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新春伊始，全镇全面推行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将所有耕地和85万亩野生采集面积纳入有机转换期申请认证检查。按照认证要求，区域内农作物生产不得使用化肥和有毒农药，检查机构依据农事记录、现场检查和土壤、产品检测进行综合认定，一般到第三年，土壤和产品未检出农残可颁发有机食品证书；旱地尤其是荒地因为农残含量低，也可能一年就通过有机认证。
就事论事，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三年左右的转换期是一个“无利时代”。市场“不相信眼泪”，对转换期产品不认可。农民要按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耕作，花更多的精力得不到更高的收益，还可能要承担减产的损失，想不通。企业“只捡珍珠不养珍珠”，没有利润不愿干。跑了好多家有机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建基地。剃头的挑子还有一头是热的，可这副挑子是两头都不热，只把镇政府这个挑夫急得团团转。但是度过了艰难的转换期之后，农产品进入高端市场，价格攀升，农民收入可望大幅提高。县工业园新办的“金源农业”号称亚洲最大的蔬菜加工企业，它收购有机蔬菜的价格就比普通蔬菜高出50以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是乡村治理的良政善治，这副担子又不得不担。
凭心而论，这是一件以惠民为目的但无立竿见影之效、无意扰民但肯定会影响广大农户生产生活的为难事。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增收致富一直在不断地运用各种手段引导甚至要求农民种这个种那个，但是种了之后找不到出路，农产品卖难经常成为解不开的“死结”，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无人打扫。镇里前几年号召农民种百合和药材就还有几十万元的种子款躺在农行帐上无人偿还，银行追农户还款，农户追政府担责。“政府号召种什么就千万不能种什么”的悖论成了部分农民在反复折腾中获得的“止损经验”。再次大范围重启农业结构调整，会不会重蹈覆辙，干部和群众都心存疑虑和担心。
刨根问底，这是一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拿得起放不下的闹心事。只要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只要土地还是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只要“三农”问题还是县乡政府的重要工作议题，使土地增产增效从而使农民增收就一定会成为相关各方首先想到的办法和习惯性依赖的路径。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内心深处都有一股“折腾土地”的原始冲动和蛮劲，所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情景剧不断地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同一地方轮番或者重复地上演。
班子会上，空气凝重。和研究试点的时候明显不同，在听取了上年试点情况介绍、审阅了全镇推广的《方案》讨论稿后，班子成员出言谨慎，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为了让与会者放下思想包袱，我率先打破沉默：“非常理解各位的审慎态度，这是对工作、对群众高度负责的表现。发展有机农业是一项对地方发展具有基础性、长远性、普惠性的工作，起步阶段投入大、风险大，回报不大。我们今天下决心去做了，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争取成功，避免失败；只要不是胡搞蛮干，万一不成功，试错也是一种探索，教训也是前进道路上的指路牌。”
气氛开始轻松活跃起来。“试点摸索出了一套操作规程，《方案》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都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以前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意见很大，再要他们掏钱跟着我们干恐怕很难。”“宣传的有机农产品价格那么高，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说话要留有余地。”“工作点多面广、千头万绪，要抓重点抓关键。”“要学商秧立木，取信于民！”……道理越辩越明，思路越理越清。
大伙儿逐渐意识到，在宣传有机食品优质优价的同时向群众交代清楚转换期农产品原质原价的实底；政府负责偿还以前农户购买百合和药材种子所欠银行贷款，对农户购买有机肥、生物农药及生姜种子实行政府补贴，向群众亮明不增加农户经济支出的底线。这是争取群众理解、重建群众信任的关键。抓住了这个关键，就牵住了左右全局的“牛鼻子”，找准了开展工作的突破口。
3月中旬，和县内做有机生姜出口加工业务的锦江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生姜供货合同，约定了普通和有机两种标准的收购保护价，在镇里邀约了几百户栽种过生姜、敢于“吃螃蟹”的农户，在当年就可能通过有机认证的荒地和旱地上按照有机农业的要求栽种了近500亩大肥姜，迈出了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第一步，期望这种尝试能让一部分农民真实感受到有机食品超常的价格魅力，率先尝到发展有机农业的甜头。
但可惜的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灾年。天公不作美，姜种下地后持续低温多雨，烂种严重，加上缺乏大田栽种经验，部分种植户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采收的时候，生姜价格暴涨，姜贩子们走村串户高价收购，姜农套利心切不惜违约。旨在增强市场确定性的订单农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变化难测的气候和缺乏契约精神的种植户都可能使一纸订单变成一纸空文。理想是一回事，而实现理想是另一回事，所以会发生事与愿违的事，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谷雨前后，县电力公司老总突然造访。几句寒喧之后，他说起来由：“辛书记，我注意到你年初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要新建一座大型变电站。我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初步的可研分析，认为你镇水电站数量多、装机容量大，是名副其实的发电大户，同时又存在工业用电供电不足、生活用电电压不稳的突出问题，是典型的用电困难乡镇。要改变‘守着青山没柴烧’的状况，确实需要建一座变电站。”这位电力老总姓邹，刚从外地调来不久，所以互不相识。
闻听此言，我顿生一股惺惺相惜的感慨，英雄所见略同！“新建一座变电站，既可以突破制约我镇发展的瓶颈，也可以增加贵公司的供电能力和收入，一举两得啊！你负责选址，我负责供地，建安税归我，怎么样？”两人一拍即合。
几个月之后，总投资600多万元的变电站开工建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经意间竟然办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不由得有点沾沾自喜。
初夏时节，上年引进的竹胶板制造企业在县工业园建成投产，带火了镇内的竹帘加工。竹帘加工户猛增50，达到750多户。原本是企业、农户和财政多方共赢的好事，却也很快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上百名群众涌到林政办门口的小广场上“抗议”这家企业垄断竹帘收购，要求和镇里的主要领导对话。
镇长担心真相不明，人员混杂，发生意外情况，把我挡在后面，死活不让我去。我则担心处置不当，激化矛盾，酿成群体事件，将他扯到一旁，执意要去接访。一个不让去，一个偏要去，拉拉扯扯、推推挡挡，反复几次，远远地看上去，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两个人正在发生激烈的争吵。一番较劲之后，他拗不过我，只好并排跟着我一起朝前走。
虽然在县委办时参与过接访和处突工作，但是以主角身份现场接待群体上访还是第一次。凭记忆把信访工作的注意事项温习了一遍，心里还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我不无自嘲地给自己打气，赶鸭子上架似的硬着头皮往前赶，心中默念只要真心听取群众意见，尽力解决实际问题，以不变应万变，总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不长的一段路，走起来感觉比平时长了很多。
我走进人群，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我是镇党委书记辛甘。”人群中传来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大家做竹帘加工有几年了？”我启动了启发式提问的接访预案。“两年、三年、好几年。”众人七嘴八舌地答道。我又问：“有今年才开始做帘子的吗？”没有人答腔。我迅速作出初步判断，这是原有受益对象对市场竞争带来的利益调整感到不适的一种应激反应。龙头企业扩大了竹帘需求，更多的小微企业和农户从事竹帘加工，搅动了原有的市场和利益分配格局。后浪冲前浪，前浪不肯让，才有了今天的诉求声浪。
我悬着的心安稳下来，笑着对离我最近的几个人说：“来，你们讲一讲这个企业是怎么垄断竹帘收购的！”“听得捱俚厂长哇，镇里办的企业要求厂里签订保护价，把竹帘全部卖给他们。”“他们在镇里搞好多个加工点，垄断收购，搞得竹子涨价，帘子跌价。”我接着问“你们厂长同意了吗？”“不同意。”“你们厂里还在出货吗？”“在出！”
我双手击掌，“这不就对了吗！收购你们厂的帘子没有强买强卖，收购其它加工点的帘子没有压级压价，这些都算不上是垄断啊！不过今天是真的要谢谢你们提醒了我！企业谋求垄断是天性，政府鼓励竞争是天职。政府要支持引进企业发展，也要监督企业依法经营，特别是收购原材料的时候要随行就市。”我侧身对站在旁边分管林业的领导说：“请林政办尽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加强服务和监管的办法来。”
“镇里的主要领导在这个企业是不是真的有一半的股份啊？”此话一出，我马上警觉起来，有不怀好意的人躲在幕后，把矛头指向镇里包括我在内的主要领导，包藏祸心、隐藏杀机。我不能回避，更不能含糊。
“招商引资很难。”我继续说，“我们这样边远的山区要引进企业更难。人家看上了我们丰富的毛竹资源，砸下重金建厂，最大的希望和担心都集中在竹帘的稳定供应上。为了吃下定心丸，客商的确提出过希望镇里的领导能够入股。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干呀！先不说有没有钱入股，也不说干亏了怎么办，万一干成了是不是也涉嫌进入了那个什么灰色地带啊！再自私地想一想，今天邀请我入股是因为我在其位。我在其位是偶然，不在其位是必然。不再在位了怎么办呢？为了化解客商的担心，同时又不踩党纪国法的红线，我们向客商推荐了几位本地老板和他们谈合作。我没有参股。据我了解，镇里的领导干部都没有人参股。非常理解你们的担心，欢迎你们及时反映问题。人民政府的大门对人民群众是敞开的。下次来的时候建议派代表来，这样的话政府的接待条件会好一点，起码大家可以坐下来说话不腰疼！”人群中响起一片轻松的笑声。
9月，在兑现2003年绩效考核奖罚时有的办公室发放的奖金被县纪委调查审查认定为超发滥发奖金。虽然奖罚方案经过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但是仍然要追究领导责任。
我和负责案件处理的县纪委副书记进行过一次艰难的交谈。我向他坦陈了自己的态度：“用企业经营的理念管理经济职能办公室的思路是我提出的，实际上行使考核方案出台最后拍板权的人也是我，我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我自请处分！镇长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从乡镇一般干部做起，奋斗了二十多年，在乡镇长这个位子上已经干了5年，而且马上就40岁了，非常不容易。如果这次受处分的话，他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当乡镇党委书记了。请组织上考虑我的恳切请求和建议！”
借用一句常见的套话，2005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一次重大人事变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彻底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部署。
元月份，镇长终于修成正果，到我当过党委委员的那个山区乡任党委书记。一位县直机关干部空降接任镇长。
新镇长以前没有在乡镇工作过，农村工作经验有所欠缺，一时半会顶不上老镇长离任后的缺口。尽管多次交流过工作意见，并要求党政班子成员大力支持配合他的工作，但是感觉他进入工作状态比较慢。既不晓得主动安排政府工作，也不会主动开展工作；对下级的请示汇报既不及时给出明确的意见，也不懂得与人沟通商量，拖延误事几成常事，有一次还险些酿成群体性大事。后来要求乡镇党政主官任职前必须要有农村工作经历可能就是吸取了类似的教训。
新镇长还很不习惯住在乡下。按惯例书记、镇长总会留一个人在家坐镇，外出都会互相沟通。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不走他也不走，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走，而且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他还有一个不怎么好的癖好，刚来不久就到处找分管领导打听各线办的年终奖金福利情况，找坐家领导问镇长和书记的待遇是不是一样的。
人们习惯把乡镇的两位党政主官形容为一对政治夫妻。这次的“包办婚姻”很快就暴露出弊端。决策的执行层面有抓总的人却没有人会抓总，负责抓总的人却担不起抓总的责任。工作运转就象一个腰椎间盘重度突出的病人，上下脱节、转动失灵。
5月的最后一天，全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召开。全省统一部署、全面铺开的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山林经营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改革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是分山到户，与分田到户把集体土地分给农民类似，这次是把属于乡村集体的山林分给农民。
决策者乐观预言，这次“林改”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次伟大创举，必将促成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第二次大爆发。
最终成效是否符合决策者的预期有待实践检验，但是对于一个山林面积21万多亩、涉及3579户、13468人的乡镇来说，这次“林改”无疑是继分田到户之后又一次人地关系的大调整。这种调整触及镇村组织和农户的切身利益，触动了每一个人的敏感神经。
镇里村里革了自己的命。粗略匡算，分山到户直接减少镇政府的当年经常性收入近百万元，实现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突然间就成了党政一班人的一项急迫任务；村级集体经济一夜入冬，收入剔除原有的上级转移支付基本全部归零，以至十多年后脱贫攻坚调查摸底时，12个村还有8个是省市挂号的贫困村。
群众看到天上掉馅饼，一哄而起，你争我夺。一时间，寂静的山林犹如沸腾的火山，烽烟四起。干群矛盾、民间纠纷高发爆发，仅是山林纠纷就达到300多起。许多改革文件中没有提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上级的指示微言大义，鼓励地方政府“群众怎么满意就怎么搞”。
镇村干部面对群众的多种诉求吃不准政策、拿不定主意，手忙脚乱、焦头烂额。群众成群结队到村部、来镇里找领导、要答复。一个星期之内，我三次集中接访的人数就在千人以上。林林总总的诉求当中，镇村联营林场和村办林场这块“唐僧肉”怎么分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一天下午，接到西坑村报告，部分村民聚集在村部。有人把村委会的牌子摘走了。新镇长带一个工作组赶了过去。晚饭后，工作组还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我叫上一名家在西坑的副镇长一起过去看看究竟什么情况。
走到村部的大门边，里面的情景吓我一跳。昏暗的光线下，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上乌泱泱地站了足有三四百人。有人情绪激动，围在一楼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面前不断地用力拍打着紧闭的门窗，大声叫喊着：“里面的人——到底出不出来！”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嘘声和起哄声。
没有人注意我俩的到来。我们先在人群的外围转了一圈。几名派出所的干警在勉强维持着近乎失控的秩序。镇里的干部不见踪影。新镇长独自在临近公厕的一个阴暗角落里不知道和谁打着电话。四目相对，他满脸惊慌失措的惶恐和茫然。在这样混乱而紧急的情况下离开现场，脱离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这与战场上临阵脱逃有什么两样！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句粗话，强压怒火，快步朝人群走去。
来到人群面前，随行的副镇长用客家方言介绍我：“咯是捱俚镇里咯辛书记。你俚有麻格事都可以同辛书记哇！”听到副镇长的声音，散落在会议室、办公室和客房等处的镇村干部纷纷跑出来聚拢到我的周围。
“还以为书记不敢来见捱俚老百姓哦！”人群中飞过来的这句话不无讥讽。我朗声接过话头：“任何时候，共产党的书记不敢见他领导的人民群众，就不配当这个书记！”躁动的人群刹那间安静下来。
“大家今天聚到一起，主要还是为了林场分山的事情吧？”我投石问路。
“你哇呢！村上这个山你俚到底是舍得分还是不舍得分啰？分得成还是分不成哦？”质问的语气中露出强烈的不满和焦躁，犹如一捆干柴，遇火就着。
“对，舍不得、分不成，捱俚就来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问一下上面更大的领导！”人群中响起一片嘈杂的附和声，话里藏着话，软中带着硬……
等到大家的不满情绪渲泄得差不多了，我才往下说：“分山到户是这次改革的关键内容，省里要求分山到户率达到百分之百，所以村上的山是肯定要分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山场现有的经营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集体经营，有的承包给了个人，承包的时间又有长有短，而且有的既包竹子又包树、有的只包竹子不包树。终止经营的财务怎么处理？承包人不肯退出怎么办？这些问题在上级的文件里都找不到解决办法，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去协商。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收集方方面面的反应，正准备提出一个符合政策要求、尊重群众意愿、各方都能接受的指导意见。我今天明确地告诉大家，就在这几天，这个文件就会和大家见面。时候不早了，大家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
众人将信将疑，在镇村干部的耐心劝导下开始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家。午夜时分，我主持开完现场办公会步出村会议室，最后一拨村民才心有不甘地离开村部。
文件付诸实施后的一天早上，西坑村的村部不知是谁点燃了一挂爆竹，一群人在噼哩啪啦的爆竹声中把摘走的村委会牌子又端端正正挂回了原处。同一天，邻村一位带头到西坑村参加当晚群访聚集的支部书记以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追究责任被免去职务。
林业重镇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给县里添半点麻烦，自主探索，创造性地破解了情况复杂的集体林场如何实施分山分利的实践难题，工作进度走在全县最前面，工作经验被县林改领导小组出专辑向全县推广。与此同时，在有类似难题的一个邻近乡镇，县林业局长被当地群众围堵在一个林业大村里两天一夜脱不了身。
不久，省林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来我县检查指导“林改”工作，要召开一个座谈会。县里通知我和这个邻乡的主官参加会议并作好发言准备。按照会前安排，我简要汇报工作成效和主要工作方法。他则着重反映存在的种种困难和意见建议。厅长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批评我可能对“林改”的参与度不高，情况不太熟悉，发现问题不够。表扬他深入了解改革的难度，善于发现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在场的县领导目光齐刷刷地望向我，有的惊讶，有的同情，但谁也没有吭声。会后竟然还有人用惋惜的口气说我可能领会错了领导的意图。我好想骂人！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宜春市林业部门两名干部来到镇里。我在办公楼一楼大厅门口把他们迎进接待室。从见面到落坐，二人双手捧着自带的茶杯，脸色阴沉。未及寒暄，其中一人开口便是责问：“林改要求放活木竹经营，你们怎么还在设杠设卡阻碍市场流通？”
我听懂来意，陪着笑脸向二位解释“我们已经按要求对林业收费、市场经营情况进行了清理排查，出台了清理整顿涉农收费、全面放开木竹经营市场、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长效机制三个文件，还设立了举报电话。你们在路口看到的那根杠以前的确是个木竹检查站，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按照全县有机农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在全镇推行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它的职能已经转变为对违禁农药化肥进行检查监控。县里的有机农业乡镇都设有这样的检查站。”
但他们既没有查看我们出示的文件资料，也不愿意听取我们的汇报说明，而是自始至终紧绷着脸。沟通交流进行不下去，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天晚上，陪同县委书记在北京出差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今天市里分管林业的副市长和书记通话，说你无视农村税费改革和林改要求，拒不撤站拆杠，造成不良影响。要撤掉你的职务！书记很不高兴，问你是怎么搞的？”
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憋屈，在通报昨天下午的情况时，忍不住把满腹的牢骚和苦水浇头盖脸地吐向了秘书：“我是从书记身边出去的，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了解的吧！我当然有不少缺点，也会犯错误，但基本的政治素养还是有的吧！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愚蠢到会去公然抵制上级的指令性文件！书记耳朵根也不能太软了，怎么能听到风就是雨、捡到风皮（方言，头皮屑）就是信呢！我不希望他偏袒我，但是难道就没有一点护犊之情吗？退一万步讲，两个都是厅级干部，书记还是市委常委呢，没必要紧张成这个样子，最起码可以回对方一句等我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再说吗！……”
后来，还是这位副市长，还是因为这个站这根杠，又要求县委撤换时任镇党委书记。当然，最终结果是谁的职务他都撤销不了。
几年之后，在一次全市的领导干部大会上，这位副市长讲话时铺排了一宗宗他所收集的事例，历数乡镇干部的种种“恶行”，导致会议“炸场”，参会的乡镇党委书记们不约而同纷纷起身离开会场，主席台下顿时空了一大片。会场外激忿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不论什么身份的领导干部，看问题、想事情都要客观全面，都要讲辩证法。”
“如果乡镇干部都象他说的那样恶、那样坏，还会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吗？”
“这样的人以后回来家乡茶都不能给他喝！”……
市委书记洞若观火，在大会总结讲话时展现了他对混乱局面强大的应变和统驭能力，果断出手纠偏，特意脱离讲话稿加了一段话，详细列举了乡镇干部的种种艰辛不易和重要作用，才平复了众多与会者的愤懑。
冬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县长来了。我陪他去看刚刚竣工投入运营的变电站。路上，他突然问我当书记以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题目太大，我一时答不上来。他替我说出了答案：“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你认同么？”我接连点头：“县长总结得太好了！我在这里三年了，的确是按自己的设想干了几件事情。但是干成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您大力支持的结果啊！马上就要乡镇换届了，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未了。这也是全镇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希望能够再次得到县长的大力支持！”县长看了我一眼。
我指了指脚下，“把它修成水泥马路。按照乡镇当业主的老办法，我们的线路太长，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太大，恐怕会做成‘胡子工程’，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如果按照‘谁管谁修’的思路让公路局来当业主，线路规划、施工、补助资金统统归他，我们负责占用土地的征收和境内各项协调。有钱赚是他的，钱不够他还可以想办法向上争取。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县长笑着指了指我：“你这小子！”
过了几天，我又邀请到另一个情况相似的山区乡镇的党委书记一起去找县长，恳请他亲自出马与公路局协商促成这件好事。
年底，县委着手考虑乡镇换届的人事安排。一天，县委书记的秘书来电话说书记叫我去一下他那里。两人见面后，书记问我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他把我找过来这样问，一定是已经有所考虑了，所以我沉默一会儿之后，缓慢而坚决地说：“进城吧！”
他没有立即回应，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才开口说话：“也好，让他们去争。再说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吧，我看你还是先去司法局坐个位子。”
我立即明确表示反对：“我现在还不想落位！”
他似乎略感意外，停顿了一下，神情严肃地说：“那就不能当一把手！组织部、宣传部的副部长、纪委、政法委的副书记，你可以任选一个。”
我几乎不加思索地作出选择：“组织部！”
2006年元月，我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县委组织部当副部长。报到的那天，送行的车队逶迤行进。车窗外，修路的工程队正在全线摊铺水稳层。人们距离告别天晴一身灰、下雨一身泥的日子不远了。空旷的田野正在休耕冬眠。这片土地已经连续两年顺利通过了欧盟有机食品认证中心BCS中国分支机构的年度检查认证，今年即将度过三年转换期，有机农产品走向国际国内高端食品市场的曙光就在眼前……