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1127年，金朝军队攻破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量的皇室成员、官员、艺人等，史称“靖康之变”。这次事件不仅导致了北宋政权的崩溃，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
在金军撤离后，张邦昌被立为伪楚皇帝，但他的统治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王赵构成为了新的希望。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开启了南宋的历史。高宗即位初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势：一方面需要稳定内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要应对来自北方金朝的持续威胁。
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张邦昌最终选择了退位，并以孟太后的名义下诏支持赵构即位。尽管张邦昌因“护国有功”而被封王，但其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终导致他被处死，成为宋朝唯一被处决的文臣，这反映了南宋初期内部对于忠诚与背叛的严格标准。
高宗即位后的第二年，金朝再次大举南侵，迫使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避战策略，一路向南迁移。1129年，金朝扶持刘豫建立了傀儡政权——齐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对立，使得南宋与金朝之间的边界划定在淮水至大散关一线。
面对金朝的压力，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身。例如，1131年，越州（今浙江绍兴）被提升为绍兴府，成为了南宋的重要行政中心之一。到了1138年，临安（今浙江杭州）被确定为南宋的临时首都，也就是所谓的“行在”
二、康王继统
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成员几乎全部被金朝俘虏北上，唯有康王赵构因在外而幸免。赵构当时正位于济州（今山东巨野），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 蜡 书 后，在相州开府。当东京（汴京）告急时，虽然接到了紧急勤王的命令，赵构并没有亲自前往救援，而是派遣副元帅宗泽带领部分兵力南下。他自己则选择向东逃往济州，以避免被金军捕获。
随着金军撤退，张邦昌被迫退位并派人将传国玉玺送给了赵构，此举明确表明赵构作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未被俘虏的亲王，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因此，赵构于1127年5月1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孟太后归政，标志着南宋政权的正式建立。
高宗即位后不久，李纲于6月1日抵达应天府。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高宗任命李纲为宰相，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来自金朝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声望和支持率。然而，李纲的主战立场与高宗身边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主张向南迁移以避开金军的锋芒。这种分歧在金朝以张邦昌被杀为借口再次南侵时变得尤为明显。
面对金军的再次进犯，黄潜善、汪伯彦极力劝说高宗南逃，而李纲则坚决主张坚守中原，甚至东京留守宗泽也强烈要求高宗返回东京主持大局。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虽然任命李纲为右相，但实际上更依赖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意见。李纲的存在不仅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也使得高宗感到不安。最终，在李纲不断追责张邦昌的行为后，高宗内心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仅一个月后便将李纲贬官，并下令处死了张邦昌。
关于张邦昌的评价，南宋史家王称认为，张邦昌之所以接受伪楚帝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金朝的胁迫，而非出于本意。
三、巡幸东南
高宗即位后，面对金军的持续威胁，他始终心存恐惧，害怕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1127年七月，高宗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计划前往建康（今江苏南京）避难。这一决定遭到了李纲的强烈反对。李纲认为，高宗曾承诺“独留中原”，坚守中原对抗金军，如今却选择南逃，不仅会打击军民的士气，也会削弱南宋的抵抗力量。李纲的坚持迫使高宗暂时收回了南逃的命令，但这却加深了高宗对李纲的不满。
同年八月，李纲被提拔为左相，黄潜善接替他担任右相，汪伯彦则升任知枢密院事，形成了对李纲的钳制之势。此时，两河地区的军民自发组织了山水寨，积极抵抗金军的侵犯。李纲看到了这些民间抗金力量的重要性，任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并收复失地。然而，黄潜善和汪伯彦却极力反对，要求撤销张所和傅亮的职务，这无疑是对抗金形势的巨大打击。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最终还是偏袒黄、汪，御批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黄潜善甚至通过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最终导致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表面上挽留，实际上却迅速罢免了李纲的相位。李纲的罢相不仅激起了正直人士的愤慨，也使得南宋失去了一个坚定的主战派领袖。
与此同时，太学生陈东和布衣士子欧阳澈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高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陈东和欧阳澈分别在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年仅四十二岁，欧阳澈只有三十一岁。宋太祖曾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誓约，这一内容前不久刚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式传送给高宗。然而，高宗却公然违背誓言，大开杀戒。高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陈东质疑高宗继统的合法性，欧阳澈揭露高宗纵情声色，这些言论触及了他的痛处；其次，高宗担心陈东再次引发类似靖康学潮的民变；最后，陈东等人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这与高宗的逃跑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因此，高宗不惜以极端手段除掉这些反对者，尽管事后他多次表示痛悔，但这些举动显然只是为了减轻舆论的谴责。
李纲罢相后，高宗于1127年十月下达了“巡幸淮甸”的诏书，小朝廷逃到了扬州，将这个繁华之地作为“行在”。高宗将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别升为左、右相，将朝廷大权交给了他们，自己则在行宫中寻欢作乐，完全不顾中原军民正在与金军浴血奋战。
四、金军南下
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对南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任东京留守的宗泽多次上书请求高宗回京主持北伐，但高宗对此置若罔闻。黄潜善和汪伯彦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都嗤之以鼻，认为他“脑子有病”。宗泽的逝世使得北方抗金形势迅速恶化，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也分崩离析，不到一年的时间，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将领完颜宗翰率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行宫行欢作乐，突然接到金军逼近的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这一事件在民间流传为“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导致大量军民来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上下普遍认为扬州大溃退的责任在于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失职。高宗对黄、汪未能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也极为不满，遂将二人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军骑兵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受处罚，反而得到了升迁。这主要是因为他与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及到达杭州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引发了军民的极大义愤。
建炎三年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因嫉妒王渊的骤然升迁，又对宦官胡作非为深感不满，加之对高宗一味南逃的政策极为不满，最终在杭州发动了兵变。他们诛杀了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佑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被称为“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苗刘兵变虽然有其合理的背景，但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苗傅和刘正彦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当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和礼部侍郎张浚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傅和刘正彦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只得弃城而逃。高宗得以复辟。五月，苗傅和刘正彦被韩世忠的军队俘获，两个月后被处死。
五、入海避敌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的安乐窝。然而，金军并未停止对南宋的进攻。完颜宗弼（兀术）被任命为统帅，率领金军分四路大举南侵，其中兀术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追击高宗的小朝廷。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高宗派遣使者向金帅乞和，国书中的措辞极尽卑微，表现出极度的恐慌和无助：“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然而，兀术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南宋政权，尤其是要俘虏高宗。因此，他对高宗的求和完全不予理会，继续率军南下，迅速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了建康（今江苏南京），并直扑临安（今浙江杭州）。
建炎三年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他又继续南逃，到达了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高宗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他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乘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进而渡海到达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命令御舟在台州与温州之间的海域漂泊，以躲避金军的追击。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初三，高宗的船队在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落碇，停留了半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高宗的朝廷基本上处于流亡状态，无法有效行使统治职能。二月二日，高宗的船队移向温州沿海，并于二月二日起驻泊在温州江心寺。
六、南宋抗金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 焰 不绝。
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女真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女真人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女真人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七、金军北撤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统帅兀术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遭遇了严重的后勤问题，决定从镇江渡江北上撤退。然而，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成功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水战，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可能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金军无心恋战，损失惨重。
韩世忠拒绝了兀术以财货名马换取借道的请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黄天荡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了其出口，使金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不得不挖掘老鹳河故道，连接秦淮河，使战船驶入长江，用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在陆地上击败了兀术的部队，收复了建康。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了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然最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这场战役极大地打击了金军的士气，使其从此不敢轻易渡江。
高宗得知金军北撤的消息后，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流亡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意“绍祚中兴”。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作为行在，越州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将小朝廷迁回临安（今浙江杭州）。
以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此后，高宗虽然也曾短暂驻跸过建康（今江苏南京），但那更多的是为了展示抗金的决心和姿态。实际上，临安始终被称为“行在”，高宗并未放弃恢复中原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