珅为迎合乾隆皇帝的这个爱好，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和珅经常与乾隆帝和诗，历史留下了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折子。
第二，仿乾隆帝书法。乾隆帝酷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模仿乾隆的字，他写的字酷似乾隆。乾隆帝后期的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
第三，同乾隆修密宗。乾隆帝信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帝一起“修持密宗”。
第四，体贴侍奉乾隆。乾隆帝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其照顾、服侍，体贴周到。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帝咳嗽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随着乾隆帝愈来愈老，执政时间愈来愈长，身边的宫女、妃嫔、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所以，和珅对老年乾隆帝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第五，满足乾隆奢欲。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大张筵宴，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大寿，自己六十、七十、八十大寿，大量犒赏，大肆铺张，花费巨大。这都需要大量银子。当时国库拮据，银子从哪里来呢？靠和珅。和珅想尽各种办法聚敛钱财，比如侵吞、贿赂、索要、放债、开店、加税等。对官员也不放过，好官被强制进献，有过失的官被收“议罪银”，用交纳罚银代替处分，这些钱不入国库，而是交到内务府，供乾隆享用。和珅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很快就扭亏为盈。乾隆帝随意享乐，对和珅就更加依赖。
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和珅得宠的秘诀，其实说来也简单，让乾隆皇帝看得见、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左传》说：“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和珅能登上“一人之下”的高位，靠的是紧紧地傍着皇帝，最后也是以二十大罪被皇帝赐死。
正直和奸佞相伴相生。直臣往往身遭劫难而流芳千古，佞臣往往直上青云而被人唾弃。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乾隆帝崩于皇宫养心殿。颙琰即日亲政，是为嘉庆帝。嘉庆帝在办理大行皇帝丧事期间，采取断然措施，惩治权相和珅，举朝上下，大为震惊。短短15天里，就把被先帝恩宠30年的“二皇帝”干净利索地惩治了，举措得体，取得胜利。这是嘉庆帝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唯一杰作。
嘉庆皇帝25年的皇帝生涯，其帝王使命虽是一件一件地解决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也一步一步地使清朝陷入更加衰落的危机。盛世下的危机，嘉庆年间更加深重。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皇宫大内，嘉庆帝居然两次遇险。
清仁宗颙琰像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1803年4月11日），嘉庆帝从圆明园回到皇宫，在进了神武门要进顺贞门时，有一位壮汉突然跑来，犯驾行刺。这就是当年震惊朝野的陈德行刺嘉庆帝事件。
陈德，曾典给镶黄旗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家为奴。松年故去后，十四岁的陈德跟随父母在青州、济南等地，给人服役，或做佣工，辛劳度日，勉强糊口。陈德娶妻后，携妻子到北京，投靠到外甥、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姜六格家。后陈德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办配送嘉庆帝妃子刘佳氏的碗盏等什物。刘佳氏是一位资深的妃子，在后宫很有地位，后来被晋封为贵妃、皇贵妃。嘉庆朝册封为贵妃的，只有刘佳氏一位（另一位贵妃钮祜禄氏是嘉庆帝死后尊封的）。陈德因给贵妃跑腿，而得以进出紫禁城、圆明园。
▲神武门
顺贞门
逛一逛
顺贞门
御花园北门。始建于明初，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上。原称坤宁门，明嘉靖十四年（1535）改称顺贞门。神武门内即顺贞门，是通往宫外重要通道。明朝从此处运送病故宫人。清代皇后往先蚕坛行祭祀礼或往圆明园、寿皇殿等地由此处出入。顺贞门也是清代后宫亲眷奉旨会亲场所。
后来，陈德与妻子典给孟明家做厨役。但妻子病故，留下了两个儿子，他又被孟家解雇。陈德生活在社会底层，贫穷苦闷，作为奴仆，跟官服役，饱尝辛酸，受尽欺凌。陈德看到贵族的腐朽生活，也亲历皇室的穷奢极欲，体察到人间不平，激发起反抗情绪，精神也不太正常，时常喝酒，在院里歌唱哭笑。就在陈德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之时，求签说有“朝廷福分”。他在街上看到黄土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便“起意惊驾”，谋刺嘉庆帝。陈德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痛快，也死个明白。
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进入皇宫东门东华门，又绕到北门神武门，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后，等待嘉庆帝銮舆到来。当嘉庆帝一行乘轿将要进顺贞门时，陈德突然跃出，手持小刀，冲了过来。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嘉庆帝匆忙逃入顺贞门内。在场侍卫、护军多达百余人，都被陈德的突然行刺吓着了，神情惊愕，呆若木鸡，竟然没有人上前拦阻。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等六人，尚属镇定，上前捉拿。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袍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被刺伤。陈德力竭被抓，陈德的长子陈禄儿则乘乱溜走回家。
嘉庆帝对陈德行刺事件异常震惊，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尚书，日夜严审陈德。二十四日，陈德被处以磔刑，立即执行；其长子陈禄儿年十五，次子陈对儿年十三，被同时处绞。
紫禁城内发生陈德行刺事件十年之后，又发生了天理教众攻入紫禁城的事件。
我们今天参观故宫，还可以看到隆宗门的门额上留有清晰的箭痕。相传这是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天理教民众攻入皇宫留下的历史印记。
留有箭头的隆宗门门额
白莲教起事，困扰嘉庆朝。其中一支天理教，在京畿大兴县（今北京大兴区）活动，首领叫林清，他与河南滑县的李文成相呼应，约定九月十五日同时起事，要将嘉庆帝赶出关外，恢复汉人统治。
已投靠林清的八旗汉军正黄旗曹福昌，透露说嘉庆帝木兰秋狝返程，将于十七日抵达白涧行宫，到时留京大臣会出城迎驾；建议是日乘虚而发，成功把握较大。但林清认为九月十五日的起事日期为“天定”，不宜更改。于是决定如期举事，攻打皇宫。
林清倚恃内应太监熟悉宫廷，决定派200人，分作两队—东队进东华门，太监刘得才、刘金为向导；西队进西华门，太监张太、高广福为向导；太监王得禄等则居中应援。并约定以“白帕”为标志，在十四日化装成小商贩等，各备兵器混杂于酒肆、行商中，分别在菜市口、珠市口、鲜鱼口等处会合，待十五日午时一到，即向皇宫发动进攻。林清则在黄村坐镇。
十五日早晨，200多名天理教教众由宣武门潜入，然后分成东、西两队，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午时一到，由宫内太监接应，开始分别攻闯东华门和西华门。
东华门一路，被守门官兵察觉，只有五名起事者闯入东华门内。双方展开激烈搏斗，天理教教众全被擒杀。西华门一路约50人，冲入门内后，反闭城门，向里冲进，沿咸安门、武英门、右翼门到隆宗门。守军发现后，关闭隆宗门，于是在隆宗门外激战。
正在上书房读书的诸皇子闻变，皇次子绵宁（后更名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急命进撒袋、鸟铳、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发现有起事者由廊房越墙，手举白旗冲向养心殿，已经靠近养心门。旻宁“发鸟铳殪之，再发再殪”（《圣武记》）。皇三子绵恺紧随皇兄之后，冲到苍震门，也发枪射击。留京的礼亲王昭梿等闻警，急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1000多名火器营等官兵，调入皇宫内，投入战斗。教众退至武英殿前，寡难敌众，全被擒杀。后经过一番搜索，内应太监也全被擒获。十七日晨，林清在黄村宋家庄被捕。至此，天理教教众进攻皇宫的举事失败。
嘉庆帝在结束木兰围猎后，原定回銮去遵化谒其父乾隆帝裕陵，惊闻宫内之变，改变行程，径直回京。十九日回到北京城，诸王大臣迎驾于朝阳门内。嘉庆帝感慨地说：“此实非常未有之变！寇贼叛逆，何代无之？今事起仓猝，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嘉庆十八年（1813）是癸酉年，这一事件又称为“癸酉之变”。
如果说十年前的陈德行刺案，只是个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癸酉之变使清朝皇帝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大清的江山，发生了危机。
嘉庆帝在回宫的路上就颁布《遇变罪己诏》，称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就嘉庆帝的《遇变罪己诏》，可做几点分析：
第一，态度尚好。嘉庆皇帝这个人，遇到大的事变，总是反省自己。不像有的人，文过饰非，功劳归己，过错责人，甚至不惜伪造文件，表明自己一贯正确。
第二，表彰功者。他说：“绵宁系内廷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一闻有警，自用枪击毙二贼，余贼始纷纷潜匿，不敢上墙，实属有胆有识……绵宁身先捍御，实属忠孝兼备。二阿哥旻宁着加恩封为智亲王。”（《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紫禁城东华门
第三，批评臣工。他说：“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这四个字—因上、循旧、怠惰、玩职，道出其时官场的普遍现象。提出要么“赤心报国”，要么“挂冠致仕”，而不要尸位素餐，误国误民。
第四，泪随笔下。天理教教众，手无寸铁，200余人，攻紫禁城。他说：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未有之事，并为此而“笔随泪下”。真是动了心！但作为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不算英雄。要有气魄、有格局、有毅力、有办法，勇于克服积弊，敢于进行改革。
后嘉庆帝在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讯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命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夹打后处决；继审林清，命将林清凌迟处死，并将其首级送到直、鲁、豫地区示众。此后，处决林清的姐姐、妻子等。
嘉庆帝加强皇城的防卫措施：严密执行保甲法；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出入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守紫禁城内值班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紫禁城西华门
这一年嘉庆帝五十四岁生日，他也没有心思过了。他说：“十月初六日，为朕寿辰，国家典礼，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补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贺，此定例也。今岁突遇此祸，若仍照常年典礼而行，朕实无颜受贺。况军书交驰，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乐乎！”（《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五）
直到临终的前一年，他还在大臣奏折中朱批：“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清仁宗实录》卷八）
皇帝在大内遇刺，大内被外人攻入，这在明清500年紫禁城宫廷史上，先例没有，后例也无。这预示着大清皇朝正在迅速走向衰败。
清道光帝旻宁，原名绵宁，三十九岁登极，在位30年，享年六十九岁。年号道光，意为道统光大。他在历史上有两个第一：清朝唯一以嫡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中国2000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
道光帝旻宁的生母孝淑睿皇后喜塔拉氏，为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尔经额之女。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乾隆帝册为永琰福晋，这年永琰十五岁。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9月16日），喜塔拉氏在撷芳殿中所，生下一位皇子，名旻宁（绵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旻宁六岁开始读书，受到儒家教育，“经史融通，奎藻日新”，以此自诩，学而有成。旻宁十岁那年，有一件吉祥的事。这年，他初次随祖父乾隆帝木兰秋狝。他引张小弓，射获一鹿。乾隆帝大喜，赋诗一首：
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
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
这诗说的是乾隆帝十二岁时，随同祖父康熙帝前往木兰行围，初围得熊，此次旻宁则初围就获鹿，比当年乾隆还小两岁。
旻宁十四岁，祖父乾隆帝宣谕永琰为皇太子，全家大喜。十五岁，双喜临门。正月初一日，嘉庆帝在太和殿登极，成为清朝入关后第六代皇帝，这是一喜。另一喜是嘉庆帝为他娶亲成婚。新娘钮祜禄氏，是户部尚书布彦达赉之女。因为父亲做了皇帝，自己的妻子便被册封为嫡福晋。
旻宁十六岁，家里发生了大不幸，生母皇后喜塔拉氏病故。但他成长很快，举止得体。
旻宁十八岁，嘉庆帝遵照秘密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鐍匣”，旻宁成为秘密立储的皇太子。从此，“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清宣宗实录》卷一），皇父对他格外教育和关怀。旻宁被密建皇储之后，嘉庆帝经常嘱咐他“屏窥测，杜猜疑”，要他静心读书，修身养性。旻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日与诗书相砥砺”，写成了《养正书屋诗文集》四十卷。他亲笔书写了“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个条幅，挂在屋中，以提示自己要修身养性，也是向嘉庆帝表露心迹。
清宣宗旻宁像
旻宁三十二岁，发生了天理教教民攻入皇宫的突发性事件。他机智勇敢，登墙上房，射死两名天理教徒。这使他在宫廷上下、朝野内外，威望大增。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后，即封旻宁为智亲王。
尽管旻宁有出色的表现，又被秘定为储君；但在皇位继承时，仍出现了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旻宁随驾嘉庆帝到热河秋狝。二十四日，嘉庆帝身体不适。二十五日，病危。《清宣宗实录》记载：“是日，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
当然，嘉庆和道光两部《实录》，都是事后精心编纂的。如果真同上面的记载，就不存在麻烦。事实上当时确实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是由装着立储谕旨的匣引起的。
按照雍正帝的谕定，皇帝立储的御书，缄封在匣里，悬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乾隆帝当年继位，就是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取下匣，得到立储谕旨的。道光帝的秘密立储御书，自然也应该放在那里。嘉庆帝在避暑山庄崩逝后，本应立即派大臣急驰北京，到皇宫取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匣。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
第一，太后懿旨。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在皇宫惊悉嘉庆帝崩于热河行宫的噩耗，传下懿旨：“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清史稿·宣宗本纪》）本来皇后就在宫里，应该派人去取正大光明匾后面立储谕旨，但是皇后却直接传下懿旨，这说明匣御书不在正大光明匾后面。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第二，宗室建议。《清史稿·禧恩传》载述：“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禧恩是睿亲王淳颖之子，由头等侍卫、御前侍卫晋为内务府大臣。禧恩出身宗室，地位重要，但他本来并无权力建言皇储大事，所以他的建议未得军机大臣认同，他虽抗论，但不能定。这说明当时禧恩等跟随在嘉庆帝身边的大臣，并没有听到嘉庆帝对储位的安排。
第三，金盒御书。包世臣所撰《大庾戴公墓碑》，记载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其碑文说：庚辰[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戴均元）偕满相托文恪（托津）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托津）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托津）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绵忻）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原来装御书小金盒，由嘉庆帝随行携带。经过周折，总算找到。大学士托津偕戴均元，开启金盒，宣示御书。立旻宁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在找不到匣御书的情况下，皇后钮祜禄氏明明有绵恺、绵忻两个亲生皇子，但她下懿旨由不是己出的旻宁继位；而宗室禧恩也斗胆建议由旻宁继位，这些都说明旻宁继位是人心所向的。
道光帝执政30年，既算是勤政，也算是节俭。他做了不少事情，如惩治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漕、清厘盐政、开通海运等，都或多或少有所成绩。他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巩固了新疆的社会秩序；最大的悲苦，是鸦片战争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帝面对英国的鸦片侵略，禁烟销烟，摇摆不定；应对英国入侵的鸦片战争，主战主和犹豫不定，首鼠两端；最终，签订《南京条约》，丧权辱国。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七日，钦差大臣耆英到达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英舰已驶至南京下关江面，陈兵南京城下。十五日，耆英同璞鼎查在英舰“康华丽”号上会见。十九日，耆英同璞鼎查又在静海寺会谈。二十四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受道光皇帝之命，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结束鸦片战争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八月初二日（9月6日），道光帝批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圆；
（二）割让香港岛；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四）中国进出口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等。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光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
“梅妻鹤子”这个题目，读者会觉得奇怪，怎么会以梅花做妻子、以仙鹤做儿子呢？这是个神话吧！不，这不是神话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北宋有个名士林逋（967～1028年），字君夏，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少年失去双亲，生活极端艰难，但学习很努力。
他的学习，不重文章，而重诗画；他的为人，不重名利，而重友善；他的性格，不好张扬，而尚恬静；他的脾气，不急不躁，温文尔雅。
家里虽然贫苦，缺衣少食，但林逋毫不在乎，读书自乐。稍长，在长江、淮河之间，乐山乐水，游荡交友。后回到杭州，他在西湖孤山，搭巢居阁，避风雨，夜寝居。林逋很奇特，整天在孤山，不仕不娶，赋诗作画，观梅放鹤，长达20年未到杭州城里。
林逋有一件怪事，常人很难理解。一般人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林逋却是不结婚也不生子。他常说：梅是我的妻，鹤是我的子。所以，人们说他是“梅妻鹤子”。那么林逋是怎样打发日子呢？看书，写诗，抚琴，舞墨，绘画，种地，采药，养梅，育鹤，仰观蓝天，俯视绿地，观赏孤山，荡桨西湖，被范仲淹戏称“山中宰相”。
清幽的生活，恬淡的性情，使得林逋写出诗来，自有韵味。他的咏梅诗《山园小梅》有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人评论说，这不仅把梅品与人品，而且把梅花的清影和神韵写绝了。这么好的诗，现代人会把它放到网上，让其流布天下。但林逋写出佳作名句，刚写完，就抛弃。朋友问他：“为什么不誊清，传于后世？”他说：“我隐逸山林，并不想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有的好事者，往往暗自记下，后来集结为传世的313篇。《宋史·艺文志》记载《林逋诗》七卷，又《诗》二卷，还有《句图》三卷。
林逋的事迹传到宋真宗赵恒那里，他“赐杭州草泽林逋粟、帛”（《宋史·真宗本纪》）。杭州知府薛映、李及等，也常去拜访，每到林逋住处，清谈终日而去。林逋养了两只仙鹤。有时，林逋自荡小舟，游放西湖，观青山，赏游鱼。来了客人，怎样通报？书童一面待客，一面开笼放飞仙鹤。林逋见鹤，知道来客，桨舟而归。林逋死后50多年，苏轼到杭州，因仰慕林逋植梅养鹤，脱俗高节，造访林逋遗迹。他赞扬林逋：以湖光为呼吸，以山绿为饮食，神清骨冷，双眸如烛。他赞叹林逋诗文清净而富意蕴，书法秀逸而藏劲健；甚至自我期望化作修竹、寒泉和秋菊，与林逋为伴。苏轼在林逋遗诗后的诗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两宋320年间，官场倾轧，日处险境，清逸之士，寻求超脱，避喧趋静，居山水之间，观日出日落。《宋史》列传中的隐逸之士传43人，喧嚣宫殿之外，构筑学林小景。宋朝士林，重君子，鄙小人：“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宋史·徐积传》）
今孤山有舞鹤赋刻石、放鹤亭、林逋墓和乾隆行宫遗迹，是为“西湖十八景”之一。
林逋的清逸生活，引起厌倦宫廷生活的乾隆帝的兴趣。乾隆帝六下江南，其中有五次携带林逋诗卷，在杭州孤山行宫，他熏香品茗，展卷欣赏，寻访遗迹，冥思怀古。诗中写道：
乘闲试步孤山阴，一泓碧水浸群玉。
其间知有处士坟，无神道碑已绝俗。
依然梅树护墓门，千秋地下安漆烛。
……
携来卷册相印证，朗润那借招隐曲。
徘徊半晌命归與，扫尘迹动清风竹。
竹风拂径菜花黄，虽弗柴桑亦疑菊。
在这个过程中，乾隆帝又得到了林逋的《手札二帖》，他喜出望外，视如珍宝，从此将诗卷和手札一并带在身边，每下杭州西湖，必访林逋遗迹。
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年逾古稀，仍到孤山寻访林逋遗迹，第五次赋诗：
幸哉孤山山之阴，又得重来抚松竹。
却惜柴桑未经到，渊明孤醉东篱菊。
值得深思的是，乾隆帝携林逋的《自书诗》卷和《手札二帖》，到杭州孤山寻访、赋诗，连续五次，延续28年，并将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珍藏在自己养老之所的宁寿宫。
人们不禁要问，乾隆皇帝对林逋为什么会如此动情、动真？其一，林逋史迹，为世代文人景仰，亦为乾隆皇帝心之所动。其二，林逋和苏轼诗书相和（林为苏所敬仰，并不是同时代人），诗书并美，文人雅兴与风骨，为乾隆皇帝情之所钟。正如他所写：“顷来湖上，重展是卷，缅高风于千载，抒雅兴以重赓。”
林逋“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理想模式，虽有消极遁世的一面，但淡泊宁静、超凡脱俗、不慕虚荣、不求利禄的高洁情操，千年以来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慕，包括苏轼，包括乾隆帝，也包括林则徐。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仰慕同族远祖林逋，也在家中养鹤，并绘《饲鹤图》，以陶冶性情。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鸣鹤”。父亲淡泊高雅的品格，对林则徐影响很深，成为林氏家风的一个重要特征。林则徐在父亲去世后，不仅把父亲所绘《饲鹤图》带在身边，而且又添绘第二图、第三图。在20年间，先后有65位名宦、名士、名友，在这三幅高雅的《饲鹤图》上留下墨宝。林则徐为此赋诗：
杭州放鹤亭
逛一逛
孤山
杭州西湖中一座小孤岛，在西堤以东，西泠印社之旁，沿孤山路可达。西湖海拔13米，孤山海拔35米，所以孤山高22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谚语说：西湖有三怪——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林逋的遗迹，在孤山西麓，主要有放鹤亭、林逋墓、乾隆行宫遗迹等。
我从尘海感升沉，何日林泉遂此心。
墓表大书前处士，家风遥愧古长林。
湖山管领谁无负，梅鹤姻缘已渐深。
便似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
林逋祠、墓在杭州孤山。林则徐任职杭嘉湖道时发起修葺、补种梅树360株，并购二鹤豢养于墓前，还为墓表题额。他为林逋祠题写柱联：
我忆家风负梅鹤，天教处士领湖山。
“梅妻鹤子”的林逋，在林则徐幼年时就进入他的心田，在为学、为官的人生旅途中，一直影响着他。林逋孤高自好、清洁高雅的情操，甚至隐士的生活方式，都为林则徐所景仰。
林则徐在国难之时，以身许国，慷慨赴义，他的骨子里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讲的“梅妻鹤子”的精神。
林则徐出生于福州左营司巷。他回忆小时候“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云左山房文钞·先考行状》）。林则徐刚四岁，就被父亲带到其任教的罗氏试馆，坐在父亲腿上读书。家境虽然清寒，但他的父亲林宾日是一位品德高洁的读书人，他为家庭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同为林姓的宋朝隐士林逋。
道光十八年（1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下中外大臣议。林则徐请用重典，他慷慨激昂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清史稿·林则徐传》）道光帝听了之后，虽然心里不高兴，却暗表赞赏。随后，命林则徐朝见，先后在紫禁城召对19次。这19次，史无前例。后命林则徐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驰往广东，严厉禁烟。林则徐向座师沈维侨（鼎甫）辞行时，慨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师生相顾，遂出都。”（《续碑传集）卷二四）前往广东途中，他给妻子郑夫人写信：“明知禁烟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及也。”（《林则徐家书·致郑夫人》）
道光朝的重臣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于虎门销烟的壮举，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向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虎门销烟，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且影响至今。联合国将虎门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而林则徐更是“名节播宇内、彪炳焕史册”。
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成为中华文化的名句，激励多少英雄豪杰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死而后已！
前面讲到林则徐仰慕宋朝隐士林逋“梅妻鹤子”的精神境界，在任职杭嘉湖道时，修葺林逋墓。在杭州，林则徐还修葺了明朝于谦墓；而在福州任职时，他修葺了宋朝李刚墓。林则徐用这些举动，来追慕英雄，教育后人，而他自己，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
清代康熙帝御书“慎、勤、清”三个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清代各衙署公堂多写这三个字作匾额。林则徐以一生30余年的为官实践，践行这三字官箴。
林则徐从二十八到三十五岁，在京师做了七年小京官。他刻了一枚闲章：“读书东观，视草西台”八个字，概括了他这段时间的为官之道，即勤于学习，善于观察，清要之职，重在“清”字。
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十八年（18），林则徐三十五到五十三岁的官场生涯进入上行道。林则徐为官，多在江浙等富庶之区，官职也多为肥缺。他先后任浙江杭嘉湖道、署浙江盐运使、江南淮海道、江苏按察使、署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可以看出，道光帝对林则徐一度是比较看重的。
道光十八年（18）十一月，道光帝命林则徐入觐，前后召对19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五天之后，林则徐前赴广州，查禁鸦片。当时有忌阻者，也有为他担忧者。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一日，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投身禁烟第一线。他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主张对外商分别对待，孤立烟贩。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多斤。六月，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并积极筹备海防，倡办义勇，屡次打退英军挑衅。鸦片战争爆发后，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向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严加议处，接着被革职。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林则徐被遣戍伊犁。
林则徐像
林则徐从事业的巅峰跌入谷底，忍辱负重，远戍新疆。短暂的气馁之后，在五十七岁到六十五岁，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他远在新疆以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仍然做出了重大贡献。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林则徐由河南治河工地发往伊犁，七月由西安登程赴戍。林则徐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二首，其中，就有传颂千古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如对国家有利，我愿牺牲自己生命，难道会躲避危险、迎趋好处吗？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带领十九岁的聪彝和十七岁的拱枢两个儿子，经连续四个月艰苦跋涉，终于抵达新疆首府伊犁惠远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城县）。老友邓廷桢陪同进城，一同来到伊犁将军府拜见将军布彦泰和参赞庆昌等。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垦务的要求，并即开始筹备。垦复，须开挖一条大灌渠。林则徐提出“分段承修”的施工原则，并主动捐资承修整个工程中最困难的龙口首段，历时一年完工。其间，林则徐带领他的两个儿子，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大渠全长430余里，横贯伊犁河北岸的农田灌区约20余万亩。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乾嘉两代未竟之业，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林则徐的旧友金眉生等发动淮、扬一带同官旧属，为他捐资纳赎，很快便集白银巨万。林则徐给旧友一一邮书婉谢，表示宁愿继续在新疆建功立业。
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的足迹踏遍南疆八城及吐鲁番、哈密，行程三万里。其间，浚水源，开沟渠；父子扯绳，进行测量，垦田近69万亩，提议给当地民众耕种，得到允准，为新疆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同时，林则徐以政治家的敏锐，研究西部局势，提出海防和塞防并重，并预见：“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清史稿·林则徐传》）
后清廷起用林则徐，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因病辞职回籍。第二年，居福州，进行反英人入城活动。九月，清廷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西，途中病逝。
林则徐重视交友，以正直的人格结交正人君子为友，肝胆相照，相互感召，志同道合，同舟共济。这种君子之交，为当时浑浊的官场注入汩汩清流。
第一，邓廷桢（1775～1846年），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道光十九年（19）与林则徐协力整顿海防，查禁鸦片。二十年（1840）调闽浙总督。六月，率军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舰队。九月，与林则徐同夺职。翌年四月，与林则徐同戍伊犁。二十二年（1842）十月，迎接并陪同林则徐进入伊犁惠远城。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召回任甘肃布政使。邓廷桢被起用后，林、邓和诗，希望林则徐也被起用。邓廷桢离开伊犁后，林则徐搬到他的宅子居住。
第二，魏源（1794～1857年），清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经镇江时，会见魏源。二人夜间，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纂《海国图志》。当魏源听闻林则徐改役河工时，又赶来再度相会，作诗回忆两人“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魏源师友记》），定下《海国图志》之约，表达肝胆相照的情谊，“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址”（《魏源师友记》）。后《海国图志》成书。魏源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学习西方技艺，抵抗外国侵略。
第三，王鼎（1768～1842年），今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性耿直，尚气节。嘉庆元年（1796）进士，以才干和品行得到嘉庆帝的信任，逐步晋升，屡任要职。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轻的林则徐到南昌充江西乡试副主考官，便与时任江西学政的王鼎结识，得到王鼎器重。后王鼎得到道光帝信任，先后任左都御史、军机大臣、直上书房、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道光帝命原拟赴疆的林则徐折回治河工地效力，同时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督办河工。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到次年二月，工竣。王鼎晋太子太师，而林则徐则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相送于河干，依依不舍，老泪纵横，涕泣不已。林则徐赋诗安慰他：“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王鼎愤愤不平，还朝力争。道光帝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王鼎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但遗疏被军机章京陈孚恩毁灭。道光帝对王鼎突然死去虽有怀疑，但没有证据，便给予优诏悯恤。史载：“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赀。”（《清史稿·王鼎传》）
第四，布彦泰（1791～1880年），满洲正黄旗人。他的一生几乎在西北边陲度过，先后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喀什噶尔总兵、哈密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陕甘总督、叶尔羌帮办大臣、伊犁将军等，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直至咸丰四年（1854）才回京。享年八十九岁。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遣戍新疆，受到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关照。布彦泰经常向他们虚心咨询，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他帮助林则徐完成捐资修渠开垦，又上疏朝廷为林则徐表功。
第五，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由滇归闽途中，特意将行船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边抛泊，派人招左宗棠来舟中见面。左宗棠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畅饮倾谈。时林则徐六十五岁，左宗棠三十七岁，两人神交已久，素未谋面，但一见如故。“湘江夜话”的经历对左宗棠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经略西北，反抗沙俄侵略，做出重要贡献。林则徐逝世后，左宗棠写下长联悼念：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左文襄公全集·联语》）
林则徐生逢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睁眼看世界，挺身抗侵略，以铮铮铁骨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是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
最后，我们要记住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召见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着派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咸丰帝此时因病在身，已不能握笔，遂命廷臣承写朱谕。随之，咸丰帝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叶赫那拉氏执掌。咸丰帝的意思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或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一人专权的局面。第二天清晨，咸丰帝病逝。
咸丰帝临终前所做的精心安排，很快就被打破，这就是辛酉之变。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大臣。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为宗室贵族，景寿为额驸，系姻亲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朝廷大员、军机大臣。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帝死时，道光帝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惇亲王奕（过继）、六阿哥恭亲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钟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恭亲王奕?这时三十岁，正年富力强。当大敌当前，咸丰帝和一干大臣都逃到避暑山庄，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提出到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作为咸丰帝的血亲而未列入顾命大臣。于是，奕?就同诸位兄弟们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六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虽然他们是孤儿寡母，却是帝制时代皇权的核心。咸丰帝在临终之前，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慈禧皇太后掌管。持有这两枚印章，就是掌握了最后否决权。如果她们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八位顾命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大臣，这就在三个政治集团的力量对比上，以二对一，占有优势。
这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半：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因此，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和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肃顺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为首，其支持者除了奕、奕、奕、奕之外，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清文宗奕像
“北京集团”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在京主政者多，五是主张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官员年富力强者多。特别是他们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在咸丰承德驾崩之日，便是开始较量之时。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
初一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的梓宫。《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化装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奕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军事权力。
十一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讨论御史董元醇所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肃顺等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双方激烈辩论。《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相持逾日，八大臣只好先答应两宫太后，回到北京再说。
九月：
初四日，醇郡王奕任步军统领，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第二天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为借口，从小路提前赶回北京。
二十七日夜，肃顺等被醇郡王奕等抓博。肃顺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
二十九日，同治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载垣等顾命大臣罪状，把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十月：
初一日，同治帝与两宫皇太后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到京。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利用提前到京的四天，完成了这场政变。
初五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翌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被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薛福成《庸庵笔记》》）
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后，同治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设在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在垂帘后面，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也称“北京政变”。其时，发动政变的四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醇郡王奕二十二岁。
发动政变的以上四人中，两宫太后年轻新寡，深居宫中，王爷年轻气盛，孤立无援，同治帝只龄孩童，本来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机智果敢，干脆利落地取得辛酉政变的胜利。其主要原因是：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
第一，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咸丰皇帝和“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顾命八大臣头上，取得政治上的主动，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充分利用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的否决权。
第三，帝后势力与帝胤势力结合，合二为一，占据优势。
第四，利用顾命大臣的麻痹思想，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果断出手，一网打尽。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机智果敢，深邃谋略。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由顾命大臣赞襄政务，而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演变为慈禧太后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军机大臣领班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不久，便开始推行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地带。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有利的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这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史称“洋务运动”，又称“同治新政”。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专门处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办洋务教育，开展洋务事业等。这标志着清朝开始迈出开放和近代发展的一小步。
同治元年（1862）二月，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两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总揽“新政”的所有洋务事务，所以实际上它是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英国股，兼理奥地利；美国股，监理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等国外交事务；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可以看出，当时清朝外交的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当时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同治五年（1866）春天，赫德要请假回国结婚，建议带几位同文馆学生去西方考察，这促成了派员出国考察的破天荒的事情发生。
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六十三岁的斌椿报名应征。斌椿，汉军正白旗人，曾做过知县等低级官员，后给赫德做秘书。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学生，从上海乘轮船出洋，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斌椿写出《乘槎（há）笔记》，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会、近代报社、高等学院，法国凡尔赛宫、凯旋门，以及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钢琴、起重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同行学生张德彝也著《航海述奇》，将他们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科技与文明介绍给国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影
清政府着力培养洋务人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属的京师同文馆，实际上就是新式外国语学校。由京师八旗子弟挑选十人入学，聘请英国教士包尔腾教授外语，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后奕?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京师流传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为“鬼子六”。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帝师傅倭仁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清史列传·倭仁传》）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才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人，其中30人是为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十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八年。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的规模。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并入京师大学堂。
除了开办学堂，还派出留学生。容闳（1828～1912年），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容闳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后跟随该校美国教员布朗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他在美国读完中学后进入大学，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给直隶总督曾国藩做幕僚和译员。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批准曾国藩等派留学生的奏章，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
清穆宗载淳像
当时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劝其父送詹天佑报名。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同意了。当时詹天佑才十二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兴建滦河大桥，都是称著世界的创举。
留学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同治十一年（1872）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赴美国留学。
光绪七年（1881）五月，清政府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留美学生自同治十一年（1872）首批出洋，至光绪七年（1881）撤回，最长者达九年。出国时的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科技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两人，成为总长一人、内阁总理一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五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两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等。
采西学，求洋器，成为一时风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走在前列，兴办近代军工厂，编练新式军队，购买英国、德国军舰。近代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才，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近邻日本在1868年（同治七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国家富强之路。而清朝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却伴随着军机大臣奕?的五任五罢而宣告夭折。清朝再一次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又一次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
在此之前，清朝已经多次放弃发展的历史机遇。
康熙学习西方科技是真诚的，也是认真的。康熙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比较了解。但康熙帝仅作为个人兴趣、个人求知，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因而，康熙之后，人亡政息。可以痛惜地说，康熙帝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乾隆帝晚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提出“交使通商”的请求，但乾隆帝故步自封，持盈保泰，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完全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又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23年之后，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再次提出英国通商的要求。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清朝再一次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并再次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
鸦片战争，清政府吃了败仗，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然而，道光帝却拒绝吸取教训，拒绝进行反思，拒绝改革图新。
同治新政失败之后，还发生了光绪朝的戊戌变法，结果又被戊戌政变所葬送。这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但被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所葬送。宣统初，清政府曾想做一点改良，但为时已晚，革命派已经对清朝的改革失去信心，也失去耐心，历史做出抉择：给予多次机会而不肯进行改革的清朝，将其淘汰出局。
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他皇朝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大清帝国却依旧故我，或换汤不换药，“因循废堕，可谓极矣！”（《清文宗实录》卷二十）
道光帝有九个儿子，其皇四子奕继承皇位为咸丰帝，其孙子为同治皇帝；皇五子奕出继，皇六子奕被封为亲王，先后预政咸丰、同治和光绪两代三帝；皇七子奕，慈禧时封为醇亲王，儿子为光绪帝，另一个儿子载沣为摄政王，孙子为宣统帝；还有皇八子奕、皇九子奕、皇五子奕的孙子溥儁被慈禧选为皇储，预备取代光绪帝，后被废。道光帝的儿孙们，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
咸丰帝奕大家比较熟悉。我重点介绍奕、奕和奕这三位道光帝的儿子。
恭亲王奕?（13～1898年）和皇四兄奕是同父异母兄弟。奕从小由奕?母亲抚养。奕母亲死后，就完全由奕?的母亲养育。奕与奕?共同生活了17年，同在书房，读经书，习骑射，共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枪名“棣华协力”，刀名“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同时，他俩仅相差一岁，都曾经是皇位的候选人。最后奕以仁孝的表现取得道光帝的青睐。奕?一生，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大起大落，从一位文武双全的睿智青年，到从容威严的外交官，最后成为唯唯诺诺的病人。奕?的人生经过六次大起大落。
一起一落。咸丰三年（1853）九月，洪秀全兵逼畿南，咸丰帝起用奕?，形势好转。五年（1855）七月，罢其职务，仍在内廷行走，在上书房读书。
二起二落。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逼近京师，咸丰帝逃往热河，授奕?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和议告成，回报奕?：一要议处，二不见面，三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
三起三落。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崩，奕?与两宫太后举行辛酉政变，为议政王、军机处大臣，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同治四年（1865）三月，两宫太后命夺议政王号及一切差使。王入谢恩，痛哭引咎。
四起四落。同治七年（1868）二月，西捻军逼近京畿，命奕?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三年（1874）七月，同治帝谕责奕?，降为郡王，夺世袭罔替，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五起五落。光绪帝即位后，再次起用。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奕?等全体军机大臣突然被一体罢免。慈禧皇太后令奕?停止双俸，家居养病。慈禧撤换了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太上女皇。
六起六落。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侵朝鲜，复起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后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一月，授军机大臣。但此时的奕?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人，疾病缠身，锐气全消。此前领略了慈禧太后淫威手段的奕?，现在一味听命于慈禧，主张求和。二十四年（1898）四月薨，年六十七。奕?之死，使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调解人。这就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戊戌政变。
奕像
恭亲王奕?经历六起六落，每当国家阴云密布，就受到信任起用；雨过天晴，就遭到贬斥冷落。恭亲王奕?，用不辞劳，罢不生怼，有纯臣之器度。
奕，道光皇帝的第五子。他的母亲钮祜禄氏，被道光封为贵人，进为嫔，又降为贵人。咸丰继位后尊为皇考祥妃。
道光二十六年（1846）奕过继给皇叔惇恪亲王绵恺为后，袭郡王。咸丰即位，命在内廷行走。奕屡以失礼获谴。咸丰五年（1855）三月，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六年（1856）正月，复封惇郡王。十月，进亲王。同治即位，谕免叩拜称名。同治七年（1868）正月，捻军逼近畿，奕陈防守之策。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大婚，赐紫内大臣班及带豹尾枪。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赐紫禁城乘四人肩舆。
奕有八个儿子，其中有爵位的有五位：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其中，载漪值得说一下。光绪十年（1884），奕第二子载漪，过继给瑞怀亲王绵忻的儿子奕，袭贝勒。光绪十五年（1889），加郡王衔。十九年（1893）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1894），进封端郡王。为什么连连升迁？因为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之女，是慈禧的侄女。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9年1月24日），光绪帝承太后命，溥儁入为光绪帝后，号“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读书，以承恩公尚书崇绮、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京师传言，光绪帝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议，谏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乱起，载漪笃信，以为义民，乱势益张。五月，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八月，八国联军自天津逼京师，光绪奉太后出逃，载漪及溥儁跟随。到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不久罢免。命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议和，诸国指载漪为首祸。十二月，夺爵，戍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光绪和慈禧太后返回途经开封，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儁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清史稿·诸王传》）最后落得获罪，夺爵，归宗。
道光帝第七子奕，咸丰帝即位后，封醇郡王。咸丰九年（1859）三月，分府，命仍在内大臣。同治帝即位后，授都统、御前大臣、领神机营。同治三年（1864），加亲王衔。四年（1865），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同治十一年（1872），进封醇亲王。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罢弘德殿行走。
同治帝突然病死后，奕之子、四岁的载湉被慈禧太后指定为帝，就是光绪帝。醇亲王奕奏两太后，说因同治帝去世，儿子被定为嗣皇帝，五内崩裂，仓猝昏迷，不知所措；旧疾肝病复发，请求辞去一切职务。慈禧太后同意，命王爵世袭。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命他照料。后赐亲王双俸。
奕像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奕总理，节制沿海水师，定议操练海军，自北洋水师开始，并派李鸿章专管此事。翌年三月，赐醇亲王与福晋杏黄轿，王疏辞，不许，但不坐。李鸿章经画海防，于旅顺开船坞，筑炮台，为海军基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艘，还有蚊船、雷艇等，逐渐组成水师。命奕同李鸿章等，出天津大沽口，经威海、烟台，到旅顺，巡视北洋水师及水师学堂。（《清史稿·奕传》）光绪帝亲政后，王奏：太平湖赐第为皇帝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藩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慈禧从之。别赐第即醇亲王北府（今宋庆龄故居），发帑十万两修葺。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大婚礼成，赐金桃皮鞘威服刀，增护治邸第未竟，复发帑六万。并进封诸子。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以光绪帝二十岁万寿，增加护卫官兵50人。十一月，醇亲王发病，光绪帝亲往探视。不久，醇亲王奕薨，年五十二。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配享太庙。光绪帝继承皇位后，醇亲王奕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间，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有忧叙，涕泣恳辞，赐杏黄轿，不敢乘坐。自古摄政，何以过此？
毓庆宫
逛一逛
毓庆宫
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位于奉先殿与斋宫之间，为明代奉慈殿旧址。乾隆五十九年（1794）扩建一座大殿，嘉庆六年（1801）继续扩建，光绪十六年（1890）和二十三年（1897）各加以修缮，原有大量藏书，清末民国时期被移出。
奕有七个儿子，除了光绪帝外，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大名鼎鼎，就是载沣。载沣的儿子，也就是奕的孙子、光绪的侄子溥仪，被慈禧太后指定为宣统皇帝。载沣袭醇亲王，宣统帝即位后，命为监国摄政王，直到宣统三年（1911），宣统帝逊位，清朝结束。
清朝12位皇帝，共有皇子113人。道光皇帝有九位皇子，除三人早死外，其中六位影响清朝最后半个世纪的历史。
载沣是清朝、也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后一位摄政王。民谚说：清朝自摄政王多尔衮始，又以摄政王载沣终，是偶然耶，还是必然耶？
清德宗载湉像
清朝光绪年间，光绪帝的南书房有一位翰林入值，兼任国子监祭酒，他就是王懿荣。王懿荣，为后人永久记忆的，是他的学问和气节两件事。
王懿荣（1845～1900年），福山县（今在山东省烟台市）人。他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明清北京最高学府，祭酒是官名，就是国子监的最高领导者。当时北京国子监是全国唯一的最高学府—大学，王懿荣就是这所大学的校长。王懿荣连着三次任国子监祭酒，为人师表，师生敬佩。
王懿荣的先祖王忠，明初到福山做官。这里依山傍海，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朴实，王忠最后定居在这里。王家世代读书，出了不少文化名人。他的先祖王骘，清顺治进士。康熙年间，他在四川做官，“不取民间粒米、束草，日费取给于家”（《清史稿·王骘传》），非常清廉。时重修太和殿，需要大量楠木。王骘上《请停止解运楠木疏》，说：四川在战乱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攀藤侧立，运木更难。通省户口不过一万八千余丁，抽拨五千入山采木，耕作全废，国赋何征，奏请上裁。康熙帝采纳，改用东北松木。王骘官做到江西巡抚、闽浙总督、户部尚书。他曾书写对联：“有子能文何必贵，为官致富不如贫。”刻苦读书，体恤民生，严以律己，为人正直，成为王氏的家风。
王懿荣出生在世代官宦、诗书溢香的门第，自幼读书，参加科考。虽读书用功，却科场不顺。王懿荣参加乡试，一试不中，二试不中，三试不中，四试还不中。在他科考屡受挫折时，先祖“父子三翰林”的事迹，激励他屡挫不馁，继续科考。他的夫人黄氏，每次乡试发榜时，都期待佳音，却总是失望。后来在病中竟不能听外面叫卖刊印科考榜上有名“题名录”的声音，便用被子蒙着头、捂着耳朵。到第七次乡试中举，他的夫人却在一个月前病逝，永远看不到、听不到金榜题名的喜讯。来年，王懿荣考中进士，时三十六岁。
王懿荣中进士后，一路东风，顺顺利利。考入庶吉士（读研），三年后散馆（毕业），进入翰林院。这年他三十九岁。任翰林院编修，后入值南书房，兼任国子监祭酒。
王懿荣像
甲午战起，日据威海，又陷荣城，登州大震，王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成，回北京，又做国子监祭酒。凡三任，共七年。
王懿荣著述很多，这里不一一介绍。他还有一个特殊的重大贡献，就是发现了甲骨文字。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中首先发现甲骨文刻辞，并断为古代文字，是我国第一位甲骨文字学家。
在王懿荣之前，大家都知道最早的汉文字刻在或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叫作简书。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简书。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韦编三绝”。“韦”，就是皮条。一部书那么多的竹简或木简，怎么读呢？用皮条穿起来，一简一简地。翻的遍数太多，皮条断了三次。这说明孔子读书非常刻苦用功。还有金文，就是把文字铸在钟鼎等器物上。春秋战国，还有书写在绢帛上，称作帛书，等等。那么，更早呢？如商朝，把文字刻在或写在龟甲或兽骨上，后来称作甲骨文。
那时人们不知道这是甲骨文，而把地下挖出来的、地上捡拾到的带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卖给药铺，当成中药。那么，王懿荣是怎样发现甲骨文的呢？王懿荣泛涉书史，酷嗜金石，“笃好古彝器、碑版、图画”，是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
一天，王懿荣得病，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抓药，买回药来开包一看，发现“龙骨”上的刻痕，既不像大篆字，也不像小篆字。王懿荣对金石文字素有研究，便觉得好奇，仔细观看，反复琢磨，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他派人赶到这家药店，把药店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广泛搜购，共收集了1500多片。王懿荣经过初步对比和研究，认为是一种新的文字，就叫甲骨文。他断定是殷墟古文字。
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有一段记载：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至京师，公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王文敏公年谱》）。这一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学界公誉王懿荣是甲骨文之父。甲骨文发现后，经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共同研究，证实殷朝确实存在。后经《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并罗振玉等收集整理，拓片成书。再经王国维等研究，识别更多的字，并将甲骨文记载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互相对照，于是将殷商王朝世系大致排列出来，确证商朝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信使。
目前，已出土甲骨文15万余片，其中单字约4500个，已识读2000余字。这就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将近1000年，从此，商朝结束了神话和传说的历史，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中华文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一成就的发端者，就是被誉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
可惜，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的第二年，抗击外敌，以身殉国。
王懿荣所处的时代，正是东西方的列强，疯狂侵略中国的时期。清朝一仗败一仗，一辱连一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八国联军侵入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面奏：“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但是，事态危急，已不可为。
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光绪帝从皇宫仓皇出逃，离开北京。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东直门，王懿荣等率领义团，奋不顾身，进行抵抗。然而，众寡悬殊，抵抗失利。见势危急，王懿荣急速回到东城锡拉胡同11号住宅。此前，院里有一口又大又深的井。王懿荣早就命人把井挖深。家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家人：“此吾之止水也！”意思是这是我终身止水的地方。
他跟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意思是我不能苟且求生！家人围着他长跪，一边哭泣，一边劝说。王懿荣决心已定，喝下毒药，没有立即死，遂在墙壁上，写下绝命词：
主忧臣辱，—意思是：皇上忧愁，大臣受辱。
主辱臣死。—意思是：皇上受辱，大臣死节。
于止知其所止，—意思是：死，知道为什么死。
此为近之。—意思是：我要为国而死！
王懿荣写完绝命词，决然掷笔，赴井而死。王懿荣投井殉国后，他的夫人谢氏、寡媳张氏，共同殉难！
事后，国子监太学生打捞遗体，集资掩埋。这年王懿荣四十六岁。后朝廷赠侍郎，谥文敏。
王懿荣自杀殉国，舍身成仁，大节凛然，既体现了士人的高风亮节，也体现了国人的爱国精神。
第九十六讲皇帝称谓
明清28位皇帝，先后有24位皇帝成为北京皇宫的主人，在帝制时代，皇帝才是皇宫的主角。那么，当时其他人该怎样称呼皇帝呢？我以清朝为例，简单介绍一下。
每一位清朝皇帝（宣统帝除外）都有五种称谓，就是皇帝的名字、他的年号、他的庙号、他的谥号、他去世之后入葬之前的称谓等。这五种称谓使用的时间、地点、场合，都有严格规定，既不能乱用，也不能混用。在清朝如果疏忽错用，轻者受到申斥、降罚，重者可能被革职，甚至于论斩。但是，影视剧中常遇到皇帝庙号、谥号、年号、名字相混淆的现象。有的观众也提出这方面的问题。
名字：这个比较简单，皇帝的名字，都是出生后不久，多由他的父亲给起的，伴随他的终生。清朝皇帝遵循满洲传统，只有名，不贯姓。比如：清太祖，名努尔哈赤；清太宗，名皇太极。他们不姓“努”或“皇”，而姓爱新觉罗。入关后，顺治帝给皇子取名，虽然还是只有名不贯姓，但是用满语取名，再音译成汉字，比如玄烨。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康熙帝一方面坚持满洲只取名不贯姓的传统，同时正式采用汉人的取名方法，规定他的皇子皇孙取名，第一个字表示排行，第二个字采用同样偏旁。如皇子辈，第一个字用“胤”字排行，表示辈分，第二个字用“示”字偏旁。如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孙辈，第一个字用“弘”，第二个字用“日”字偏旁。如弘历（曆）、弘晳。曾孙辈，第一个字用“永”字排行，第二个字，以“王”字为偏旁，如永琰、永琮。
清朝皇帝都有三“号”—年号、庙号、谥号。
年号：用来纪年。中国古代是用干支纪年，如甲午、己巳、戊戌、辛酉，但干支纪年有一个缺陷，就是每60年一轮回，所以60年一重复；另一种办法就是用帝王的年号纪年；或者两者兼用。明清纪年，用皇帝年号，就是每一个皇帝有一个（个别有两个）年号，用它来纪年。我们常说的永乐、崇祯、康熙、雍正、乾隆，就是年号。现在通行将年号和名字等同，如康熙就是玄烨，雍正就是胤禛，乾隆就是弘历等。严格说来，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是年号，不是名字。但大家已经习惯，约定俗成。这样，清朝12个皇帝共有13个年号（皇太极有天聪、崇德两个年号），13个年号也称13朝，所以有的书说《清宫十三朝演义》，就是这个意思。
写有全部谥号的雍正帝神位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皇帝去世。八月初一日，光宗泰昌帝继位，九月初一日，泰昌帝就死去。九月初六日，天启帝继位。在同一年里，先后有三位皇帝的年号存在，该如何纪年？经过廷议，决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以后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庙号：《辞源·庙号》解释说：“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给他追尊的名号，因为要写在太庙的牌位上，所以称为庙号。如康熙帝的庙号是圣祖，雍正帝的庙号是世宗，乾隆帝的庙号是高宗。宣统帝死于辛亥之后，所以没有庙号。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有的，皇帝生前没有庙号。影视剧中皇帝活着就被大臣称庙号，这是有悖常理常识的。
谥号：谥号是对死去皇帝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清代皇帝的谥号，由继任的皇帝恭上。其谥号字数很多，太祖27字，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宣宗各25字，仁宗、文宗、穆宗、德宗各23字。常用简称，就是取“皇帝”之前的一个字，如，康熙帝谥号是“仁”，雍正帝谥号是“宪”，乾隆帝谥号是“纯”。宣统帝死于辛亥之后，所以没有谥号。
皇帝的庙号和谥号在正式册文中写全称。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庙号和谥号，是清朝皇帝中字数最多的，共29个字：
太祖 承天广运 圣德神功 肇纪立极 仁孝睿武 端毅钦安 弘文定业 高皇帝
这29个字，关键是三个字，即庙号“太祖”和谥号“高”。这三个字是努尔哈赤独有的。
清帝谥号的前四个字，都有一个“天”字，也都有一个“运”字（皇太极除外）：如康熙为“合天弘运”，雍正为“敬天昌运”，乾隆为“法天隆运”。
明朝皇帝谥号的前四个字，也都有一个“天”字，不同的是没有“运”字，而是“道”字。如明太祖朱元璋为“开天行道”，明太宗朱棣为“启天弘道”等。
大行皇帝：皇帝死后入葬之前，称作大行皇帝。
新皇帝登极，大行皇帝入葬、定了庙号和谥号之后，就称庙号、谥号，如康熙帝称“圣祖仁皇帝”，雍正帝称“世宗宪皇帝”，乾隆帝称“高宗纯皇帝”等。
中国皇帝的名讳，历史悠久。清承明制，实行名讳。清帝的名字，是不可以随便叫的，也不可以随便写的。清帝的名字，从他登上皇位那天开始是要避讳的，别人不能使用皇帝名字的读音，不能用也不能写皇帝名字的字。但清帝的名讳，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
天命、天聪、顺治时期：清朝太祖、太宗、圣祖三朝，还没有实行皇帝名讳。如“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出现在正式典册（如“实录”“玉牒”）时，在名字上贴上黄签，以示敬避。他们的名字不可以写，也不可以读；但组成这三个皇帝名字的字，分解开来，可以写，也可以读。
康熙、雍正时期：康熙朝开始将皇帝的名字作讳笔。如康熙的名字“玄烨”，避讳时讳缺末笔，“玄”字、“烨”字书写时都讳缺最后一笔。遇到“玄”字，缺末笔，就是“玄”字最后一笔的“、”不写。我统计过，康熙二十四年（1685）编修的《康熙顺天府志》，全书的“玄”字和带“玄”部首的字，如“铉”“炫”“玹”“弦”“”“泫”等字，都讳缺末笔，总计70处。皇宫后门明朝叫“玄武门”，康熙时避讳“玄”字，改为“神武门”。
雍正时，雍正的名字为“胤禛”，“胤”字、“禛”字写的时候要讳缺末笔，同时他的兄弟“胤”字都改成“允”字。所以，出现“允礽”“允祉”“允禩”“允禟”“允祥”等。他的十四弟胤祯则两个字都改了，第一个字改成“允”，第二个字“祯”因为读音跟雍正胤禛的“禛”接近，所以改为“禵”。
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恢复康熙的做法，只将皇帝的名字作讳笔。
乾隆时，乾隆帝名弘历。“弘”字讳缺末笔。
嘉庆朝，嘉庆帝名永琰。因“永”字为常用字，所以将御名上一字“永”改为“颙”字。在写“颙”字与“琰”字时，也要讳笔。
道光朝，道光帝原名绵宁，为“绵”字辈。将御名上一字“绵”改为“旻”，避讳时“文”字缺一点；将御名下一字“寜”字讳缺末笔，写作“寍”等。北京广宁门，改名为广安门。
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皇帝名字两个字，规定前一个字不避讳，只是后一个字讳笔。
咸丰名奕，将御名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下一字着缺写末一笔；同治名载淳，“载”字不讳，“淳”字写成“湻”字；光绪名载湉，“载”字不讳，“湉”字讳缺末笔；宣统名溥仪（儀），“溥”字不避讳，将“儀”字缺末笔。
以上可见，清帝名讳逐渐简化。从入关前不太讲究名讳，到康、雍、乾严格名讳制度，再到嘉、道皇帝名字避讳常用字，复到咸、同、光、宣更加简化的名讳制度，以方便大众。
清帝名讳制度是很严格的，如犯了皇帝的讳，科举时轻者名落孙山，重者惹来牢狱之灾。
随着帝制的覆亡，这些有关皇帝的名号称呼，也都进入故纸堆。但是，作为古代文化的基本知识，也是应当了解的。还可以利用这些知识，鉴定文物真伪、书籍朝代版本。
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是国家、民族的最高象征，掌握国家最高的立法、行政、军事、祭祀和司法大权。皇帝个人的素质、才能、品德、喜好等，对于国家、民族至关重要。因此，皇帝的选择、皇位的继承，于皇朝的盛衰，关系至为重要。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了唐宋传统，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而清朝皇帝更有东北渔猎文化的滋养，所以在皇位继承制度上几经变革。
让我们对清朝皇位继承演变的轨迹，做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第一，贵族公推制。清朝皇帝的选择，太祖、太宗时是由贵族会议推选。清朝的奠基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是当时天下之精英，是各路英雄之俊杰。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称雄。但是，各部首领不服。努尔哈赤将建州五部—苏克素护河部、哲陈部、董鄂部、完颜部、浑河部逐部征抚，又将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珠舍里部、纳殷部征抚。再将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逐个部落征抚。还将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叶赫部逐个臣服。同时，要东对朝鲜、西对蒙古、南对明朝。最后，努尔哈赤是历史的胜利者。所以，努尔哈赤黄衣称朕，是经过长期激烈较量后胜利的结果。蒙古贵族、满洲贵族共同推举努尔哈赤为崑都仑汗，后称天命汗。
皇太极、顺治的登极，都是经过诸王贝勒会议认真讨论、反复酝酿、彼此协调、政治平衡的结果。虽然顺治六岁登极，但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在当时清朝统治阶层中，是最杰出的人物。
第二，皇帝遗命制。顺治皇位继承后开始改为遗命制。康熙帝继位，由顺治帝遗命；雍正帝继位，由康熙帝遗命（当然其中仍有历史疑案）；同治帝继位，由咸丰帝遗命。考据，在皇帝遗命之前，顺治帝临终前，皇太后同顺治帝商量由八岁的玄烨继承皇位，此事还同耶稣会士汤若望说过。康熙帝立皇太子，还请大学士、尚书等朝臣各陈自己的意见。可见这时的皇位继承还有一定的透明度，有一点民主味儿。
第三，秘密立储制。雍正朝实行秘密立储制，就是皇帝生前确定皇位继承人，而不宣布，秘密立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避免被指定的皇太子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二是避免皇太子周围结党，威胁皇权；三是避免其他皇子之间争斗厮杀，以夺取皇太子的地位；四是激发皇子们都严以律己，争取向上。这项制度实行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实际上只有乾隆、道光、咸丰三朝实行过，因为嘉庆帝继位是乾隆帝禅让。秘密立储制最大的缺陷是：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完全由皇帝一个人暗箱操作，如道光秘密立奕为太子，则选人不当。
道光帝秘密立储御旨
第四，懿旨定储制。同治帝身后，光绪帝载湉、大阿哥溥儁、宣统帝溥仪，都是由慈禧懿旨决定。皇帝不予参与，朝廷大臣不予议论，而由慈禧皇太后独断专行决定。载湉和溥仪两任皇帝继承皇位，既不是满洲贵族会议推举，也不是用遗诏形式，更不是秘密立储，而是由皇太后“一言而定”。其选择标准，一是幼童，便于太后垂帘；二是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两个家族交叉点，以维持这两个家族的统治。这在明清是没有先例的。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贵族参与程度愈来愈少，直至一人独断；从皇帝独断，又到皇太后独断。这同世界发展的民主潮流是完全相悖的。
再看辅政大臣演变的轨迹。
幼帝继承皇位，必有大臣辅政。顺治六岁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先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他们是当时统治集团中最优秀的人才。
康熙八岁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他们都是身经百战、阅历丰富的老臣。
同治六岁继位，定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祐瀛八大臣赞襄政务。八大臣只“赞襄政务”，不是“辅政大臣”。后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辅政。
光绪帝四岁继位，没有辅政王、摄政王、辅政大臣、赞襄政务大臣以及议政王辅政，而只有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逐步将满洲贵族中异姓贵族、军功贵族、宗室贵族和帝胤贵族都排斥在外，实行个人独裁，所谓“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慈禧太后将皇权紧紧地抓在个人手中，创造了清朝极权体制的极致。这种慈禧太后极权的局面，持续近50年。在世界政治日趋民主化的大潮中，大清帝国的皇权却日益高度极权。这是酿成晚清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时的世界，六岁的同治、四岁的光绪、三岁的宣统，面临的对手都是谁呢？
美国：实行总统制。林肯（1809～1865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年），恰与同治帝同时，以反对蓄奴的政治纲领赢得大选。他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平定南方叛乱，进一步扫荡了奴隶制度，捍卫了国家统一。
英国：实行首相制、国会制。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其任英国女王时期（17～1901年），与慈禧太后大体同时。英国的工商业快速发展，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有女王，也有国会。维多利亚女王在任期间严格遵守宪法原则，决不逾越法定权限。
德国：俾斯麦（1815～1898年），担任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1871～1890年），与同治、光绪同时。他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对内推行高压政策，被称为“铁血宰相”。
日本：伊藤博文（1841～1909年），先后几次担任日本首相（1885～1888年，1892～1896年，1898年，1900～1901年），大体与光绪同时。曾在英国学习海军。在任期间，他起草明治宪法，在废除日本封建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中起过重大作用；发动甲午战争，并取得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年），任俄国皇帝（1855～1881年），大体与同治、光绪同时。他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即位，之后废除农奴制度，并进行财政、文化、司法、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任期被誉为“大改革时代”。俄国与中国签订《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慈禧太后及其傀儡皇帝同治、光绪、宣统，恰与美国林肯、英国女王、德国俾斯麦、日本伊藤博文、俄国历山大二世等同时代，这些孤儿寡母，怎么可能与之相匹敌呢？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都是当时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是凭借前三帝功业的基础，利用西方尚未东渐的时势，并具有个人素质与才能的优势，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君、能君、名君。嘉、道以后，清朝不自觉地或被迫地参与了世界范围近代社会的竞争。然而，皇帝却一代不如一代—嘉庆帝为庸君，道光帝为愚君，咸丰帝为懦君，同治帝为顽君，光绪帝为哀君，宣统帝则为幼君。特别是慈禧太后，不懂军事、不懂政治、不懂文化，不懂工农商学兵，不懂弓马骑射，更不懂近代科技，凭一点小聪明、小权术，却成为中华四万万民众的“女皇”，怎能不败于世界列强！
司马迁有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天时也；人，人意也；古，鉴戒也；今，通变也。其时，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工业化、民主制，清朝还是家天下、君主制。清末同、光、宣三朝，慈禧太后通过“听政—训政—亲政”实行专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逆天时，怫民意，不鉴古，拒通变。因此，清朝的覆亡，民国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民意的自然选择。
皇帝不仅是皇宫的主人，也是当时天下之主。可谓呼风唤雨，改天换地，随心所欲，这么自在，这么得意，这么任性，他们的寿命一定很长吧？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在北京皇宫君临天下的有十四位，寿命最长的是永乐帝朱棣，六十五岁；寿龄最短的是天启帝朱由校，二十三岁，平均寿龄412岁。
寿龄在六十到六十九岁的，也只有二位，永乐帝六十五岁，嘉靖帝六十岁。
寿龄在五十到五十九岁的，只有一位，万历帝五十八岁。
寿龄在四十到四十九岁的，有两位，洪熙帝四十八岁和成化帝四十一岁。
寿龄在三十到三十九岁的，有八位，宣德帝三十八岁、英宗三十八岁、弘治帝三十六岁、正德帝三十一岁、隆庆帝三十六岁、泰昌帝三十九岁、崇祯帝三十四岁、景泰帝三十岁。
寿龄在二十到二十九岁的，有一位，天启帝二十三岁。
十四位皇帝中，寿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五位，其余九位寿龄都在三十九岁以下。
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寿龄最长的是乾隆帝，八十九岁；寿龄最短的是同治帝，十九岁，平均寿龄五十二岁。
寿龄在八十岁以上的，只有一位，乾隆帝八十九岁。
寿龄在六十到六十九岁的，有四位，康熙帝六十九岁、嘉庆帝六十一岁、道光帝六十九岁、宣统帝六十二岁。
寿龄在五十到五十九岁的，有一位，雍正帝，五十八岁。
寿龄在四十到四十九岁的，没有。
寿龄在三十到三十九岁的，有两位，咸丰帝三十一岁、光绪帝三十八岁。
寿龄在二十到二十九岁的，有一位，顺治帝，二十四岁。
还有一位寿龄不到二十岁的，同治帝，只活了十九岁。
十位皇帝中，寿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六位，其余四位寿龄在三十九岁以下。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平均寿龄长十一岁，但是以当代的眼光看，显然明清皇帝的寿龄并不长，至少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短。正好应了那句老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皇帝去世的原因，属于宫廷机密，后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加以分析推断，多有历史疑案。但是明清皇帝死去的时间，都是有记载的。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明清皇帝多数在冬、夏两季去世。
明朝十四位皇帝，崇祯帝不是病死的，景泰帝和泰昌帝是春秋季去世，其余十三位皇帝都在冬夏两季去世，其中宣德帝和正统帝都是正月去世，大年还没过完。
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死于春秋季的只有光绪帝和宣统帝，其中光绪帝很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而溥仪死时已经不是皇帝。其余十位皇帝，都死于冬、夏两季。其中，顺治、乾隆、道光三位皇帝，都是正月去世。
就皇帝去世的季节而言，明朝和清朝的皇帝竟然惊人地相似。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说：“非其时则微，当其时则甚”；“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意思是说，病患之体，阴阳失衡，在与季节相克时，其病则重、则死。冬至到立春之时，气候严寒，正值阴极阳生，阴阳交替，此时患病之体，难以顺应自然之势，天人不应，阴阳隔绝，是故死亡率最高。明清皇帝死亡时间的历史资料表明，在冬三月里，正月死亡率最高，如明清有五位皇帝死于正月。当然，我国地域辽阔，气温差异较大，不同地区，情况不同。明清皇帝主要生活在北京。皇帝也是人，其病死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同平民百姓基本一致。
虽然皇帝的死因往往是宫廷疑案，并不是很清晰，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我重点讲一下心理因素对寿命的影响。
第一，强势皇帝阴影下的继承人。明朝有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一位是仁宗洪熙帝朱高炽，四十七岁继位，四十八岁去世，在位九个月。他的父亲就是永乐帝。他十七岁被爷爷朱元璋封为燕王世子，二十六岁被永乐帝立为皇太子，在此后的21年里，永乐帝对他忽冷忽热，两位亲王弟弟也觊觎争斗，朱高炽终日不安，长期压抑，拖垮了身体。另一位光宗泰昌帝朱常洛更是熬滔，他的父亲万历帝迟迟不安排他出阁读书，读了书又很快让他辍读，直到十九岁才被立为太子。可以说在他继位前的38年中，一直生活在孤独、恐惧和苦闷之中，结果继位才一个月就死去了。
清朝的光绪帝，长期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中，特别是大婚之后，他渴望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婚姻幸福，但都被慈禧太后碾得粉碎。他即使不是被毒死的，也已经病入膏肓。
康熙帝虽然寿命不算短，但如果不是晚年纠结于立废太子这个难题而患中风，他应该有更长的寿命。
乾隆刻本《八旬万寿盛典》
从这几位皇帝的经历看出，心理因素对于寿命至关重要。生气、着急、纠结和恐惧，是生命的四大杀手。
第二，肆无忌惮与节制有常。皇帝深居皇宫，权力至高无上，靠什么来节制和约束自己呢？明武宗正德帝就是一位肆无忌惮的人，他的豹房政治，他的荒淫酒色，都创造了历史之最，最后在三十一岁就丧了命。明熹宗天启帝则是缺乏教育的典型。他到十六岁继位时还是个无知顽童，没有出阁读书，当了皇帝以后更不好好读书。他任性，暴躁，结果二十三岁就死去了。
乾隆帝是这些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我曾经介绍过他的膳单，通过他的吃饭，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有节制的人，有理想、有抱负、有爱好、有约束。乾隆把政余精力，放在读书、作诗、写字、绘画等文化方面，修养心性。仅就吃饭来说，他在位时间那么长，国家经济状况又好，顿顿大吃大喝也是有条件的，但他吃饭无非是有荤有素、有粗有细、有凉有热、有汤有点心，营养均衡，这对健体延寿，应该是有帮助的。乾隆帝回忆说：“予五十五年之间，无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仙素所鄙，即医理并不识，亦惟慎起居、节饮食，以为养生之常道耳。”（《四德论》）
海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海洋文化，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这里和大家讨论海洋文化的三个相关问题。
我先从海洋文化说起。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的，主要由五种文化组成：一是中原农耕文化，二是西北草原文化，三是东北森林文化，四是西部高原文化，五是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
中原农耕文化，主要是在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珠江中下游等地区，以农业所产为衣食之源，这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主体与核心。农耕文化产生的皇帝，秦始皇以来，长期在中国居于主尊地位。
草原文化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的草原地区，以游牧的牛羊为衣食之源。秦汉匈奴、隋唐突厥、元明蒙古等都属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产生的成吉思汗建立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一段时间内居于中国的主要地位。
森林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大兴安岭以东到海，长城以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今萨哈林岛）以南等广阔地域。人们擅长弓马骑射，以狩猎的飞禽走兽、捕获的鱼类、采集的果实等为衣食之源。森林文化产生过唐朝渤海政权、与南宋对立的金朝，特别是清朝。
属于高原文化的南诏、吐蕃等都是区域性的政权，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皇朝。而海洋文化呢？
我国在明清强盛时，海域从黑龙江入海口的鞑靼海峡、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直到曾母暗沙，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沿海地区，广大沿海暨海岛居民，以捕捞海产品和海上运输所得为主要衣食之源。但海洋文化没有产生过皇帝，更没有建立过全国性政权。
上面说的五种文化分区，只是大概的划分，事情是复杂的，经济是交错的，不能做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
中国不像亚洲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欧洲的英国、希腊、罗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海洋国家，以海洋的捕捞、运输、贸易等为主要衣食之源，虽然他们也有或农耕经济、或放牧的经济、或森林经济等，但仍以海洋文化、海洋经济为主。
清康熙朝地球仪
在中国，从秦始皇到宣统帝，2000多年间，历朝皇帝都没有海洋文化基因，都不重视海洋文化，所以海洋文化成为中华五种文化中的一块文化短板。
到了15世纪，世界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海洋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率先崛起，称霸海上。继之，荷兰等国崛起。早在明代，而后在清初，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都到了中国，而后英国崛起，四处扩张，建立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这个时期的清朝执政者，仍沉醉于“天朝上国”“持盈保泰”的自我感觉之中。中华农耕文化的海洋文化短板，遇上被西方列强海洋文化的坚船利炮，打了败仗，吃了大亏。中华国门被西方叩开，蒙受了历史的奇耻大辱。
中国近代文化之殇，从哪里开始呢？从海洋文化受辱开始。
第一，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其坚船利炮，从海上打来。英军攻广州，林则徐等官民抵御，没能得逞；转攻厦门，邓廷桢等率官民抵御，也未得逞；北上攻定海，则清军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内容之一是赔款2100万银圆。一次战争失败，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没能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其实，林则徐已有疏陈：“自道光元年以来，粤关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清史稿·达洪阿传》）道光皇帝既没有颁《罪己诏》，反省抵御英军失败的责任，也没有采纳正确的意见，更没有研究历史的原因，而是将抵御外侵、打了胜仗的湖广总督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做替罪羔羊，把他们遣戍到新疆伊犁。
第二，英法联军（1856～1860年）。英法两万多人，又从海上打来。咸丰十年（1860），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签订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后进攻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后妃和八大臣等逃到避暑山庄，照样歌舞升平，日夜骄奢淫逸。后联军控制北京，签订《北京条约》。此期，俄国逼签中俄《瑷珲条约》，之后又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中国领土和主权等蒙受重大损失。如：赔款白银800万两；俄国先后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到海以及新疆惠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城县）以西到巴尔喀什湖，总计约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圆明园遭到焚掠；中国丧失重大主权等。如此中华奇耻大辱，咸丰帝等既没有颁《罪己诏》，也没有采纳正确意见，更没有研究历史教训。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等将八大臣解职，并处死肃顺等，将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肃顺等身上。慈禧太后等并未从英法联军攻略北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忙着搞垂帘听政，掌握皇权，巩固皇权。
第三，甲午海战（1894～1895年）。日军还是从海上打来，攻占丹东、旅顺、大连、威海等，北洋舰队覆没，清军失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收回）；等等。慈禧太后只顾着忙自己的六十大寿，也没有研究海洋文化这块短板，更没有倾力加强海洋建设的决心和韬略。
第四，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于1900年还是从海上打来，清军失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先攻陷天津，继攻占北京，并进入紫禁城。慈禧太后带光绪帝等先期离京，明明是出逃，却美其名曰“西狩”，前往西安。翌年，签订《辛丑条约》，条约十七款，其中一款是：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期还清，最终赔款加上利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并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慈禧太后杀了几个“主战派”了事，也没有下《罪己诏》，更没有对海洋文化建设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四例，发生在道光帝、咸丰帝和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应当说：道光帝旻宁、咸丰帝奕、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应负历史主要责任。
第五，清朝结束，民国建立。日本侵华军，从海上打来。民国政府比清朝重视海洋文化，但仍然不够。如海军总吨位65万吨，日本“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却有69万吨。本来淞沪之战，国民军占有优势，可日本海军在杭州湾登陆，海陆夹击，国民军失败。接着，三个月之间：一失上海，二失南京，三失武汉，四失长沙，五失广州！
以上五例，历史之辱，沉痛说明：海洋文化之短板使中国吃了大亏。
这些事例表明，历来的皇帝、太后、总统都有个人责任，但从文化来看，是我国两千年来忽视海洋文化，忽视海防建设，忽视建立强大海军的一个结果。
《清史稿·兵志·海军》说：“中国初无海军”。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四日，才成立海军衙门（《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五）。这时，鸦片战争爆发已经过去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达45年之久。直到宣统初，清朝军舰能出海作战的，只有“海筹”“海圻”等巡洋舰四艘，“楚泰”“楚谦”“江元”“江亨”等炮舰十余艘而已（《清史稿》卷一三六）。
一部沉痛的中华文明的海洋文化短板史，惊醒中国人。历史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已经跨入新时代。中国要走向世界，走向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中国发展有了新的机遇。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全民重视海洋文化。中华海洋文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目标—重视海洋文化，制定海洋方略，建立强大海军，发展海洋经济，研究海洋科技，建设海洋强国。中华海洋文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