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我调到县委办当副主任，分管调研、信息，主持县委和县委办重要文件材料、县委书记重要讲话文稿的起草工作。
上班第一天在楼梯拐角的地方与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撞了个满怀。我忙说对不起！他却笑着说：“辛甘不错啊，蛮多人以为你打入冷宫就这样了，想不到一朝攀桂步蟾宫！”我受宠若惊地说了声“谢谢您的鼓励，以后请多批评教育！”
主任在他办公室对我简单交代几句注意事项后就领我去见县委书记。书记是改革开放初期破格选拔出来的具有大学文化的县级干部。他身材高大，肤色白皙，不苟言笑，似乎有几分知识分子常见的孤傲，又有几分领导干部特有的严肃，给人冷峻、不怒而威的感觉，让人觉得不好接近，甚至产生寡恩少趣的错觉。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照工作职责理了理头绪，感到经济方面的知识积累比较薄弱、理论功底不够扎实，亟需学习加强。恰好罗秘书是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于是向他请教看些什么书好，他也觉得我的专业知识和他互补。两人一见如故，后来成为最默契的撰稿搭档。3、4月份，我都在挤时间自学，恶补市场经济知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BC到哈佛的《市场营销学》教程，从易到难生吞活剥一般啃过一遍。到5月份在一本经济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谈论县域经济的文章，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书记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兼备，一般的会议讲话不劳别人代笔，不象后来的有些领导连一个简单的活动仪式主持词都要秘书一字不落地事前准备好。这样一来，除了重要讲话或文件文稿起草时会在一起讨论，我平时和书记接触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不象现今的一些秘书进进出出给书记拎包，朝朝暮暮陪书记吃饭，时时刻刻和书记形影不离。
这种若即若离的状况有一个好处，我获得了更多自主安排的工作时间，可以自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参考；不好的是工作难度和压力更大，我必须学会深居高视，养成隐居幕后，俯瞰全局的习惯，具备隔山打炮，胸有成竹的本领，才能跟得上领导的思路，赶得上领导的节奏，又不至于成为领导的跟屁虫、传声筒。
写过几个不带文件性质的会议讲话材料，按自己对县委管方向、书记讲道理的理解，注意提炼观点、辨证分析、逻辑严谨，篇幅都不长，就是3、5千字的提纲，忐忑地送给书记过目，竟然都过关了。
6月上旬，主任通知我准备跟书记到挂点村去住几天，也没交代是什么任务。第一次跟书记下乡，书记话不多。我更加拘谨，找不出恰当的话题，也不敢问此行的目的，一路上只是偶尔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轻声说上一两句话来冲淡一点车上的沉闷。车子是辆老旧的普桑，跑了有20多万公里，顶棚内饰的几个角上有渗水的污渍，有的地方都脱落了，用图钉钉着也不知道对付着用了多久。我有点惊讶：“为什么不换辆车？”司机叹了口气：“莫哇起！就是这辆车书记也是能不用就不用，上下班经常脚走，天气不好或要赶路的时候宁愿坐黄包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村里后调头回去了。
稍事休息，书记就和村干部们开起了座谈会。党支部做了哪些党建工作？村委会办了哪些好事实事？财务收支怎么样？群众知不知道？满不满意？他一项一项问得很仔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也很踊跃。
晚餐是在村书记家里吃的派饭。镇里的书记赶过来想把他接到花炮总厂的宾馆住，被他一口谢绝了。他坚持住在简陋的村部。傍晚，我陪他绕着村部转了几圈，就算是饭后百步了。早早地洗漱完毕，他递给我一张《人民日报》，提醒我看一看报纸上关于村务公开的报道，说完就回房间看书去了。后来还跟着书记去过两个村蹲点，发现他除了和散步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不打麻将不打扑克，对打打小牌可以缩短心理距离增强亲和力的说法嗤之以鼻。
我扫了一遍报纸，联想到白天座谈的情况，猛然反应过来，他这次是要亲自抓一个村务公开的试点啊！我象打了鸡血一般兴奋，立即捧着报纸研读并连夜拟了一个工作提纲。好在有报纸上的典型经验，有村里的具体情况，又有镇党委的积极支持配合，加上自己积累的一点农村工作经验，村务公开的实施方案出台还是比较顺利。
7天时间，试点结束；当月，全镇铺开；年底，全县推广。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先试点试验再全面铺开。我领略了一次传统领导方法的经典演示！推行村务公开这样单一的工作肯定进不了县委的议事日程，书记抓这个试点背后的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破题之后组织部门心领神会，接过了这根接力棒。
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始终是县委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书记看在眼里、念在嘴里、抓在手里的头等大事。处于内陆省份、位于湘赣边界；国有工业一年不如一年，农业仍在低水平徘徊；百合、康乐三黄鸡等名优特优产品没有形成产业优势，主导产业花炮面临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农民增收幅度逐年下降，很大一部分农民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财政增收后劲乏力，收支缺口越来越大，拖欠工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入世在即，正处于加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刺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发展形势逼人。这就是县委一班人面临的基本县情和国情。
如何顺应大势，打破困局？不同意见主张、各种思想观念交织碰撞，既活跃又混乱。一些干部缺乏市场经济知识，仍然习惯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没有学会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想问题办事情。
很难想象，一支不懂经济的干部队伍能够对县域经济实施有效的领导！很难想象，一支不懂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能够驾驶县域经济之舟在市场经济的大海自由航行！培养造就一支懂经济会管理、能掌握驾驭市场经济主动权的干部队伍既是当务之急，又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因如此，在干部和干事的关系问题上，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因果论证梦魇般长期并反复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型，大家都在手忙脚乱地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少数人抢滩登陆抵达对岸，更多的人在跌跌撞撞跋涉前行，也有的人已干脆躺平随波逐流，还有的人正隔岸观火望河兴叹。初闻已知曲中意，再听还是曲外人。一说就懂，一干就懵。在实践中犯错试错和对实践的误判错判不是个别人个别县的个别现象。
时代前进的脚步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也许这是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这是创造历史的人们逃脱不了的历史宿命！调整产业结构，在地方特产中挖掘宝藏资源，选择龙牙百合和康乐三黄鸡两个曾经的朝庭贡品为优先发展的王牌，培植新兴主导产业，是我进县委办之前县委就已经作出的重大决策。我进县委办的这年又完善了产业化经营的配套措施，培育龙头企业，建设商品基地，强化营销体系，建立财政、信贷、科技支持制度；成立县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王牌产业化经营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明确乡镇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打牌”情况列入全县物质文明建设和干部使用的重要考核内容。这套打法放到现在也不见得落伍。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县直单位、乡镇政府、村组屋场、千家万户纷纷投入到这场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潮之中，激荡起朵朵大潮浪花。1998年建立龙牙百合生产基地6000多亩，比上年翻了一番；建立康乐三黄鸡商品基地村46个，出笼商品鸡150多万羽。1999年，龙牙百合种植面积达到165万亩，2000年，康乐三黄鸡出笼360万羽；一批种养专业户迅速成长，养鸡大户彭木龙年销售康乐三黄鸡达到了3万多只。
尽管如此，对王牌战略的质疑和非议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书记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后，这两张王牌即被悄然封存。真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县委书记可以在治下范围内呼风唤雨，但有时也会被隐于市井的“小人物”弄得心烦气躁。县里有一个书法爱好者苦练微书多年，经宣传炒作名噪一时，号称“天下微书第一人”。此人将作品的经纪权“一女许二郎，”弄得两个文化商人为了做他的经纪人展开激烈的撕杀争夺，大打出手，惊动公安。一人先找地区领导出面，另一人则找省里领导出面。1999年4月，两份上级领导批示意见相左的材料一前一后摆到了书记的桌子上。原本是职能部门已经依法处理的事情却让他左右为难，违心应对。“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听得出他的憋屈和愤怒。
上级领导签批的信访件大都由我经手调查处理和回复。我与公安衔接，公安的主要领导抽调干警并亲自坐镇，共同形成了汇报材料。我带着这份汇报材料跟着书记去省城，按照和省领导秘书约好的时间在江西宾馆等了一天却没有见到有关领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怀着满腹酸楚打道回府。正发愁此事无解，其中一人在云南花博会上和微书作者因利益分成的事闹散伙了，不再执着此事，争端才渐渐平息，无人过问。果然天道不测、造化弄人！
在领导身边工作难得轻松。国庆前夕，县文化馆举办全县农村文艺汇演。办公室通知大家去看演出，放松一下心情。华灯初上。我带上家人一起来到剧场。向前排望去，脑袋不由得“嗡”地一下。只见书记和县长两人并排而坐，中间却隔了个空座位，犹如一道清晰的鸿沟。“三讲”活动开始后，社会上已有传言书记县长党政失和。众目睽睽之下，电视镜头面前，这种情景极易让人产生种种猜想，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不知道主办单位是怎么发的票！心中不免埋怨。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意识到这样不妥，但是谁都不敢也不适合坐到中间去。情急之下，我把9岁的女儿叫过来，告诉她前排中间有个好座位，记得坐下来的时候向两旁的爷爷问好。看到摄像机对着的时候两位领导正满脸慈祥、倾斜着身子和女儿轻声细语地说话，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边才说让大家轻松一下，那头火烧眉毛的事情就来了。看完演出的第二天上班就接到通知，县里要召开建国50周年纪念大会，办公室要给书记准备一个主旨讲话稿。虽然这种讲话材料难度不算大，但是今天下任务，明天一大早就要用稿，时间也太紧了。单靠一、两个人肯定完不成任务。别说是撰稿，光是收集整理横跨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数据资料就够呛。这简直是突然袭击！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还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没时间也没精力纠结。仓促之间，我打破常规，把对口县委副书记工作的几个秘书召到一起，连同我和罗秘书在内，共同商量了一个讲话提纲，拆散分配给每个人分头去撰写初稿，并约定当晚集中统稿。头大的时候来了。几个执笔的人把各自手里的草稿拼起来一看，文风迵异，违和感十足，教人哭笑不得。发回重写或操刀大改都来不及，只能请大家参照碰头统稿的意见再行修改，尽量使百纳衣一样的稿子看起来不要那么破烂。即便如此，也忙到了第二天早上快上班的时候。把材料清样交到通讯员手里后，几个人在机要科的床上、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呼呼大睡。
醒来已近中午。经过行政科等科室门口时，见同事们大多神情紧张，大气都不敢喘。我一脸狐疑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同室的一名副主任语气忐忑地告诉我：“上午大会上书记讲话的材料出了问题，弄得书记好几次上下段之间连接不上，讲不下去。气氛十分尴尬！散会后，书记在办公室走廊上对着周主任发火，追问是谁写的材料，要求责任人写书面检查。”
我转身敲开主任办公室的门。“非常抱歉！我捅大篓子了！”主任听罢苦笑了一下，轻声说：“都过去了！我已向书记作了自我批评。我对这项工作关注参与不够，给你和同志们增加了压力和负担，应该道歉的是我！”一股暖流在我的心田汹涌澎湃。
2000年3、4月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县里启动最后4家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企业产权和职工身份“双买断”。书记亲临一线抓重点，在橡胶厂打响第一枪。我及时跟进，采写长篇工作通讯在《宜春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助推改革进程，时任地委宣传部长亲笔加了编者按。与此同时，在酒厂当党总支副书记的妻子应声下岗，开始自谋职业，直到4年后才通过考试录用进入县直机关。改革的阵痛猛烈而持久，我在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戴着镣铐唱歌跳舞。
9月初，县委选派40名中青年干部到上海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接受为期3个月的培训。我有幸成为学员，重温了一段校园时光。在这期间我多了一个正科级秘书的头衔。年底，我结束在上海的培训回来时，老书记已到龄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