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重，宰相王珪率领宰执入宫觐见，请求立储，并请求由皇太后同听政。此时，神宗已经无法言语，只能点头表示同意。王珪等人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她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由于宋朝的家法，无法直接出面干预。
三月一日，高太后正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深知皇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令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出入皇帝的寝殿，以防变故；另一方面暗地里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了一件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五日，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即位，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询问司马光当务之急，司马光上呈了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广纳谏言，二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司马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此时，蔡确与韩缜是宰相，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执政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将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司马光指出，新法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官吏的腐败。他主张恢复旧法，以稳定社会秩序，减轻百姓的负担。
司马光的这一立场得到了高太后的大力支持。高太后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她希望通过废除新法来恢复传统的治国理念。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逐步推行了一系列废除新法的措施，包括废除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但也引发了变法派的强烈反对。
变法派的核心人物蔡确、韩缜和章惇试图抵制司马光的政策，但最终未能成功。司马光的改革措施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主导地位，新法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二、过程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变法派失去了强大的后台。神宗的儿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宣仁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高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神宗大力推行的新政非常不满。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高太后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类似于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首先召回了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不支持新法而被贬谪的旧臣们召回京师，分别重用。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旧党的领袖，声望极高，时人称之为“旧党赤帜”。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她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味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
然而，高太后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高太后的这些举措虽然赢得了保守派的支持，但也加剧了党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了朝政的动荡和大臣们的相互倾轧。
尽管如此，高太后在位期间，宋朝的政治和经济仍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她的勤俭廉政、励精图治，以及对国家大事的谨慎处理，使得“元祐之治”成为宋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为后世留下了“女中尧舜”的美名。
三、影响
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北宋末年的党争进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直至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