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落，在1206年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至铁木真统一各部，自立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自此，蒙古开始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是北方的金国。1211年起，成吉思汗多次亲率大军进攻金国，历经野狐岭、会河堡等战役，蒙古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创金军，迫使金宣宗迁都至汴梁，试图凭借“关河防线”抵抗蒙古的侵袭。然而，金国的抵抗最终未能阻挡蒙古铁骑的步伐，金国的主力军队几乎被全歼，国家实力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金宣宗于贞祐二年发动对南宋的战争，意图转移内部矛盾，减轻来自北方蒙古的压力。此次南征初期，金军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安贞攻破梁县，完颜赛不等人攻克虎头关、兴元等地，金军在七口仓、梅林关、上津县等处连战连胜，甚至一度深入宋境，给南宋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然而，这场战争并未能根本改变金国面临的困境，反而进一步消耗了金国的国力。
随着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窝阔台继位，继续执行对金国的征服计划。1232年，窝阔台派遣三路大军攻金，其中托雷率领的一支军队采取了大胆的战略——通过宋境进行千里迂回，直接威胁到金国的新首都汴京。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威胁，金哀宗不得不调动“关河防线”上的15万精锐部队南下救援。然而，在三峰山之战中，金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粮草断绝、严寒天气导致士兵冻伤严重，加上托雷军巧妙地诱敌深入，最终金军大败，主将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等人阵亡，标志着金国军事力量的彻底崩溃。
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对金国发起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双方共同包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经过数月的围攻，蔡州终于被攻破，金哀宗在绝望中传位给完颜承麟，随后自缢身亡；而新即位的金末帝则在战斗中被杀，金国至此灭亡。战争结束后，蒙古军大部分返回北方，仅留下部分军队与宋军对峙，形成了暂时的平衡态势。
二、沔州之战
1235年，正值蒙古窝阔台汗六年，蒙古帝国以宋朝背约为由，决定同时从两路发起对宋的攻势。一路由皇子阔出率领，目标是宋朝的荆襄地区；另一路由皇子阔端带领，旨在攻击宋朝的四川地区。1236年十一月，阔端率领的西路军成功迫使金朝旧将汪世显在巩昌投降，这不仅增强了蒙古军的力量，也为后续行动提供了便利。同年十二月，阔端任命汪世显为先锋，率领大军从凤州出发，穿越西池谷，向沔州推进。
沔州作为西陲重要的军事门户，经历了金军和蒙古军多次的劫掠，城市防御设施已经非常薄弱，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招募士兵或加固城墙。在这种情况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以保存实力。然而，沔州知州高稼坚决反对撤退，他认为守住沔州对于保卫四川至关重要，一旦放弃沔州，四川将失去一道重要的屏障。最终，赵彦呐同意与高稼共同守卫沔州。
然而，当蒙古军逼近时，赵彦呐却突然撤走，留下了高稼孤军奋战。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高稼只能依靠地形优势，利用山势设防，并通过多设旗帜和鼓声制造虚张声势，试图迷惑敌人。尽管如此，由于赵彦呐的撤退和后续支援的失败，高稼最终还是被蒙古军包围并英勇战死，沔州也因此失陷。
蒙古军占领沔州后，继续向赵彦呐所在的青野原进发，并将其包围。此时，利州都统制曹友闻率领军队前来救援，成功突破蒙古军的包围圈，解救了赵彦呐。随后，曹友闻迅速调整战术，命令王资和白再兴前往鸡冠隘布防，而自己则亲自指挥部队驻守阳平关。当蒙古军大举进攻阳平关时，曹友闻指挥若定，不仅成功抵御了敌人的进攻，还迫使蒙古军撤退。
意识到蒙古军可能会转向攻击鸡冠隘，曹友闻立即派遣陈庚和当可率军增援。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蒙古军果然以重兵攻打鸡冠隘。陈庚率领500骑兵快速突击，而当可则指挥步兵分左右两翼协同作战。在王资和白再兴的带领下，守军从隘口出战，与陈庚、当可的部队形成夹击之势，最终大败蒙古军。趁着这一胜利，曹友闻进一步组织反击，收复了仙人关等重要战略要地，迫使蒙古军撤出了宋境。
三、真州之战
窝阔台汗八年十一月，宗王口温不花等率军攻宋淮西地区。宋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等三州守将弃城逃走。口温不花收三州兵马粮械，以游骑从信阳(今属河南)向庐州(今安徽合肥)方向袭掠；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自率军继续南进。察罕率军至真州，知州丘岳治军严明，防守严密，力挫攻城蒙古军，并乘胜出击，战于胥浦桥(今江苏仪征西)，以强弩射杀一将，蒙古军稍退。丘岳度其兵力10倍于已，不能力胜，乃设3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及蒙古军再次进攻，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其击退。丘岳继遣勇士袭击蒙古军营垒，焚其庐帐，蒙古军被迫撤围退走。
四、阳平关之战
1236年，蒙古帝国对南宋的攻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九月初，利州都统制曹友闻在与蒙古军交战后撤退至大安。面对蒙古军的强大压力，曹友闻与部下商议，认为大安并无险可守，唯有鸡冠山的一座堡垒可以固守，但该地缺乏粮食和水源。尽管条件艰苦，诸将仍然认为只要能坚持五天以上，就有转机。于是，曹友闻派遣弟弟曹万率1万名士兵前往鸡冠隘布防，自己则率精锐部队设伏，准备在蒙古军进攻阳平关时实施伏击。
九月十六日，曹友闻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命令大开阳平关的城门，城内不立旗帜、不升起炊烟、不发出鸡犬之声，以此制造空城的假象。同时，他精选了7700名精兵，从大安渡江逆流而上300里，再次渡江到达刘溪、黑水一带的山谷中设伏。九月二十二日，蒙古军分批抵达阳平关，曹万、刘孝全等将领率军在关外迎战。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下午，蒙古军遭受重创。傍晚时分，曹万等人撤入鸡冠隘堡，蒙古军随即将城堡重重包围。
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得知蒙古军已经掠夺了大安，立刻命令各部整装出发，前往阳平关。行军途中，暴雨倾盆，夜色漆黑，人马疲惫不堪。部将吕嗣宗建议等待天亮再行进，但曹友闻考虑到鸡冠隘堡原本预计坚持五天，现在已经过了八天，一旦城破将无计可施，因此决定继续前进。部队到达水牛岭后，曹友闻将兵力分为三路，突然袭击蒙古军营地，战斗一直持续到拂晓。鸡冠隘堡内的曹万等将领听到约定的鼓声后，率军出堡夹击蒙古军。
九月二十八日，战斗转移到回回寨，蒙古军首领阔端本想撤退，但汪世显率军从大安赶来会合。阔端随即调整战术，将骑兵分为百十个小队，轮流冲击宋军。经过长时间的激战，宋军虽然杀伤了大量蒙古军，但由于人数劣势，战斗力逐渐减弱。在突围过程中，曹友闻被流箭射中，下马步战，最终壮烈牺牲。曹万率领的500余名残兵退入堡内，但九月二十九日，他们发现赵彦呐并未派遣援军，城中也无粮草供应，于是决定再次突围。曹万、刘孝全等将领率军转战至龙门洞，最终全部战死。
五、庐州之战
1238年，正值宋嘉熙二年，也是蒙古窝阔台汗十年。这一年，蒙古帝国在之前的安丰军战役中虽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但并未因此停下进攻南宋的脚步。相反，他们积极筹备新的攻势，制作了大量的攻城器具，准备再次对宋朝淮西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九月，蒙古东路军由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领，号称80万大军，向淮西地区进发，首先围攻庐州（今合肥），意图攻克庐州后，建造船只进入巢湖，进而窥视长江，威胁南宋腹地。
庐州的守将是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使杜杲。杜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深知守城的重要性。为了应对蒙古军的进攻，他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杜杲命令士兵制作了千百间串楼，这些串楼沿护城河岸边排列。每间串楼由直径二三尺的栗、枣、榆、槐木制成，插入地下五六尺，高度超过一丈，顶部设有横木，中间开有箭窗，底部围绕羊马墙，每座串楼可以防御三个方向的炮火攻击。
蒙古军到达庐州后，立即开始围城。他们在城外筑起了一道长达60里的土城，并修建了许多高台，试图从高处压制城内的宋军。然而，杜杲早已有所准备，他命令士兵用油浸湿的草点燃，焚烧蒙古军的高台。同时，宋军在串楼内设置了七层雁翅结构，配备炮火，对蒙古军的高台进行了猛烈轰击，成功击中一名蒙古将领，使得蒙古军士气大落。
杜杲抓住机会，指挥宋军主动出击。庐州守将赵时哽率领500名民兵前来支援，与宋军一起对蒙古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蒙古军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惨重，被迫暂时撤退。为了防止蒙古军从淮水逃脱，杜杲还派遣舟师和精锐部队守卫淮水的重要节点，切断了蒙古军的退路。
察罕见庐州久攻不下，决定改变策略，向东进发，首先攻陷了滁州（今安徽滁州）。在滁州战役中，蒙古军万户张柔不幸被飞石击中鼻子，但蒙古军依然取得了胜利。接着，察罕率军继续东进，到达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市），但在这里遭到了知招信军余蚧的截击。余蚧率领的宋军顽强抵抗，给蒙古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察罕继续向东推进，试图攻占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然而，泗州周围有宽阔的护城河，蒙古军的攻城器械难以发挥作用。经过长时间的激战，蒙古军依然无法攻克泗州。察罕见多次进攻均未取得预期效果，且宋军的抵抗异常顽强，最终决定北撤，结束了这次对淮西地区的进攻。
六、荆襄之战
1238年，正值宋嘉熙二年，蒙古帝国在两淮地区集中兵力进攻的同时，对长江中游的攻势有所放松。这一时期，南宋朝廷看到了收复失地的机会，颁布诏书命令各地积极“收复荆襄”。荆襄地区包括襄阳、樊城等重要城市，是连接中原和江南的关键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任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的孟珙，深知收复襄阳、樊城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想成功收复这两座城市，必须先占领郢州（今湖北钟祥）以确保粮饷供应，同时夺取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以便出奇兵。孟珙到任后，立即发布檄文，命令江陵制司进攻襄阳和郢州，召集各路将领，详细布置作战计划，并派遣军队北进。
十月，宋将张俊成功收复郢州，贺顺则攻克了荆门军。这两座城市的失而复得，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十二月，宋将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等地连续取得三次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宋军的攻势。
次年正月，宋将曹文镛收复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在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的有利形势下，原附属于蒙古的刘廷美与宋都统江海及其弟刘廷辅达成协议，共同夹击襄阳的叛军。宋军顺利进至襄阳城下，刘全则成功收复了樊城。四月二日，江海率军从荆门出发，直奔襄阳，刘廷美作为内应，逮捕了叛军首领游显，顺利献城投降。宋军终于收复了襄阳。
收复襄阳后，孟珙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在襄阳驻扎重兵，建立军事重镇。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襄阳的防御和军事力量：
组建忠卫军：孟珙以息、蔡（今河南息县、汝南）的降人为基础，创建了忠卫军。
组建先锋军：集合襄、郢两地的降人，成立了先锋军。
组建宁武军：招募了359名淮民，创建了宁武军。
组建飞鹘军：招纳了100多名回鹘壮士、115名老弱和260匹马，成立了飞鹘军。
组建忠义、虎翼等军：荆鄂都统制张顺招募了襄汉地区的溃兵，组建了忠义、虎翼等军。
孟珙以江陵为基地，以襄阳为重镇，大力开展屯田，训练军队，使荆襄战场的局势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七、蒙古攻四川
蒙古攻四川之战是在蒙哥攻宋之战中，蒙古总督军事兀良合台与都元帅帖哥火鲁赤、带答儿率军南北对进，夹攻宋四川，会师合州(今重庆合川)的作战。蒙哥汗六年春，兀良合台征降云南各部后(参见忽必烈灭大理之战)，偕大理国王段兴智向蒙哥汗献图。六月，蒙哥鉴于对宋的侧后包围已完成，遂以宋囚蒙古使臣为名，决定攻宋。诏命兀良合台打通由云南至四川道路；命帖哥火鲁赤、带答儿率军南进，与兀良合台会师。北路，帖哥火鲁赤与汪德臣以原隆庆府(今四川广元)降将南永忠、高贵为向导，率军自利州(今广元)出苦竹隘，经阆州(今阆中)，进抵顺庆府(今南充)，沿嘉陵江南下；带答儿率军自兴元(今陕西汉中)经米仓山入蜀，越巴州(今巴中)，沿渠江南下。十月，至渠州(今渠县)。十一月，抵重庆附近地区。南路，兀良合台自云南率军北进。九月，攻占滇蜀要冲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鉴于泸江(今金沙江)河道险阻，水势汹涌，兀良合台从陆路向石门关(今四川高县西北)进军。十月，破秃剌蛮三寨，又破石门关，趋叙州(今宜宾东北)，欲北进至嘉定(今乐山)。在马湖江(今四川境内金沙江别名)遭宋都统制张实、知叙州史俊所率3万兵截击，兀良合台被击退（马湖江之战）。次年正月，蒙古三路大军已先后原路返回。 [3]
八、鄂州之战
南宋宝祐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侵宋战争，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亲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统领东路军。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后，与忽必烈的东路军攻下鄂州会师，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启程。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军至汝南（今属河南），得知蒙哥死于钓鱼城（参见钓鱼城之战），误为谣言，遂采取招降与进攻两手，继续前进。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过淮河。二十日，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南），宋戍兵皆遁。万户张柔率军攻最险要的虎头关（今湖北麻城东北），先与宋军战于沙窝（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张弘彦将宋军击败，继而破守关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三十日，率军抵长江北岸。时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权臣丁大全的党羽，为政横征暴敛，当地百姓无不痛恨。及蒙古军至，渔人尽献渔舟济师，并充作向导。九月初一，从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讯，请其北归争汗位。忽必烈为立战功，仍率师渡江。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江北的香炉山（今阳逻堡北），俯瞰大江，见江北有武湖，湖东江岸筑阳逻堡，南岸即浒黄川，宋军以大舟扼江渡，拥兵10万，战船2000，阵于江中，水陆阵容严整。蒙古军当即遣军夺大舟2艘，连夜准备舟楫，欲夺据点阳逻堡，强渡大江。
初四晨，风雨昏暗，诸将以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从，令扬旗伐鼓，分兵三道并进。勇将董文炳率敢死士数十百人冲其前，乘朦胧击鼓急进，直达南岸，诸军亦竞相争渡，宋军迎战，三战皆败。习水战的部将张荣实率军乘轻舟鏖战于北岸，获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斩宋将吕文信。水军万户解诚部将朱国宝，率精兵与宋军战于中流，凡17战，夺宋船千余艘，杀溺宋兵甚众。宋军三道皆败，阳逻堡防线也累遭失败，蒙古军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轻舟渡江，向忽必烈报捷。忽必烈闻报大喜，传令全军进围鄂州城，同时以一部兵由郑鼎率领袭江西；另遣兵于湖南接应绕道大理而攻击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军。
忽必烈渡江后，驻营于浒黄州，下令”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谕鄂城。使者行至东门，宋军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军有所准备，于是在初九率军将鄂州团团围住。因为蒙哥进攻四川的缘故，枢密使贾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等人率领的大军都在支援长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兵力十分空虚，守备顿时危急起来。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东北压云亭，立高楼观察城中军情，见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战，俘宋军2人。后遣将携宋降人至城下劝降，张胜杀死降人并遣兵出击，又被击败。张胜遂以缓兵之计，佯称归附，诱劝蒙古军东撤。蒙古军中计后撤，张胜趁机将城周围民居焚毁，使鄂州城防成为一体。这时宋将高达、邛应从江陵率军入援。蒙古军百户长巩彦晖迎战，高达埋下伏兵后假意撤退，一举擒杀巩彦晖。鄂州之战处于相持状态。
宋理宗闻报鄂州被围，非常惊慌，一度想到迁都至宁海军（今浙江宁海）。太后和大臣们纷纷反对，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更是言辞激烈，上书要求将提出迁都的董宋臣斩首示众。宋理宗这才安下心来，一面组织义勇，一面命各制司进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贾似道在鄂州之战爆发前，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转移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兼知江陵军府事等众多职务，几乎担起了所有组织抗击蒙古军进犯的重任。十月，贾似道自汉阳（今湖北汉阳）进入危急的鄂州城内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贾似道为右丞相。
蒙古军包围鄂州后，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挥攻城。由于久攻鄂州不克，又听说宋援军到来，忽必烈下令抓紧攻城。蒙古军遂组织敢死队，由勇将张禧、张弘纲父子率领，自城东南角入战，高达率诸将力战，张禧身负重伤而退。忽必烈见状，对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张柔乃命部将何伯祥造鹅车，掘洞入城，又选勇士登城，经激烈战斗后破城东南隅。高达率军奋力抗击，并组织人力修城墙，随破随修，使蒙古军不得入。
为防止蒙古军再穴城而入，贾似道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仅一夜时间，环城木栅全部竣工。忽必烈听说后，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感慨地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士人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当即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州。尤其是吕文德部自重庆沿江而下，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张柔部的拦截后，于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坚”。
虽然鄂州暂时可保，但是宋朝的军事形势仍不容乐观。绕道云南的蒙古军兀良合台尝试攻击柳州（今广西柳州）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失败，星夜从小路北上，杀到了宋荆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江西一带也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南方腹地四面开花，这一情况引起了宋廷的极大震惊。监察御史饶应子认为：“今精兵健将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虽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连捍敌之来? 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入。”于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突围移司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以便更好地指挥宋军全局战斗。然而从鄂州突困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吕文德遣部将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遭遇蒙古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孙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地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
时间进入冬季。蒙古军屡屡向鄂州发起强攻，但是疫病、缺粮使围城部队减员十之四五；宋军死伤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余人，鄂州之战初期的守将张胜也英勇地牺牲在了城头上。令忽必烈更加担心的是，妻子察罕寄来书信说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正在谋划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自蒙哥死后，开平的汗位一直空虚。几个儿子刚刚成年，不具备争夺汗位的实力；三儿子旭烈兀正匆匆忙忙的从西亚赶回蒙古，也难以问鼎宝座，所以汗位的争夺就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兄弟手中展开。谋臣郝经认为灭宋是持久战，劝忽必烈先回国夺取汗位。
这时贾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贾似道指出宋蒙双方均已精疲力竭，不如讲和停战。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多历史文献均说：贾似道在知道蒙哥已死、蒙古军无力再战的情况下，非但不乘胜反击，反而密遣使者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请和，提出：“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赵璧答称：“大军至淮州时，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 贾制置今焉在耶?”拒绝了贾似道乞和之请。后忽必烈迫于形势，答应了贾似道的卖国请求。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决定撤军，从牛头山出发后，一面声言趋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继续围鄂。一面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闰十一月初一，还驻青山矶。第二天，忽必烈在长江岸边，派张文谦告谕诸将，6天后撤离鄂州；自己率军北返，开始了争夺蒙古汗位的斗争。
南宋方面，鄂州之战的结束使南宋摆脱了一场近似亡国的危机。作为总指挥的贾似道班师回朝，只字不提议和的事情，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亲自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下诏加其少傅、卫国公衔，可谓隆恩浩荡。贾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权臣的道路。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兼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
九、钓鱼城之战
宝祐六年初，南宋蜀帅蒲择之发动的成都之战失败。七月，蒙哥汗统兵4万，号10万，自六盘山（今宁夏境）分兵三路进攻四川。十二月，攻占川西、川北大部州县，进抵武胜山（今武胜县城附近），准备进攻合州，宋将余玠已将合州治所移于钓鱼城。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顶，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处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至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江边筑设水师码头，布有战船，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今重庆市），是支撑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地势十分险要。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所杀。九年正月，蒙哥汗恃其兵强马壮，不纳术速忽里避开坚城，迂回夔、万东下的建策，无视天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决心攻下钓鱼城。遂遣诸王末哥攻礼义山城（今渠江东北，俗称三教寺寨），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命宋降将杨大渊率军突袭合州旧城，切断外围诸城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令四川都元帅纽璘自成都趋涪州蔺市（今重庆市涪陵区西）造浮桥，断绝宋援。又在铜罗峡据险为垒，阻遏重庆宋军北进。二月二日，蒙哥汗率军渡过鸡爪滩（今钓鱼城东北鸡心石），驻于城东石子山，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攻钓鱼城。
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九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三月，连续进攻城东之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等处，但在宋守城军民顽强抗击下，均遭失败。四月三日，连降大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古军偷袭城南护国门未逞。次日深夜，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但被王坚率勇士力战夺回。宋理宗闻讯，下诏嘉奖，鼓励合州军民。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蒙军大举攻蜀后，南宋对四川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高昂。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
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溯江而上，冲破蒙古军的封锁进入重庆。后又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合州，至三槽山西，遇蒙古军阻截。经略使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战船百余艘，击退其援军，乘势追至重庆而返。时天气大热，瘟病流行，蒙古军战斗力大减。王坚乘机多次夜袭蒙古军营地，使其人人惊恐，夜不得安。初五日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乘夜突破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天将亮时，下起雨来，蒙军攻城云梯又被折断，被迫撤退。蒙军攻城5个月而不能下，汪德臣遂单骑至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蒙哥汗大怒，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二十七日，卒于军中（一说染病而死）。蒙古军遂撤围北还。
十、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非常重要战役，历时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在襄阳之战时，宋军巧妙的应用了地形优势，成功的阻止了蒙古军的投石兵器的猛烈攻击。然而蒙古人找到了阿拉伯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顺利的攻下了樊城，襄阳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宣布投降。此战是兵器改革的奇迹，也是汉族人民对抗侵略的奇迹。
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阳，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 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大意竟然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阳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阳的第一个据点。
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阳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阳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阳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阳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阳的据点，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
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
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阳之战的序幕。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
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阳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阳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襄阳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阳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
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 务十 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 ，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3000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在高头港集结船队 ，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 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 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 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宋军胜利抵达襄阳城中 。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 张入援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这次战斗中宋将张顺阵亡， 几天以 后 ， 襄阳 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 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
元军为尽快攻下襄阳，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 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有全孤立了。 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回回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阳战役宣告结束。
宋元襄阳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蒙元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阳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裹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被元军围困5年之久的不利地位，最后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