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起因
忽必烈即位后，元朝国力日益强盛，他怀揣着灭宋的夙愿，致力于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宋降将刘整的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刘整在投降元朝后，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灭宋策略，即“先取襄阳、樊城、浮汉入江、直趋临安”。他认为，襄阳和樊城是南宋的军事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了这两个地方，就能打开通往南宋腹地的通道，进而消灭南宋。
襄阳、樊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依岘首山而峙，夹汉水而立，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是南宋的军事要塞。这两座城市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城坚池深，仓储丰厚，是南宋在长江防线上的重要支撑点。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决定先攻襄阳，以削弱南宋的防御力量，为后续的全面进攻打下基础。
二、战争形势
在忽必烈的指挥下，元朝大军开始对襄阳、樊城发动猛烈的攻击。蒙古军针对襄、樊的设防情况，采取了四面筑堡、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的战法。他们筑堡于鹿门山、白河口等地，切断了宋军南北之间的联系，对襄、樊形成了严密的包围。
然而，南宋朝廷并未能给予襄、樊足够的支援。当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把持朝政，昏庸腐败，怯战乞和，曾与忽必烈订有割地称臣的密约，因此不派得力将领率兵增援。宋军虽然有几路援兵，但由于指挥不力、士气低落等原因，始终未能打破元朝的包围。
襄阳之战从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历时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蒙古军和宋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初期战斗：
南宋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大将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总指挥，亲率精锐部队从襄阳城西的汉江上游小樊安阳滩发起进攻。襄阳守将吕文焕出兵迎战，虽然蒙古军不善水战，但在阿术的指挥下，蒙古军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占领了襄阳城西小樊安阳滩。
宋军援兵失败：
南宋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开始，刘整和阿术开始造战船练水兵，试图加强元朝的水上作战能力。然而，在随后的战斗中，宋军仍然多次击败蒙古军的水上部队。
咸淳八年三月，宋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与蒙古军战于赤滩圃，被击败。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水军5万、战船3000艘援襄，也被蒙古军击败于虎尾洲。
蒙古军加强水军：
为了加强水上作战能力，蒙古军在万山西练水军7万人，造战船5000艘，并筑实心台于汉水中，上置弩炮，以断宋军水道。吕文焕为摆脱危局，多次率军突围，但均未能成功。
宋军最后的努力：
在襄阳被困的后期，宋军仍然多次尝试突围和救援。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人到襄、樊西北清泥河上游均州境内造轻舟百艘，募勇士3000人，由民兵部将张顺、张贵率领，乘汉水涨水时援襄。张顺、张贵率领的勇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但最终仍然未能改变襄阳被困的局面。
襄阳城破：
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三月，阿术、刘整等率军对樊城发起猛攻，破其外城。随后，元军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包围圈。襄阳城内盐、薪、布帛奇缺，军心浮动。九月，张贵潜出襄阳接应援军，但因机密泄露和范文虎怯战失约，在龙尾洲遭到元军截击，全军覆没。此后，襄阳外援断绝，仅靠汉水上的浮桥与樊城相联系。
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五路对樊城发起总攻。在西南面，刘整、阿术命熟悉水性的士兵潜入水中断木沉索，烧毁襄、樊之间浮桥，切断两城联系。接着，兵分多路，并配以威力大、射程远的回回炮，水陆夹攻樊城。最终，樊城陷落。二月，襄阳主将吕文焕见突围无望，又慑于元军压力，终以城降。至此，长达六年的襄阳之战以元朝的胜利而告终。
三、战役影响
襄阳之战是元灭南宋的关键一战。此战的胜利不仅为元朝打开了通往南宋腹地的通道，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防御力量。
突破南宋战略防御体系：
襄阳和樊城的失陷标志着南宋长江防线的崩溃。元朝大军得以长驱直入南宋腹地，直接威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
加速南宋灭亡：
襄阳之战后，南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元朝大军在随后的战斗中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南宋的大片领土。南宋朝廷在节节败退中逐渐失去了抵抗力量，最终在1279年被元朝所灭。
推动元朝统一中国：
襄阳之战的胜利不仅为元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推动了元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发展。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在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文化。
四、影响
襄阳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的结束和统一的开始。同时，它也展示了蒙古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大实力以及汉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精神。
在襄阳之战中，元朝大军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术水平和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针对襄、樊的设防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战术手段，成功地突破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而南宋方面虽然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多次的突围尝试，但由于内部腐败、指挥不力等原因最终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襄阳之战的胜利不仅为元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推动了元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