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递进的转型期，传统民间生活正在发生改变，主要是传统生活的生存环境在改变，迫使人对过去的传统要审视，传统要适应新的环境。社会转型期，许多传统文化在苦苦挣扎，这是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原属于农耕文化、村落文化或胡同、街巷文化的那些传统文化，随着城镇化的到来，它们一下子被冲击得无处立足。于是传统在丢掉、改变，或彻底转换成一种新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是社会上一般的常规理论。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说，“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只能把它放在它所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观察”。（恩格斯《法德历史材料》第10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事实上，有许多遗产在这种时候，在特殊地域环境的巨大变型期、转换期却顽强地存在着、保持着。因此不能说某种传统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一下子便不适应了、不存在了，特别是文化遗产特征不同、形态不同，所以，保护、抢救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文制宜、因人制宜。那些在这个时期存在的遗产，也记录了真正的传统生活。
田铁匠的老家在中原山东诸城一带的魏家庄，从前那里大人小孩都是铁匠。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爷爷田光友三十多岁那年就开起了铁匠铺，从十四岁能拿动大锤子开始，田洪明就正式当上一名铁匠，和爷爷父亲走南闯北，田洪明不但和爷爷父亲学打铁手艺，他还外出拜师，到许多出名的铁匠铺子里拜师学艺，就是为总结中国铁匠的技艺和绝活，广结天下铁匠能人。到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铁匠活不让干了，说那是“资本主义”，可是，他说什么也舍不得丢了祖上的那些工具和手艺。于是他萌生了去东北闯荡的想法，决定投奔早年闯关东来到长白山黄松甸林业局的一个姨父去谋生。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田洪明把小炉子、砧子，选了几把响锤、钳子，用一个麻袋包上，自己做了一辆侉车子，把铁匠物件放上，假装外出打工干活，不敢坐火车，偷偷离开埋葬着亲人的故土山东诸城魏家庄，踏上了闯关东之路。
铁匠与铁匠铺
当年在长白山像黄松甸这样的大林业局，山上的斧子、锯，爬树用的扎子、爪子，穿排用的巴锔子，一切的一切，都是铁匠活，而且，山林里附近林业上用铁件，林区的农耕中的镰刀、锄头、犁铧、镐头，没有一样不是铁匠干出来的，还有家庭用具，牛、马、驴、骡的转环、掌铁，都是铁件，于是因为有了田洪明的帮助，蛟河黄松甸铁匠炉一下子红火起来了。几年之后，长春长青锻造加工厂扩建，田洪明从蛟河黄松甸来到长春。工厂有自己的设备，也用不上自己的老炉了，有人就劝他，老田哪，扔了你那破玩意儿吧，都啥年头了，你还留着。田师傅说，我不能扔，这是俺一家子的传家宝。于是，他把自己的老炉好好地摆放在自家他睡觉的床底下，每日下班都看上一眼，不然就睡不踏实。1996年长青锻造加工厂黄了。可是他不怕“黄”，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在家里久久珍藏着的小铁匠炉，这不正是田家千百年的文化吗？于是，他干脆就在他家的院子里开了个“小炉作坊”，起名“洪明五金旺运加工厂”。他的旺运，其实是指文化的旺运，遗产的旺运，手艺的旺运，历史的旺运。那时他已有了两个儿子，又收了一个伊通来的叫李小子的小伙子，做他的徒弟，从那时直干到现在。长春的大街小巷，都知道二道河子老街里有个田铁匠，活好，手艺绝，什么扁铲、巴路、菜刀、剪子、秤、锁头、斧子、连子、转环、唤头（过去剃头匠的幌子）他都会，于是千家万户的，就谁也离不开他的小铁匠铺子了。这个铁匠铺子，也成了南来北往，大人小孩的观赏场景。每天，他的铁匠铺子的炉火一闪，锤声一响，人们都挤到他的铺子的门口来看热闹，来欣赏铁匠生活的风情和风景，使城市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哥仨，他是老二，人称“末代小炉匠”。在长春，有“末代皇帝”，如今又有了一个“末代小炉匠”。
铁匠夫妻
但是现在，他的存在，已与现代的城镇生活形成一种矛盾，小区需要“静”，不能让他“开炉”打铁，平房需要拆，不能留下这块作坊，可是他又一点也舍不得丢弃他的物件和手艺。平房的人，要搬进高楼，可牛、马挂掌不能牵上高楼。他与社会的矛盾其实是他的技术和技艺应该留存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乡接合部，而不应该是城镇小区。开始我想，要解决这个矛盾似乎也容易，只要找一间房子，把他祖传的老物件、老工具挂在墙上，摆在地上，建一个城镇民间铁匠博物馆也就够了。但是这样做，表面上文化留住了，传统却失去了。
铁匠铺
因为传统在生活中，其实是一种扩大的活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期，以博物馆的方式可以留存住一些传统，但那只是记忆性的，物态的，或者只能从死的物件上去记载传统。这等于是现代人眼瞅着传统在你的眼前丢掉和走失。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和手段能留住这就要丢失的传统呢？其实传统是需要环境和地域的。
在认真思考传统如何适应新的地域和环境时，我想起冯骥才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传统的生动是留住传统的重要因素。”（冯骥才《乡土精神》第148页，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而郑振铎先生在调查中也认为“真正的好文学作品，恰恰产生与文人与民间相接触的那种状态”。（《郑振铎文集》第231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如果我们不能在现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期找到传统可以存在的条件和因素，不能发现传统立足于一个新的环境的必要性，那么，这种传统的消亡就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留住它也只是在博物馆中便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考虑的是能否留住这种传统在现代时期，在生活中，并让社会认知传统的生动，这才是在城镇化的时代它的活态传统，那么，找出传统的“生动”和发现“传统与社会接触时的形态”就是重要的条件了。
留住传统，特别是留住活态的传统，生动的传统，并使用传统，继承传统，必须要使传承传统的传承者自身有积极性，“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从总体来说，下层（民间）文化虽然有其惰性，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依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刘锡诚《三足乌文丛·总序》第3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首先，田铁匠是一位突出的铁匠手艺传承人，在生活中，这位铁匠有许多独特的手艺，人们非常需要，而他，人缘特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会亲自上门，并以自己的铁匠手艺去帮助别人。他每天着魔似的鼓捣他的物件，总想要“打铁”。其次，他有天才的创造意识和智慧。我们发现，只要让他打什么，他竟然可以如剪纸一样，只要点上炉火，便可以打制出任何一件我们说出名的东西。我曾经试他的智慧。因现在每到清明，家家为故去的亲人烧纸，要先在纸上打上“印”，这种工具叫“纸篾子”，但市面上没有卖的，人们也不会做，但他会。他很快就能打制出两种“纸篾子”。而且告诉我们，一种圆的是给近处的人烧纸时用的，如故去的亲人在外地，就用两边开个小口的那种“纸篾子”，说明可以将信、钱送到远方；我还提起从前矿上挖煤矿工用嘴叼的一种“灯虎子”，然后腾出两手去背筐爬坡，他竟然很快制作出这种铁鼠子，鼠嘴上还有胡子，两只爪拳着，是灯捻，十分生动逼真。这叫人惊叹，他真是一位杰出的民间艺术家。传统传承人的特征包括他传承传统的完整性、创造性。他就是这样。再次，他有传承传统的主动性。主动性是一种完成使命的渴望性，是我们选择保护传统传承人的条件。复次，他有传承传统的自觉性，这种行为表现在文化上也是对传统精神的肯定。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一个“文化自觉”的命题。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第203、2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田师傅对文化的坚守体现的就是主体的自觉，他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与对传统环境的形成成正比。文化自觉使传统顽强存在。最后，传承环境对他的认可。目前和眼下，这个小区处于城市向市外过渡的边缘，也住着一些与城乡来来往往的人家，事实上，一些人家还需要这种工匠的存在，这种手艺的存在。
铁匠工具
他所具备的对铁匠手艺的爱，使他杰出的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资质得到了认证。他心底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深刻的挖掘。他这样的民间生存传统传承和手艺持有者的身份，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知。社会转型期，社会传统最易丢失，我们要努力去挖掘和认知新的环境需要传统的地方。
同时，他所传承的民间技艺并不是转型后的社会和时代不需要，而往往是社会和我们主观上认为不需要了。所以，还要进一步挖掘现代社会对他传承人的技术的认知度。这时我们发现，当代社会和如今的城镇生活中，每天依然有诸多居民、企业、工地、文化艺术家、公共服务部门还在找像田铁匠这样的人，许多生活、生产中的工具在商店和一些部门买不到，往往还找他去恢复，而有些文化馆、博物馆也希望他能让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现已消失的老物件重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什么犁杖、侉车子、轱辘、绳车子、阉猪刀子、打马印子的烙铁、老锯、斧子等，甚至各种表现人们思想和记忆情感的“镰刀斧头”、卡钳、挂钩、通条、唱片，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能提出名，或能描绘出样子，铁匠都能按你的想象去完成。这其实已证明了他传承传统的能力，也说明，生活是需要这些的，这其实是转型后的传统的新生和转换，这不同于传统的自然消亡。
传统的新生其实延续了传统的存在过程，新的传统其实是在转换时以一种必须的存在因素完成了转换和嬗变，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但新的传统一定要具备社会的需求和传承传统人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观察和验证传统的环境是否需要这种传统。在这两个问题上，其实田铁匠和他生活的城镇小区完全构成了这个传统可以存在的理由，这是转型期留住传统的重要条件和特征。
传承人传承传统的能力，又要与转型后的社会形态相适应，这是传统转换与嬗变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时候，不是转型后的社会不需要这个传统了，而是传承传统的人本身没有传承传统的热忱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于是，传统走失了，消亡了。如果社会生活不需要这个传统，传承人再有热忱，再有能力，他所传承的传统也会流失；如果传承传统的人面对的是一个不接受这种传统的地域环境，那么往往是传承人改变自己的存在，或离开这个环境、地域，渐渐地丢掉自己的传统。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这种传统互替时期。
传统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因素缺一不可，但寻找和归集现代生活中的传统和因素一定要时时注意掌握舍弃与保留。“今天我们还能搜集到与民族文学有关的一些古老的风俗，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这确是难得的文化财富。”（贾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文学·序》，段宝林选编，第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人类的每一项生存和生活传统“都有过自身的辉煌，只是被埋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事实上，它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它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兆麟《巫觋》第6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生动的田野和社会生活实践往往是来自田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对应层，也就是遗产的活态性。可是在生活中，许多活态的细节往往隐藏在普通生活的过程中。作为田野文化工作者，稍不注意，它便会消逝，只有寻找到那些生动的传统和它能存在的背景，文化才能被传承下去，保护下去。如城市铁匠的全部手艺、技艺，也不是全部继承，要有所舍弃与保留。
过去，没有铁匠不行，现在在城市化中，它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了，工业化已经逐渐替代传统手艺了，它的存在已经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了，城镇化已把这种文化挤到时代的夹缝中去了，它在村落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舍弃它在城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
第一，未来的城镇发展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要对铁匠作坊所产生的烟尘、粉尘、废料、废液进行限制，铁匠土作坊已不宜存在；第二，未来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趋于宜居化，趋向于安静、宁谧，铁匠作坊的锤声将被限制；第三，铁匠作坊的功能与社会生活的需求逐渐分离，单件打制已满足不了批量需求，生产速度也跟不上城镇需求的快节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的。
田铁匠打制的铁器
但是，农耕文化、森林文化所传承下来的这种铁匠作坊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又有自己的独特作用，它有任何传统所不能替代的优势。比如作为铁匠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传统文化，那种有久远的自然、历史、民俗文化功能的技艺知识依然是今天传统生活所急需保留的。比如铁匠的锤声，有必要在生活中留下这种久远的响动，可以在城市的六一儿童节和五一劳动节举行“响锤节”，让孩子和城市的人们去听一听铁匠文化的久远呼唤，引起人们对劳动创造者的尊敬和对曾经存在的文化遗产的思念。所以，城市的铁匠文化节可以成为由农耕文化向城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实施保护的重要举措，也留住了文化与生活的形态和传统的生动。现在，生活中正在形成“铁匠文化”小区，让它存活在这里的生活中，并定期举行铁匠“响锤节”，让城市去感受这种文化的生动与丰富。实际上，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传统也在悄然形成。据调查，市区二道民丰街六组的刘老太太（七十三岁，孤独一人生活），她希望铁匠定期给她焊一焊大马勺；市区乐群街三组的盲人张丰，希望田师傅定期给他修一修“拉棍”，以保证他外出方便；市区乐山乡建筑工地王永明爱使田师傅的“砖掐子”（码砖时的用具），他说，自己使顺手了。其实，现代的生活，城市的街区，依然渴望民间铁匠作坊的存在。
对田铁匠在城镇化的环境中保持传统的调查，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传统的认知，也对这个时期民间文化工作者和非遗保护工作的责任有了深刻的了解。其实我们的调查正是在促使田铁匠的生活与城镇化环境的融合与统一，并让遗产魅力四射的光芒不减，绚丽继续。其实无论是城镇化还是转型期，传统很难消亡，社会的发展与遗产的存在并不矛盾，无论环境怎样变化，其实传统还活在生活里，因为传统是人的情感和习惯。它依据自己的规律和特征存在。问题是要走进遗产，分析遗产，做使遗产与生活交融与靠近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保持自己的丰富性、多样性，让遗产更多地留下来、活下来，这才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人类文化遗产工作者共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