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元月7日，任职不到一年的书记、县长就被同时撤职。县长在去南昌开会的路上得到消息，立即原路返回。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书记不该那么固执，强行召开“36”事件表彰大会，得罪了地下的冤魂，惹怒了天上的神灵，人肯鬼不肯，老天更不肯，所以遭此报应。有人说县长当选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头顶的聚光灯突然爆裂，碎屑从头到脚落了一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元月9日，新的县委书记兼宜春市委常委，肩负着省委“逐步退出烟花爆竹产业”的重托上任了。攀达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在全省烟花爆竹行业排名第二，硬件软件建设在行业内均处于领先地位。“1230”爆炸事故发生在这样的企业，使省里的最高决策层强烈感受到了烟花爆竹产业的高危特性，其产品又不是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绝不能把全省经济大厦建立在高危产业基础之上。”省委书记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动员令：“要继续抓好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下决心从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退出。”
烟花爆竹是县里历史悠久的传统产品和主导产业。人们对它充满着恩怨情仇、爱恨交加。一方面，很多人依赖它养家糊口、发家致富。象我这样年龄的人，小时候许多都做过花炮外手工，搓过筒子、糊过皮子、栽过引子、扎过角子，靠做这样的手工挣过零花钱、补贴过家用。另一方面，几乎每年都有人因它致伤致残甚至送命，我敬爱的母亲就是在我15岁那年因一次重大花炮事故而丧生的。
面对猝然而至的退出决定，社会舆情哗然。退出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完全不允许生产烟花爆竹？还是通过发展其它产业降低烟花爆竹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使其退出支柱产业地位？亦或是提高烟花爆竹生产的安全系数，使全行业成为非高危行业？怎么退出？什么时候退出？社会各个利益攸关方其实都还没有想清楚，更谈不上有所准备。相当多的人望文生义，把退出简单地理解成立即关闭工厂，不准生产烟花爆竹，因此言辞激烈。网上一度出现了“宁愿炸死也不愿饿死”的极端言论。如何在实践中诠释好这些问题考验着施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工作魄力！
从往后多年的实践结果看，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最优解，而是长期处于多方博弈、相互妥协的“1+1＜2”的状态。全面取缔了非法生产的小作坊，关停转产了一批安全不达标的中小企业，但是留存企业仍然有几百家；新兴产业多元发展，但是烟花爆竹在全县经济中的占比还是无可替代；行业的安全系数显著提升，但是群死群伤的生产事故依旧未能杜绝；我们写作小组在书记的党代会报告审议稿中痛陈生产水平低下、劳动密集为主的烟花爆竹产业“一枝独秀”严重阻滞了全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加速实现“花炮大县”向“经济强县”转变的主张，赢得了阵阵掌声，但是只要台上谁讲烟花爆竹不能禁、要放开，也一样会收获台下掌声阵阵。
环顾四周，不要说追赶经济发达的兄弟县市，连原本各方面条件更差的隔壁邻县都跑到前面去了。以前我在这个隔壁邻县的表兄老是说要想办法调回来。可是现在呢？人家早都不提这个事了！以前我县是全省民营经济先进县，可是到现在呢？宜春市的民营企业百强榜单上我县都只有区区数个席位，营业收入的总和还不及人家仁和药业一个企业的一半。全县烟花爆竹企业无一上榜。
这么多年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呢？！面对日益落后的现实，我们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仍然并将继续拷问现在和今后的当政者。
当年的国庆黄金周，办公室组织到龙虎山团建。在一座建于宋代的道观里，一位鹤骨仙风的道长起身向我道贺：“施主请留步！施主印堂发亮，紫气盈庭，恭喜施主马上要转运了！” 见我疑惑的样子，道长接着说：“时间最迟就在今年12月。”“哦——，辛主任要交好运啰！”一旁的同事们起哄。我喜笑颜开：“有幸言中，定来还愿！”
不久，我到书记办公室送材料。书记笑着对我说：“辛甘想单飞啦！”我心下猜想莫非是主任在书记面前推荐了我吧！11月底，主任问我去不去乡镇当书记。12月4日，我离开工作了将近5年的县委办公室，到一个全县最大的山区乡镇当党委书记。
临行前，分管农口的县委副书记郑重地提醒我：“辛甘，你这次下去要做好三年没有政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